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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宋权臣贾似道不是无能之辈 也不是想卖国

上传:admin 审核发布:admin 更新时间:2010-9-1 17:57:09 点击次数:966
 

有人的地方就有江湖。

这句话绝对是至理名言。

比如这几十年来,蒙古人和南宋人之间就是一个最大的江湖。

而眼下,郑虎臣和贾似道就是一个小小的江湖……

凡江湖者,必有是非恩怨,必有弱肉强食,亦必有斗争杀戮。

贾似道觉得从离开临安(今浙江杭州)的那一天起,负责押送他的郑虎臣似乎就有意要在他的贬谪路上把这一切都尽情地演绎一番。比如刚刚走出临安不久,郑虎臣就恶狠狠地驱散了随贾似道南下的几十个侍妾;赶走她们之前,还把她们身上佩戴的金簪玉饰通通撸下来据为己有;随后他又故意掀掉贾似道头上的轿盖,让他暴晒在南方七月的骄阳下;而且一路上还让轿夫反复不停地唱一首杭州俚曲:"去年秋,今年秋,湖上人家乐复忧,西湖依旧流;吴循州,贾循州,十五年间一转头,人生放下休。"吴循州指的是多年前被贾似道排挤到循州(今广东龙川)的丞相吴潜,而贾循州指的就是贾似道,因为他此次的贬所恰好也是循州。

上个月他们路过一座古寺,墙壁上又有吴潜的题字,郑虎臣就乐不可支地把贾似道叫过去,指着那些字阴阳怪气地说:"贾团练,吴丞相何以至此啊?"

几天前他们乘船经过南剑州(今福建南平)的黯淡滩,郑虎臣又说:"这溪水如此清澈,贾团练,你为何不死在此处啊?"

贾似道说:"太皇太后许我不死。一旦有诏,我就死。"

郑虎臣冷笑了几声。

从他的笑声中,贾似道听见了隐隐的杀机。

宋恭帝德祐元年(1275年)九月的一个黄昏,他们走到福建漳州城南20里的木棉庵。站在小庵窄窄的庭院里,郑虎臣和贾似道四目相对。就在这一刻,贾似道从对方眼中看到了一团燃烧多年的复仇的火焰。

多年前那个名叫郑埙的地方官被贾似道流放的时候,也曾经用这样的一双眸子看过自己,不过几年后这个人便含恨死在了贬所。贾似道绝对没想到,到头来自己居然落到了他儿子郑虎臣的手上……这真是天道好还,冥冥中一切自有定数!

贾似道苦笑着把目光从郑虎臣的脸上移开,回头遥望了一眼西天凄艳的晚霞-此刻,夕阳正在以一种绝美的姿势坠落,而他将再也看不见它重新升起。从某种意义上说,大宋帝国也正在以同样的姿势坠落,而偌大的天下,又有谁能让它再度升起?

没有了。

贾似道曾经努力过,可是他没有成功。后来他放弃了努力,于是人们就把他曾经做过的一切一笔勾销。所以贾似道知道,此刻郑虎臣眼中所燃烧的-除了家仇,还有国恨!

其实大宋帝国从很多年前就开始陨落了。无论人们认为贾似道是延缓还是加速了它的落势,都注定挽回不了它覆亡的命运。可人们总是喜欢把一个国家的灾难和某个人联系在一起,甚至把责任全部推给一个人,以此发泄他们的愤怒、减轻他们的痛苦。而贾似道则在南宋与蒙古这场巨大的江湖博弈中,很有幸也很不幸地成了一个最引人注目的主角。所以这个秋天的黄昏,会稽县尉郑虎臣就注定会喊出这么一句义愤填膺气壮山河的话-"吾为天下杀似道,虽死何憾?"

