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只是家族英雄”
马寅初怒骂豪门1940年初秋的一天。位于重庆沙坪坝的重庆大学商学院礼堂内挤满了人，走廊里也挤得水泄不通。后来者，全都坐在窗台上。
人丛中，一位年近花甲的学者向讲台走去，人们自动让开路。他登上讲台，用那饱含智慧的双眼，环视全场一周。轻轻咳嗽了一声，便开始演讲。
讲台上没有扩音话筒，但铜钟般的洪亮的声音响彻整个礼堂。
这是他的开场白：“中国人民正在经受抗日战争的煎熬。然而领导我们抗战的却是一个腐败无能的政府。许多政府要员贪污腐化，大发国难财。在法币已经贬值、物价不断上涨的时候，主持财政的不设法稳定币值，制止物价上涨，反而突然宣布大幅度地降低法币对美元的比价，推波助澜地造成财政上的大紊乱，使物价猛烈地上涨。我学识浅薄，不知他们的用意何在？”
一阵阵热烈的掌声，如波涛呼啸。
人群中，有一位学生喊道：“很简单，他们的用意是只顾自己发财，不顾人民死活！比奸商、汉奸还要坏。”
又有一位学生喊：“马先生是美国耶鲁大学、哥伦比亚大学的‘双博士’，不是学识浅薄，是学问高超！”
这位演讲者是中国著名的经济学家马寅初(1882—1982)，浙江嵊县人。他1906年毕业于天津北洋大学，后留学美国，获耶鲁大学、哥伦比亚大学两个博士学位。1915年回国后，历任北京大学、上海交通大学、中山大学等学校教授。抗战发生后，马寅初来到重庆，受重庆大学之聘，任商学院院长之职。这天，马寅初给重大的师生作演讲。
马寅初又继续讲道：“刚才这位同学讲得对，他们的贪污误国之罪，等同于汉奸、奸商。听说在调整美元比价以前，那些洞悉内情的人，都拼命地向市场抢购美钞、黄金、白银，还通过种种方法套购外汇，抢购物资，一夜之间就发了大财。”
听讲的人拼命地鼓掌。
“更有甚者，身掌大权的人不仅自己做了许多见不得人的事，而且还怂恿他们的子女做尽坏事。”
人群中有人喊起了口号：“打倒豪门，严惩为非作歹的豪门子女！”口号声此起彼落。
马寅初的声音更加高昂：“这些豪门的财富已达到天文数字。我有一个主张，想听听大家的意见。这就是开征临时财产税，重征发国难财的人的财产，充实抗日的经费。就从孔祥熙、宋子文开始！”
全场高喊：“这主张太好了，早该收临时财产税了。对，从孔、宋开始！”马寅初接着说：“这不过要看当局有没有决心……有些人吹嘘某某人是民族英雄，我看他只是家族英雄，他是那些连襟、舅子贪赃枉法的总后台。”
更大的掌声响起。
马寅初不谋私利，疾恶如仇，一向敢言敢怒。在他任立法委员时，先后任立法院经济委员会和财政委员会的委员长，对于当时财经法案的审议无论在大会上和审查会上，都是站在国家和人民的利益立场上，力陈利害得失，据理力争，不管当时的财政部长是宋子文还是孔祥熙，他是不为炙手可热的权贵力量所屈服。每当财政部提出增税、发行公债等有关增加人民负担的法案时，他总是大声疾呼，坚决主张不予通过。就是孔宋亲自出席立法院会议，强作种种说明和辩解，他仍不假词色，面对面地力争。在中国经济学社一次年会上，马寅初就当面责问过孔祥熙(孔那天也与会)，他说：“我们中国经济学社的基金和我个人微末的储蓄，都是存在国家银行分文未动，就是将来在法币继续贬值下不值一文，我们为了维护国家财政的稳定，政府的信誉，决不拿那些存款去做投机买卖，兴风作浪，扰乱市场，请问部长先生，我们是不是应该这样做呢？”当时众人鼓掌，孔祥熙在台上呆若木鸡，无言对答，下不了台。后有人提议休息10分钟，才解此僵局，孔悄悄溜走。
