董时进于1900年旧历10月18日生于四川省垫江县武安乡天星桥董家老屋。董时进的父亲董世绪、母亲熊氏,历经艰辛,勤劳致富,在四川省垫江县(今属重庆市)买田置房。但因富而少文,深受其苦,吃过不少“哑巴亏”。于是发愤,决心使自己的四个儿子都要上大学。后来,他们的儿子董时进、董时恒、董时光公费留学美国,董时敏毕业于北平朝阳法学院。
董时进于辛亥革命前入桂溪高等小学堂读书,后到重庆上学,继而考入上海南洋公学(即上海工业专门学校,今交通大学之前身),毕业后弃工学农,于1917年考入北平京师大学农学院,在学习期间,品学兼优,而且爱好体育。1920年毕业后考入清华大学公费留学美国之专科,旋赴美国康奈尔大学专攻农业经济学。1924年获农业经济学博士学位,被选为美国施革玛赛学会荣誉会员,又在伦敦大学作学术研究,在欧洲各国考察一年。
1925年回国后,他曾任重庆西南体育专门学校名誉校长、北平大学农学院院长、四川大学农学院院长并执教有年;1929年他和竺可桢、翁文灏共五人代表中国出席太平洋科学会议;1938年任江西省农业学院院长、四川省农业改进所所长,在此期间,他成立了“中国农业协进会”,1940年为“国际农业协会”接纳;又创办“现代农民社”,自筹经费主编《现代农民》月刊,在全国公开发行。1940年在重庆沙坪坝井口镇兴办大新农场,种植果树。饲养奶牛,他亲身参加剪枝、嫁接等劳动。1945年举家赴上海。1945年10月任中国民主同盟中央委员。1947年创建中国农民党,任主席。两年后,由于反对土地改革,农民党被迫解散。
上书毛泽东劝阻土改
1949年12月,农业经济学家董时进进上书毛泽东,劝阻土地改革。
董的观点简单明了:中国的土地不是分配不均,而是人口太多,土地太少,农村劳力大量剩余。应当节制生育、优生优育,同时发展其他产业,将农村劳动力转移出去。如果平分土地,会将劳力束缚在土地上,阻碍中国工业化。平分土地后,土地细化,难实行机械化,且农民在小块土地上没有致富的可能,对土地长远投资缺乏热忱,土地将退化。再者,土地改革后,由于失却了地主富农的累进赋税,将给国家税收带来困难。
当时的一些文件和讲话,认为不到乡村人口10%的地主富农,占有约70%至80%的土地。董认为是不正确的。他指出,根据民国时期土地委员会在16省,163个县,175万多户农户中举行的调查结果,35.6%的农户拥有5亩以下耕地,24%农户拥有5至10亩,13%农户拥有10至15亩,1000以上的大地主只占0.02。这一调查和他在四川、江西等农村的考察近似。如今可查的数据,包括土改时期的调查,都证明了董的观点。
董时进强调,在中国,封地或土地世袭的封建制度,两千多年前就结束了。土地可以自由买卖,租赁基于双方自愿,土地拥有者中绝大多数是靠勤劳和善于经营起家的,如百姓所言,“富不过三代”。“有恒产”的传统令工农兵学商各阶层的人购买土地出租;这和存款、买股票是同样道理。拥有土地不是犯罪,极少数人用不法手段夺取土地才是犯罪。他给毛的上书中,举了进城女佣和黄包车夫蓄钱置地的例子。
拥有小块土地的农户,宁愿租出土地;自己有劳力和经营能力,另外向地主租土地耕作为生的情况普遍存在。自耕农刻苦勤奋,目标是成为富农或地主。土改后,分到土地者高涨的情绪,过了一段时期就会低落,因为他们耕种所得,都要上缴国家,没有发家致富成为富农地主的可能。
其实,董时进如此建言时,知道土改大局已定,于是悲哀地预言说,政权巩固之后,就会将农民的土地收回,建立集体农庄,粮食大量交给政府,然后会出现许多问题。最后,这位预言家说:“他们还是会放弃,回到正确的路上来”。
……
1950年,董时进迁美国定居,入美国国籍,执教于加利福尼亚州州立大学,又任美国国务院农业顾问。退休后,笔耕不辍,著述甚多;在美国、加拿大各大城市的社团、大学演讲不下300次,晚年为和平统一中国,奔走于海峡两岸,终因患肠癌,于1984年4月16日辞世,享年84岁……
关于董时进的更多介绍见:百度百科http://so.360.cn/s?q=%B6%AD%CA%B1%BD%F8%C9%CF%CA%E9%C3%AB%D4%F3%B6%AB&ie=gbk&src=hao_search&_re=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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