在落日沉静而凄美的余晖中,在漳州这座小小的木棉庵里,贾似道看见一道致命的寒光从他面前闪过。同时掠过的,还有他的整整一生……

贾似道出生于台州(今浙江临海)的一个官宦世家,祖父贾伟是绍兴年间进士,曾任开江(今重庆开县)和汉州(今四川广汉)的地方官;父亲贾涉官至淮东制置使,在嘉定年间的宋金战争和招抚义军过程中屡立功勋,于嘉定十六年(1223年)病逝,年仅45岁。数年后贾似道以父荫被朝廷授予嘉兴司仓之职。绍定四年(1231年),贾似道的姐姐被选入宫中封为才人。由于多出了这层裙带关系,贾似道被调入京师担任太常寺籍田令。

嘉熙二年(1238年),贾似道金榜题名,考中进士,随即被擢升为太常丞、军器监。那一年贾似道25岁,可谓少年得志。春风得意的贾似道不愿辜负青春韶华,于是经常与一些歌伎泛舟于西湖之上,终日饮酒赋诗,有时候甚至玩到深夜。

有一天夜里,理宗皇帝登高远眺,看见西湖上灯火通明,就对侍从说:"此必似道也。"次日一问果然不错,于是皇帝就让京兆尹史岩之对贾似道进行批评教育。史岩之回奏皇帝说:"似道虽有少年习气,然其材可大用也!"

史岩之作为一个朝廷高官,如果不是真正看出了贾似道的能力,绝不敢在皇帝面前夸下如此海口。当然,人们也可以认为这是史岩之看在贾贵妃的面子上对贾似道进行袒护。可是,如果我们从贾似道日后在帝国政坛上的种种作为和表现来看,史岩之所说的"其材可大用"就不算言过其实。

贾似道登第这一年,朝廷让他出任澧州(今湖南澧县)知州。贾似道辉煌的仕途生涯自此展开。淳祐元年(1241年)四月,贾似道升任太府少卿、湖广总领。在此任上,他对湖广财政进行了大力整顿,成功解决了辖区内货币贬值和物价飞涨的问题,获得了天子和朝廷的嘉奖。

从此贾似道开始青云直上,成为帝国最年轻的封疆大吏之一。

淳祐九年,贾似道又升任宝文阁学士、京湖安抚制置大使;次年二月,又以端明殿学士出任两淮制置大使、淮东安抚使,知扬州;九月,又兼淮西安抚使。宝祐二年(1254年),贾似道被擢升为同知枢密院事,并封临海郡开国公,进入了帝国的权力中枢。

对于贾似道在这十几年里的快速升迁,后世史家极力宣称是得益于他的裙带关系。

其实这种说法并没有确凿根据。首先,一个最简单的事实是:早在淳祐七年二月,贾贵妃便已病逝;两年后理宗皇帝便转而宠幸一个姓阎的贵妃。如果事实真的像后世史家说的,贾似道在淳祐八年之前的仕途发展必须归功于他姐姐的话,那么从淳祐七年到宝祐二年的七年间,贾似道在大树已倒的情况下,不但荣宠不衰、继续稳步高升,而且最终还跻身于权力中枢,这该作何解释?如果没有贾似道本人的从政能力和显著政绩作后盾,在贾贵妃死后,理宗皇帝还会乐此不疲地把一顶更比一顶大的乌纱赏赐给一个只会靠裙带关系往上爬的"前国舅爷"吗?更何况,在这十几年里,蒙古人对南宋发动了越来越猛烈的进攻,帝国的军事形势日益严峻,在此情况下,理宗皇帝就算再昏庸,也不至于把帝国的边防事务和军政大权交给一个无能之辈吧?

实际上,从淳祐五年到宝祐二年的十年间,贾似道作为军政大员在"沿江"、"京湖"和"两淮"等地区一直干得有声有色。贾似道发动军民开荒、屯田、修筑城防,不仅解决了驻地军队的粮饷和修筑城防的费用问题,而且还在一定程度上支援了周边地区,可以说对帝国的边防和军备事务作出了不小的贡献。为此理宗皇帝特意下诏对贾似道进行表彰:"乘边给饷,服勤八稔,凡备御修筑之费,自为调度,稍有余蓄,殊可加奖!"