“粉身碎骨都不怕，只留清白在人间”，这是马寅初书赠友人的对联。1923年就认识马寅初的一位学者这样回忆道：“这时马老早已将个人的生死安危置之度外……1940年，我在重庆亲聆了一次马老在中央大学所作的讲演，听讲的人十分踊跃，有学校师生、机关公务人员和其他各界人士，礼堂里座无虚席。马老又一次严词斥责了‘神圣不可侵犯’的‘委员长’。我记得，马老在讲得激动时，大义凛然地说：‘我知道特务就在周围，有勇气的可以把我抓起来！’他的话使反动派为之震慑，广大的抗日爱国群众也为之群情振奋，扬眉吐气。”
拒见蒋介石“委员长”立刻有了反应。
侍从室通知重庆大学校长叶元龙去见蒋介石。一见面，蒋就怒气冲冲地说：“你真糊涂！你怎么可以请马寅初当院长？你知道他在外边骂行政院长孔祥熙吗？他骂的话全是无稽之谈！”又说：“他骂孔祥熙就是骂我。最近连我也骂起来了。”蒋命叶元龙下星期四陪马寅初去见他。
叶元龙回到学校，把此事告诉了马寅初在中央大学时的学生，当时也在商学院教书的叶沛婴，要他转告马寅初。叶沛婴感到为难，但又不便违背叶元龙的嘱托。当天，就上了歌乐山去见马寅初。他见到老师后，就把叶元龙讲的详详细细讲了一遍。马寅初听了很气愤，没有立即回答。天色已晚，老师留学生住下来，学生的心情很沉重。翌日早晨，马寅初对叶沛婴说：“叶元龙陪我去见蒋介石，我不去！要我去，除非宪兵来请。”叶沛婴下山回到学校，把马寅初的话回复了叶元龙。他又说：“马先生意志坚强，说一是一，说二是二，不能勉强。”叶元龙沉吟不语。叶沛婴又说：“你去见蒋时，就说马先生有病如何？”叶元龙摇摇头，说：“马先生明明在上课，我怎么能说他有病呢？”
拖了一周，星期四到了，叶元龙一个人再去见蒋介石，小心地应付了几句。蒋介石知道用高压手段无效，自己下台阶，最后对叶元龙说：“我要同马寅初谈谈，你叫他以后来看我。”
软的不吃来硬的事情并没有结束。
在各种集会上，马寅初都有即席演说。他常说：“一个人，言人之言者易；言人之所欲言者难；而言人之所不能言者，就更难了！”马寅初说的都是人们憋在肚子里不能讲的话。他每次讲演或是对记者发表谈话，结尾时总是说：“这些话是我说的，是我马寅初说的！我负责！”
最高当局对于这位刚直不阿的学者文人，真如同骨鲠在喉，芒刺在背，老大地不舒服。用硬的手段不行，改用软的。派人送来蒋介石的名片，请马寅初去赴宴。马寅初对来人说：“委员长是军事长官，我是个文职，文职不去拜见军方！再说，我给委员长讲过课，他是我的学生。学生不来拜见老师，倒叫老师去拜见学生，岂有此理？他如真有话要说，叫他来找我。”
这一招又不成，真是煞费苦心。中央银行会计处处长金国宝奉命来游说，他见到马寅初说：“委员长说了，您是他的老前辈，既是老师，又是浙江同乡(嵊县与奉化紧邻，一条剡溪贯穿两县——笔者)。当此国难期间，应当是风雨同舟，齐心合力。现在战时的财政很紊乱，委员长敦请马先生任财政部次长，或者中央银行行长。”