宝祐四年,贾似道被擢升为参知政事;宝祐五年又被加知枢密院事,从此正式进入帝国高层的宰执班子。

宝祐五年九月,让大宋天子和臣民最为恐惧的事情降临了。蒙古大汗蒙哥命其弟阿里不哥留守和林(今蒙古国哈尔和林),随后御驾亲征,兵分三路大举攻宋。他本人亲率大军进攻四川;另一路由其弟忽必烈率领,自河南南下进攻鄂州(今湖北武汉),兵锋直指大宋都城临安;第三路由元帅兀良哈台从云南进攻邕州(今广西南宁),企图迂回攻取潭州(今湖南长沙),对临安实施包抄合围。

十一月,理宗皇帝急命贾似道为枢密使兼两淮宣抚大使,开始指挥前线作战。次年正月,天子又加封贾似道为京西、湖南、湖北、四川宣抚大使,督江西、两广人马,实际上就是把三个战场的军事重任和指挥大权全部交给了贾似道。

蒙哥大军一开始势如破竹,连克数城,但在进攻合州(又称钓鱼城,今重庆合川)时却遭遇顽强抵抗。从开庆元年(1259年)二月一直打到七月,蒙古军日夜猛攻,伤亡惨重,钓鱼城却依然固若金汤。蒙哥一怒之下,亲临阵前督师,不料身中流矢,于七月末暴卒于军营中。

九月,忽必烈兵至长江北面的黄陂(今湖北黄陂),正欲渡江,亲王穆哥从合州遣使带来了蒙哥的死讯,并敦请他立刻北还以维系朝野人心。忽必烈说:"吾奉命南来,岂可无功遽还!"遂下令渡江,次日开始围攻鄂州。

战报传至临安,朝廷震恐。天子立刻传诏,于军中任命贾似道为右丞相兼枢密使,其余一切职务依旧,让贾似道火速进驻汉阳(今湖北武汉)、驰援鄂州。十月,贾似道进入危城督师,亲自指挥鄂州保卫战。

这一战打得艰苦卓绝。

蒙古军依恃其强大的战斗力,连攻半个多月,鄂州城却纹丝不动。忽必烈见久攻不克,便改变战略,命部将挖掘地道。可这一招早在贾似道的意料之中。他下令士兵修筑木栅栏,一夜之间就筑起了一座"夹城"。蒙古军从地道潜入城中,却成了瓮中之鳖,全部被宋军歼灭。忽必烈闻报,仰天长叹:"吾安得如似道者用之!"

这场战役打到十一月,鄂州守军的伤亡已经超过13000人,而蒙古军也在鄂州城外抛下了不计其数的尸体。忽必烈身边的将领纷纷发牢骚,说这都是因为听从士人的建议,在此前的战争中禁止对攻陷的城池进行屠城,才使宋人敢于顽强抵抗。忽必烈闻言大怒,说:"彼守城者只一士人贾制置,汝十万众不能胜,杀人数月不能拔,汝辈之罪也,岂士人之罪乎?"

随后,南路蒙古军在兀良哈台的统率下于十一月中旬进抵湖南,开始猛攻潭州,从南面对临安造成了新的威胁。朝廷急命贾似道前往黄州(今湖北黄冈)组织南面战场的防御。与此同时,贾似道接到合州王坚遣使送来的蒙哥死讯。一接到这个消息,贾似道意识到结束这场战争的机会来了。他立刻派遣秘使宋京前往蒙古军大营,在口头上承诺,以南宋向蒙古"岁奉银、绢各二十万"的条件让忽必烈退兵。事有凑巧,同一天忽必烈也接到了他妃子的急信,称留守和林的阿里不哥已经夺取了对朝廷的控制权,随时有可能继承汗位。忽必烈遂决定撤兵,派遣使臣赵璧入鄂州与宋京进一步谈判。由于忽必烈归心似箭,所以特意叮嘱赵璧说:"汝登城,必视吾旗,旗动,速归可也。"