马寅初听了沉默片刻，微微一笑道：“你们想弄个官位把我的嘴巴封上，办不到！在北京大学时，我就响应蔡元培先生的号召，参加过进德会，讲好不做官！”这金国宝不知马寅初的脾气，又涎着脸，说：“那么请马老先生买些美钞吧！政府批给你一笔外汇，这可不错啊！”
马寅初勃然大怒：“不，不！这种猪狗生意我不做。我不发这个国难财！你走！”
软的又不成，再来硬的。
有人送来装有子弹的信，信中说：如果你敢再开口，就叫你尝尝这种“卫生球”的滋味。
然而马寅初还是演讲，又在黄炎培办的中华职业学校作了一次公开演讲。他不仅骂孔宋贪污，发国难财，又骂蒋介石“不是民族英雄，而是家族英雄”。他还说：“我这次讲演之后，很可能没有机会再来公开演讲了！”
被捕时的壮别场面不幸而言中。1940年12月的一天，马寅初被逮捕了。先在宪兵团长胡某家里关了一夜。第二天又被押回重庆大学校园，逼他办理移交手续。办公室外面都是闻讯前来的师生。马寅初仍然讲话，但一句没有讲到自己，仍然是指斥四大家族怎样祸国殃民。群众报以热烈的掌声。急得押解他的宪兵团胡团长像被螫了似的团团乱转，最后不得不苦笑着说：“马老是奉命到第三战区考察经济的，时间紧迫，我们要立即动身！”说罢，就逼着马寅初走。
自发的群众已围了起来，不让马寅初走。马先生怕发生意外，劝大家冷静，并说：“大家请回吧，看他们岂奈我何！”群众这才让开一条路。
马寅初挥手告别。当走到银行系主任丁教授的面前时，把一本英文书递给了他，说：“征收战时财产税并不是我马寅初的发明！对于发国难财的抽其财产税，外国早已有之！我走了之后，希望你们继续研究这个问题！”这时含泪的群众中，有人禁不住放声大哭起来。
第二天，重庆《新民报》以《马寅初昨日挥泪离重大》为题，报道了这个少有的壮别场面。
马寅初先是被囚在贵州息烽，后又转押到江西上饶集中营。江西失守，马寅初又被押解到桂林，广西失守，又被押回四川。
事件发生后，叶元龙决定：商学院院长名义不动，在马寅初被囚期间，由他本人兼代院长职务。为着照顾马寅初家属的生活，马的薪金仍由会计室按月照付。为勇者祝寿1941年3月，重大商学院学生在中国共产党和民主人士的支持下，以庆祝马寅初60寿辰为名，掀起著名的“祝寿运动”，登报通知马的亲朋故旧和学生，谋求扩大影响，争取全国舆论支持营救马寅初恢复自由。
侍从室主任陈布雷见报大惊，打电话把叶元龙找去，一见面，就说：“你们这样做，置委员长于何地？”严词责令叶元龙回校制止。但由于学生坚持，祝寿大会还是如期举行。
3月30日，学生提前举行祝寿大会。这一天，从重庆城里到沙坪坝重大来祝寿的名人有沈钧儒、邹韬奋、潘梓年(代表《新华日报》)，还有重庆各报社的记者以及马的知交和学生。寿堂的正面高悬红底金字的大寿幛：“明师永寿。”在各方送来的寿联中，有两副寿联特别引人注意。一副是周恩来、董必武、邓颖超联名书赠的寿联：“桃李争华，坐帐无鹤；琴书作伴，支床有龟。”由董必武书写。另一副是《新华日报》社的“不屈不淫证气性；敢言敢怒见精神”。来宾和学生都佩着特制的红寿字纪念章。祝寿会开始，由商学院学生赵国恩报告筹备与受阻的经过。来宾张西曼致祝词。他说：“今天的祝寿会上不见寿公，使我们无限感慨。”又说：“马先生敢言敢怒，值得我们学习。”最后以茶代酒，遥祝马先生健康长寿。祝寿筹委会又倡议醵资兴建“寅初亭”，当场受到与会者的响应。这个亭在几个月后就在重大校园的梅岭建成。
马寅初被捕后，校长叶元龙就一再呈请辞职，到1941年暑假批准。继任的是梁颖文，又引起一场风波。梁颖文去重大接任，学生群起反对，不到一周就被学生轰走。蒋介石闻报大怒，下令解散重大。梁颖文带着宪兵于黑夜里包围了校园。这时正暑假期间，校内只有一些由战区流亡到重庆的学生留校，人数不多，无从反抗，骨干学生32名被捕，留校学生限令2小时内离开。学校经费停发，校舍由宪兵接管巡逻。重大校园一片凄凉。二个月后，重大复校，撤换了梁颖文，由张洪沅继任校长，商学院也换了刘大钧任院长。许多进步学生不准注册上课，无形中被开除。
被囚1年零8个月后，迫于舆论迫于各方的压力，国民党政府才释放马寅初，但还软禁在歌乐山下他的三间房子的家里。直到1944年才让他到重大商学院上课。这是后话。
宋子文上台与下台南京国民政府是由蒋(介石)宋(子文)孔(祥熙)陈(果夫立夫兄弟)四根台柱所支撑，所谓“四大家族”。陈氏兄弟主要控制党务，经济命脉则由宋子文、孔祥熙二人把持着。蒋介石是党、政、军、经集于一身，所以马寅初说蒋介石是“家族的英雄”。
从清朝往上溯，中国各个封建皇朝的祸乱更替，常常与外戚有关系。“四大家族”中宋、孔就都是外戚。一个是舅子，一个则是连襟。蒋介石在大陆执政的22年，孔宋常扮演不光彩的角色。
宋子文参政早于蒋介石上台前。当时孙中山先生在广东组成革命政府财政颇感困难。由美回国已六年的宋子文，在汉冶萍公司理财得到“简直是天才”的好评。于是宋被推荐。宋子文于1923年10月到广州赴任，立即建议采取一系列的严厉措施。这些措施包括对橡胶、甲醇和制造化肥用的硫酸氨征收特别进口税，要求广州每一商家借给政府5至500元的款子，向在酒楼宴请者征收10%的附加税，征收清凉饮料税，对专卖药品、化妆品等都征税。于1924年初开始，孙中山早就想在广州建立国民党政府银行，集中管理广东地区的资本流动。1924年，苏联贷款1000万元，有了所需的储备资金，8月间中央银行成立，宋子文为经理。中央银行的信誉很好，发行的钞票在不受国民党控制的地区也得到承认。到1926年，中央银行的私人存款就增加六倍。宋子文任财政部长2年，广东省的财政收入比以前增加9倍，从1924年底的800万元增加到1926年底的8000万元。税收总额没有增加多少，主要是清理了财政上的漏洞，当然富人的纳税有所增加。这样，宋子文就显示了他的才干。
以后宋子文参加了南京蒋介石政权。宋一上台，就通过发行债券建立债券市场，削减军费限制军事开支等办法，稳定了财政。宋子文成为国民政府的理财能手。1932年的上半年，中华民国有史以来，第一次国家收支平衡。蒋介石在短时期内减少军事开支，事实是蒋向日本人做的一种姿态，表明他壮大武装不是对付日本人的。待蒋介石和日本人在1933年5月31日签订《塘沽协定》，等于把河北省拱手让给日本人后，蒋的军事预算再次增加。这时宋子文在美国开展了他亲美的外交活动。宋子文在讲演中，巴结奉承美国人：“你们一些最杰出的家族同中国开展贸易，罗斯福总统的家族在两国间早期通商中都起了很突出的作用。你们并没试图用枪口逼着把东西硬塞给我们，而是把你们的商品卖给了我们，因为我们确实需要这些商品。最初，我们认为这太好了，好得叫人无法相信。但是我们逐渐地才认识到，我们是在同一种新的人民打交道，他们主张在国际正义中实行新政，并为此而努力。你们知道我国政府本届内阁成员中有一半以上是你们的高等院校毕业生吗？我很幸运是哈佛大学毕业生。在我的近亲中，妹妹蒋介石夫人是韦尔斯利学院毕业生。两个姐姐孙中山夫人和孔祥熙夫人都曾经在佐治亚州梅肯的卫斯理女子学校读过书。”这简直是变戏法，宋子文于1933年8月从华盛顿回国以前，以小麦和棉花的形式从美国得到贷款5000万美元。