赵璧登城后,急欲见到贾似道,希望能迫使他答应更多的和议条件,诸如"称臣"和"割江为界"等,但其时贾似道人已在黄州,赵璧仅与宋京交谈几句后便发现蒙古军即将拔营的信号,遂无奈地扔下一句"俟它日复议之",然后匆匆随军北还。

至此,鄂州与潭州相继解围,历时百余日的鄂州保卫战以蒙古撤军、南宋坚守阵地而结束。贾似道当即向朝廷上表:"诸路大捷,鄂围始解,江汉肃清。宗社危而复安,实万世无疆之休!"理宗皇帝大喜过望,立刻宣旨命贾似道以少傅、右丞相的职衔回朝接受嘉奖。

贾似道回到临安后,天子命百官郊迎犒劳,备极荣宠,并且赏赐给他大量金帛;其余有功将士亦皆论功行赏。对于天子给予的封赏和殊荣,贾似道是当之无愧的。在整个鄂州保卫战中,他以宰辅之身深入一线战场,自始至终与鄂州军民一起浴血奋战,不但尽了人臣应尽的职责,而且表现出了一个主帅应该具有的勇气、智谋和才干。对此,作为敌军主帅的忽必烈对贾似道的那句评价便是最好的证明。

然而这场战争的尾声却有一个小小的瑕疵,那就是"和议"。

众所周知,鄂州之战后,贾似道向朝廷奏捷的时候没有提及和议之事。于是人们就在这里打了一个问号:为何贾似道对此只字不提?

其实原因很简单,这本来就不是一份真正意义上的和议。首先,它既没有像正常和议那样经过反复谈判,也没有在谈判后形成一份正式的文件,充其量就是一个仓促之间的口头约定而已,对宋方根本不具备约束力。其次,当时蒙哥猝死、汗位空虚,忽必烈一心想要回朝争夺汗位,他之所以没有主动退兵,是因为以十万之众历时数月不能下一城而感到颜面扫地、心有不甘,所以急需一个能让他堂而皇之撤兵北还的借口。而贾似道在这个关键时刻提出和议恰恰就是给他一个下台的梯子,可见这份口头约定实际上是双方利益交换的产物,根本没有任何实际效力。在蒙古退兵、鄂州解围的目的达到之后,这份口头约定当然也就随之变得一文不值。既然如此,贾似道又何必多此一举地要求朝廷履行呢?

此外,贾似道在当时的口头协议上的确承诺要向蒙古"岁奉银、绢各二十万",但绝不包括后来蒙古所宣称的"称臣"和"割江为界"。所以当忽必烈派遣使臣郝经前来要求贾似道兑现上述并不存在的承诺时,贾似道一口回绝,将郝经扣留在真州(今江苏仪征)的军营中,并且封锁了与此有关的一切消息。总而言之,贾似道不仅不打算履行蒙古后来提出的"称臣"和"割江为界"等无理条款,而且也否认了之前口头承诺的"岁奉"。因为在他看来,宋与蒙古之间本来就不存在正常邦交,双方只是在以江湖规则斗智、斗勇、斗狠而已,所以根本犯不着把战场上仓促达成的口头协议当成一回事。

换言之,蒙古和南宋之间本来就是一个你死我亡的江湖,贾似道又何必信守承诺?

说白了,这就叫"兵不厌诈"!

因此,就算后来郝经被拘的消息走漏,理宗皇帝向贾似道问起蒙古使臣的事情时,贾似道还是坦然自若地回答说:"和出彼谋,岂容一切轻徇?倘以交邻国之道来,当令入见。"

然而,后世史家却紧紧抓住贾似道隐瞒和议这一点不放,不但肆意掩盖整个鄂州保卫战的真相,极力歪曲贾似道在战场上的表现,而且宣称鄂州之捷是贾似道向蒙古屈节称臣、割地赔款的结果。