宋子文一回国，就发现他不在国内的三个月，蒋向上海一些银行透支借债高达6000万元。这些钱都花在“剿共”作战上。1933年10月25日，宋子文与蒋在商讨再发行一批紧急债券以便还债时发生激烈争吵。蒋把“剿共”失败责任推在宋的身上，说是没有提供足够的经费。蒋大发雷霆，声嘶力竭，当宋为自己辩护时，蒋打了他一记耳光。宋子文脸热辣辣地离开蒋的办公室，辞去财政部长与行政院副院长的职务。官方报纸说是由于“健康情况不佳”。但宋子文私下对他的亲信说：“当财政部长跟给蒋介石当一条狗没有什么两样。”话虽那么说，他任财政部长也增加了他的财富。
哈哈孔——蒋的御用“印鉴”
宋子文挨了耳光辞了职。接替他担任行政院副院长兼财政部长的就是孔祥熙。随后在多少年中，他一直是蒋的御用“印鉴”。孔完全按照蒋的意旨办事。美国记者斯诺说：“蒋显然更喜欢孔博士，因为他在党内没有什么威信，并且从不公开反对蒋的要求，他对银行业务也一窍不通。”1933年11月6日，孔祥熙在就职仪式上，以财政部长的名义采取的第一个行动就是要求全国人民慷慨地为“剿共”捐款，他直言不讳“剿共”的胜利，比保持平衡预算更重要。宋子文苦心经营五年时间建立的限制财政开支制度终于毁在孔的手里。
孔祥熙理财的惟一办法是滥发纸币，他一发现赤字严重就开动印刷机器。从1935年11月到1937年6月，法币的总流通额从4．5亿元猛增到14．77亿元，其中有一半左右以白银为准备金，其余超过5亿全是废纸。政府官员利用孔的经济政策和滥发纸币大发横财。中国银行业这时已被孔宋两个家族所控制(宋子文在幕后从事私人金融业务)。
孔祥熙人称“H·H·KUNG(哈哈孔)”，为人圆滑，他的精明厉害当得起千年狐狸。宋子文是一派欧美作风，孔祥熙是“中西合璧”，待人接物，因人而异。特别是对蒋介石的逢迎谄媚，既有内线，更借外力，所以蒋宋之间迭起风波，而蒋与孔始终如一。孔祥熙与宋子文之间既有矛盾也有联合，孔知道三大家族之间相互依存。当蒋宋有矛盾时，孔就从中设法弥合。自宋子文被蒋打耳光受辱后，双方都耿耿于怀。西安事变发生，代行政院长孔祥熙力阻别有用心的何应钦出兵讨伐，主张和平解决。得到蒋介石平安的确讯后，主张由宋子文陪宋美龄去西安，是想借危难中缨冠往救，来恢复宋子文与蒋的感情，后来果然成功。蒋也由此更处处卫护孔祥熙。抗战初期，在武汉，行政院长出缺，蒋介石就让孔祥熙当了行政院长。
数案并发 走马换将“我们今天完全是由蒋先生的支持而上来，蒋哪天不相信我，我哪天就滚蛋。”这是善于周旋的孔祥熙对部属谭光说的话。所以不管马寅初怎样骂孔祥熙，蒋介石还是百般卫护。后来孔祥熙的下台，是因他自己实在太贪婪，连闯了几个祸，加上子女为非作歹，搞得天怒人怨。