之所以会有上述种种诬枉之词,原因有二:其一,后世史家要把后来南宋灭亡的责任全部推到贾似道身上,所以凭空捏造种种有关他卖国的事实,以便让他坐实"奸臣"之名;其二,忽必烈回朝继承汗位之后,必然要为他的无功而返寻找更有力的借口,所以才会在贾似道承诺的"岁奉"之外加上"称臣"和"割江为界"等条款,如此一来,既能为他当时的撤兵提供冠冕堂皇的理由,还能以南宋背盟为口实为日后侵宋作好舆论上的准备。可后世史家却有意无意地掩盖或忽视了蒙古的险恶用心,不分青红皂白地把所有屎盆子都扣到贾似道头上,这其实是"欲加之罪,何患无词"!

理宗皇帝对贾似道在这场抗蒙战争中的表现非常满意,随后便擢升其为少师,封魏国公,同时下诏褒扬:"贾似道为吾股肱之臣,任此旬宣之寄,隐然殄敌,奋不顾身,吾民赖之而更生,王室有同于再造!"

贾似道执掌宰相大权后立即着手做了三件事。首先是整顿朝纲,罢黜了一大批恃宠擅权、贪赃枉法的宦官和外戚。其次,下手清除军队中的异己势力,如高达、向士璧、曹世雄等人。毋庸讳言,贾似道这么做是在自毁长城。因为这些将领虽然有自恃勇武、轻视文官的毛病,而且在鄂州之战中不服从贾似道的节制,显露出拥兵自重的倾向,但他们毕竟都是帝国的军事中坚,关键时刻还需依靠他们来保卫江山,而贾似道却出于一己之私将他们铲除殆尽,这显然是不可饶恕的。倘若单纯从这个角度来看,贾似道对南宋后来的亡国的确应该负相当一部分责任。

贾似道所做的第三件事是推行"公田法"。

所谓"公田法",就是将那些被官僚地主阶层大量兼并的田地以低成本收归国有。可想而知,此举势必严重侵害权势阶层的利益,所以后来一经推行便遭到强烈的反对和普遍的责难。正是这项改革,使得贾似道成为南宋末年所有既得利益者共同的敌人,也使后世史家多出了一个抨击贾似道的有力借口。

贾似道之所以会进行这项改革,实在是因为其时南宋帝国的经济和财政问题极其严重,几乎濒临崩溃的边缘,不改革就根本没有出路,而问题的根源就在于国家长期以来的财政亏空和官僚地主阶层对土地的兼并。南宋朝廷自南渡以来就一直没有摆脱财政赤字,至理宗时期,每年的财政收入仅一亿二千多万贯,支出却多达二亿五千多万贯,而朝廷解决财政困难的唯一办法就是不断增量印行纸币,这叫作"造楮(chǔ)"。可依靠"造楮"缓解财政困难无异于饮鸩止渴。因为增量印行纸币的直接结果就是导致货币贬值和物价飞涨。例如:南宋初年一石米仅售钱三缗,可到了南宋末年,一石米已经卖到了一千缗,货币贬值超过了三百倍。而货币越贬值物价就越上涨,朝廷就越是加大纸币的发行量,最终陷入了一个难以摆脱的恶性循环。并且,由于大量土地掌握在权势阶层手中,他们往往又倚仗权势逃避赋税,因此军队的粮饷严重不足,所以朝廷就继续增发纸币,向地主富户强行摊派、征购粮食,以充军队粮饷,这叫作"和籴"-即所谓"国用边饷,皆仰和籴"。可是,"和籴"依赖的仍然是不断"造楮",所以它不但使得物价持续上涨,而且无法从根本上解决军需不足的问题。

对于上述种种经济和财政困境,贾似道将其概括为一句话,就是-"国计困于造楮,富民困于和籴"。

在此严重危机下,如果再不进行改革,南宋帝国不需要等到蒙古入侵,自身就会先行崩溃。所以贾似道在执掌朝政的第三年初,便迫不及待地授意临安知府刘良贵、浙西转运使吴势卿及御史言官们联名上疏,呼吁实行"公田法"。

此法具体言之就是:按各级官员的品秩高低规定其所能占有的田地限额,超限部分必须拨出三分之一由朝廷买回,再作为公田出租,以此项收入充作军队粮饷。举例而言,如果某个官员按规定所享的田地限额为二百亩,而他实际田产为八百亩,那他必须拿出六百亩的三分之一即二百亩作为公田卖给朝廷。

如同上述,若买回公田一千万亩,一年可收租米六七百万石,既可充军饷、免和籴,又能杜绝滥发纸币,还能平抑物价、防止富豪兼并,可谓一举五得。为了让"公田法"能够顺利实施,贾似道以身作则地拿出了自己的田产一万亩充为公田,并且迫使其时田产最多的宗室亲王赵与芮也拨出了一部分田产。

贾似道知道此举得罪了赵与芮,可没想到自己日后竟然因此而遭杀身之祸。

"公田法"选择在平江、江阴、安吉、嘉兴、常州、镇江等江浙地区最富庶的六郡实施。朝廷设立"官田所",以临安知府刘良贵为提领,推行一年后立即产生了显著成效,朝廷买回约一千万亩的公田,当年收租米六百多万石,足够应付军队一年的粮饷,达到了预期目的。

贾似道的本意是针对上层富豪,可一旦具体实施,许多官吏要么急功近利,要么操之过急,要么与富豪勾结,最终也不免引发种种弊端,成了扰民之举。如刚开始时都是从田产最多的富户买起,可渐渐发展到二百亩以上都必须"投买"(申请卖田),最后连"百亩之家"的小地主也无以幸免,致使"浙中大扰"、"民破产失业者甚众"。

所以此举既遭到权势阶层的极力反对和阻挠,也遭到了平民阶层的普遍诟病。可我们必须指出,伤害中下层的利益并非出自贾似道的本意。对此,当朝野上下群言汹汹地反对"公田法"时,理宗皇帝就坚决支持贾似道。他说:"言事易,任事难,自古然也。使公田之说不可行,则卿建议之始,朕已沮之矣。惟其公私兼济,所以决意行之。今业已成矣,一岁之军饷,仰赖于此。若遽因人言罢之,虽可快一时之异议,其如国计何?卿既任事,亦当任怨,何恤人言!卿宜安心奉职,毋孤朕倚毗之意。"

景定五年(1264年)十月,理宗皇帝驾崩,皇太子赵禥即位,是为宋度宗。

年轻的度宗一即位,马上擢升贾似道为太师,封魏国公,对他异常尊崇。每次贾似道上朝行礼时,他必定起身答拜,并且不敢直呼贾似道的名字,而是称"师臣"。群臣更是毕恭毕敬地尊称贾似道为"周公"。

此时的贾似道不禁有些飘飘然了。

人是很容易自我膨胀的动物。当他置身于权力的巅峰,眼前再没有强劲的对手,耳旁只剩下一片阿谀谄媚之声时,就会目空一切、忘乎所以。从咸淳元年(1265年)开始,贾似道生命中的最后十年基本上可以用"骄奢淫逸"四个字来概括。整个帝国自上而下都对贾似道俯首贴耳、言听计从,甚至连年轻的度宗皇帝也被他玩弄于股掌之中。

为了验证自己在新皇帝心目中的分量,贾似道故意跟他玩了一个小小的把戏。贾似道主持完理宗的葬礼后便悄无声息地挂冠而去,同时授意心腹将领吕文德向朝廷谎报军情,声称蒙古军队正在猛攻下沱(今湖北宜都东南)。朝廷震恐,谢太后和年轻的天子更是吓得六神无主,慌忙下诏让贾似道回朝主持大局。

贾似道心满意足地回到临安,知道自己已经成为朝廷中任何人都无法替代的主心骨。

咸淳三年二月,贾似道再次向度宗提出告老还乡,皇帝赶紧让大臣和近侍宦官一天四五趟传旨挽留,并且赏赐不断,甚至让宦官整夜守在贾似道的府邸外,以防他偷偷还乡。最后还下诏加封贾似道为"平章军国重事",允许他一月三赴经筵、三日一朝,并在西湖的葛岭上赐给他一座豪宅。

从此贾似道就在这片令人心醉神迷的湖光山色中遥控着整个帝国。

朝廷官吏每天都要抱着一大堆文书来到贾府呈报,大小政务都先经过其幕僚廖莹中和翁应龙处理,随后再由贾似道决断。朝中的一帮宰执大臣都成了摆设,只是在贾似道审阅批准过的文书后面署名而已。朝野上下献媚求官的人络绎不绝地在葛岭豪宅中出入穿梭。当时民间流传着这么一句话:"朝中无宰相,湖上有平章。"

咸淳三年末,蒙古大军再度南下,进抵南宋江汉防线的军事重镇襄阳(今湖北襄樊)。此次的南侵主帅是蒙古人阿术,而副帅就是七年前那个降蒙的南宋将领刘整。

贾似道数年前犯下的那个错误终于结出恶果-因为刘整对南宋的整个战略部署了如指掌,这次南侵计划就是他向忽必烈献计的结果:"攻宋方略,宜先从事襄阳。若得襄阳,浮汉入江,宋可平也。"

历时五年多的襄阳之战就此拉开序幕。

当襄阳、樊城的将士在前线浴血奋战、捐躯沙场时,贾似道却逍遥自在地徜徉在西湖的美景中、沉醉于葛岭的温柔乡里。他在豪宅中大兴土木,修筑楼阁亭榭,还造了一座美轮美奂的"半闲堂",将自己的塑像置于其中,与一群美姬宠妾日夜淫乐。他酷爱斗蟋蟀,经常与众妾席地而坐,以此为乐,有熟客来,不禁笑言:"此军国重事邪!"

客人说得没错,这就是贾似道当时的"军国重事"!他痴迷于蟋蟀罐里的厮杀恶斗,却遗忘了蒙宋之间的你死我亡。他不但绝口不提襄阳战事,也不许任何人言及。有一次度宗皇帝忍不住问他:"襄阳围已三年,奈何?"他竟然不动声色地反问:"北兵已退,陛下何从得此言?"皇帝吞吞吐吐地说:"适才有女嫔言之。"几天后这个多嘴的嫔妃就被赐死了。从此边事日急,然而朝野上下,再无人敢多说一句。

从这个时候起,曾经在鄂州保卫战中为帝国立下汗马功劳的那个贾似道就已经死了,此后为了挽救国家经济而不惜触犯众怒推行"公田法"的那个贾似道也死了,最后剩下的这个贾似道只是一具活在私欲和享乐之中的行尸走肉而已。社稷江山的安危存亡早已被他抛到脑后,他唯一关心的只有自己的富贵、名利、权势,以及永无止境的欲望……

咸淳九年正月,被围困达五年多的襄阳终于陷落。大部分将士英勇殉国,襄阳统帅吕文焕投降。

大宋帝国的丧钟正式敲响。咸淳十年六月,元世祖忽必烈发兵20万,以伯颜为统帅,至九月在襄阳完成集结,随后分东西两路大举南征。吕文焕被忽必烈任命为侍卫亲军都指挥使兼襄阳大都督,并在入朝晋见忽必烈的时候主动献上了攻宋之策,自请为先锋。

也许真的是天要灭宋,这一年七月,年仅34岁的度宗赵禥突然扔下这个风雨飘摇的帝国撒手而去。虽说赵禥登基十年来始终是一个傀儡天子,但在这个最为紧要的关头突然驾崩,则不免使得这座人心惶惶的江山更加暴露出分崩离析的征兆。贾似道拥立了年仅三岁的嘉国公赵即位,是为宋恭帝;尊皇太后谢氏为太皇太后,临朝听政。仅三个月的时间,南宋在江汉防线上的重镇就全部沦陷,临安的门户訇然洞开。元军顺江东下,沿途宋军望风而降。大宋帝国无可挽回地走到了灭亡的边缘……

德祐元年(1275年)正月,最后的时刻终于到来。贾似道怀着无奈和忐忑的心情,抽调13万精兵走上战场。二月,他率水军在长江江面上与元军展开决战。可他断然没有想到,心目中这13万帝国精锐竟然是13万可耻的逃兵。当战鼓喧天、旌旗蔽日的元军刚刚向宋军前锋发起攻击的时候,13万大军就争相逃窜,几千艘战船像一群无头苍蝇一样互相乱撞,元军趁势疯狂砍杀,宋军被杀和溺毙者不可胜计,所有的军资器械全部被元军缴获。

树倒猢狲散。13万所谓的帝国精锐就这样在一夜之间灰飞烟灭。

贾似道从战场撤下来后,一直躲在李庭芝重兵驻守的扬州。然而,躲得了一时,躲不过一世。随着宋军的接连失利和诸府州的相率降元,朝野纷纷上疏,异口同声地要求太后将贾似道诛杀。谢太后起先还想保他,看到舆论太盛,不得不命李庭芝将其遣回越州(今浙江绍兴)。越州守臣一听说,马上坚闭城门不让他进去。朝廷只好把贾似道改徙婺州(今浙江金华),没想到婺州人居然到处张贴布告,坚决驱逐他。朝廷又把贾似道改迁建宁(今福建建瓯),结果又有人上奏说:"建宁是名儒朱熹的故里,即使是刚刚懂事的三尺童子,一听说贾似道要来都会恶心呕吐,何况见到他本人?"

曾经权势遮天的堂堂宰相贾似道,如今居然成了过街老鼠,连一个容身之处都找不到!

朝廷无计可施,只好把他贬谪到偏远的岭南,让他以高州(今广东高州)团练使之职前往循州安置,同时抄没了他的所有家产。

在所有仇视贾似道的人当中,固然有相当一部分是出于对他晚年骄奢误国的义愤,但是其中也不乏对其素怀私怨者,因为"公田法"曾经严重损害了他们的利益。为首的人就是福王赵与芮,他意识到报仇的机会来了,就暗中招募能在半道上把贾似道干掉的人充任监押官,而会稽县尉郑虎臣就在此刻站了出来。郑虎臣本人就是浙中的大地主,其田产就曾因"公田法"而被朝廷变相没收,其父又曾被贾似道贬逐,所以,郑虎臣无论如何也不会错过这个报仇雪恨的机会。

究其实,郑虎臣算不上为国锄奸的义士,因为他的行为中掺杂了强烈的私心,何况当时贾似道的政治生命已经彻底终结,完全丧失了"祸国"的能力,杀他除了泄愤之外,于国事毫无裨益。说白了,郑虎臣之所以诛杀贾似道,与其说是出于一种高尚的爱国情操,还不如说是出于一报还一报的江湖规则。

如果从贾似道晚年的所作所为来看,他的下场固然是罪有应得,然而,仅凭他晚年的骄奢和误国,后世史家就把他的一生全部抹黑,这种逻辑无疑是简单而粗暴的。

在中国人的认知习惯中,一个人只要被认定为是"坏人",他一生中的所作所为就都会被打上"坏人"的烙印。这在心理学上叫做"晕轮效应"。也就是当认知者对一个人的某种人格特征形成好或坏的印象后,人们就倾向于据此推论该人其他方面的特征,这就像刮风天气时,月亮周围的光环(亦即晕轮)是月光的扩大和泛化一样,故称为"晕轮效应"。在对人的认知中,由于晕轮效应,一个人的缺点一旦变为光圈被夸大,其优点也就隐退到光的背后被遮蔽了。

这是一种典型的"选择性失明",可它却在中国盛行了几千年。要到哪一天,国人在面对历史、品评人物的时候才可以摆脱非黑即白的一元化思维,拥有更为客观、清明而圆融的理性思考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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