鲸吞美金公债是其一。1942年，抗战已是第五个年头，国土日蹙，民生愈形痛苦，这时国民党政府借口提倡节约，吸收游资，向西南和西北的几个省，推销“同盟胜利美金公债”1亿元，每1元折合国币20元，总计折合国币20亿元。美金公债以当时美国对华贷款美金5亿元中的1/5为基金，待抗战胜利后，向储户兑还美金。发行时大张旗鼓宣传：“公债以美元为基金，本固息厚，稳如泰山；国人踊跃认购，功在国家，利在自己。”开始发行时，由于人民对能否兑现没有信心，在买到后就折价卖出，官价20元下跌到17—18元，一年后实际售出仅半数，即5000万美元。后来由于通货膨胀，从起初的十七八元，涨到30多元。每1美元已涨到折合国币273元。早已垂涎的孔祥熙及其爪牙中央银行国库局局长吕咸，看到机会来了，下令立即停售，全部(5000万美元)为孔家和他的部属买去(其中孔祥熙占70%)。他们获得暴利之巨，骇人听闻，一转手就鲸吞人民血汗达20多亿元。这一事件捅了出去，舆论大哗，参政员傅斯年在国民参政会上提出质询要求查办孔祥熙及其部属。
3000万元走私物资案是其二。当时中国惟一的国际通道是滇缅路。所有公私物资都靠这条道路运来。孔祥熙的儿子孔令侃，看中这条黄金通道，就在他所控制的中央信托局成立运输处，由他门下走狗林世良任处长，以运输中央银行的钞票和特种物资为幌子，拼命运孔家私货与其他走私物资，不料被军统的缉私站查获。戴笠向蒋介石告发，林世良作替死鬼被枪决。
两大案不仅使孔祥熙焦头烂额，也使蒋介石尴尬为难。这时半空里又杀出个程咬金。美国总统罗斯福的私人代表居理去见蒋介石。居理面容严肃地说：“对于我国的援助，贵政府未能很好用于抗日，而是有人中饱私囊。美金公债贪污一案就是明证。不知委员长将作何处置？”蒋介石只好回答：“我们已在饬查。”“你们的饬查，往往是虎头蛇尾，最终没有下文。”居理很不客气地说。居理还提到孔祥熙长子孔令侃与孔二小姐(令俊)私卖美国军火、套用美援外汇以及“飞机洋狗事件”(详见下章)等等，使蒋介石下不了台。
数案并发，蒋介石只好撤了孔祥熙的所有职务(行政院副院长、财政部长、中央银行总裁)，全部走马换将。1944年6月，孔祥熙去美国，从此没有再涉政坛。以暴易暴 宋再上台走马换将换上的是另一家族的代表宋子文。宋子文与蒋介石的关系从西安事变后开始好转，在战时重庆宋子文担任外交部长。到1943年底，发生两件事，几乎又使蒋宋关系破裂。一是1943年12月，蒋介石把孔祥熙、宋子文都召去，研究经济问题。蒋要宋谈谈他们对如何处理经济问题的看法。宋说，经济不能有效管理的原因是机构太多，每个机构又没有解决经济问题的能力。宋要求蒋让他成立一个机构监督所有机构。蒋反驳说，成立这样一个机构，会打乱整个政府机构，也不符合宪法。一向自大的宋子文立即反唇相讥道：“你还讲宪法，事实上你总是什么时候想修改就修改，只要认为有利于你。”这时蒋介石气得把一个茶杯向他扔去。“茶杯事件”后，宋子文立即采取对策。利用他的外交部长的特权，立刻给弟弟宋子良发了一张特别护照，派他去美国，让他担任接管美国所有援华物资的总负责人。这样，大量的美国补给品没有离开美国就变成美元，进了宋子文、宋子良的口袋。据美国人说，战争期间一共有价值35亿美元的租借法补给品由宋氏兄弟经手，到达中国的为数寥寥。又据英国一位外交部高级官员推测：“宋家把数十亿美元揣进自己的腰包，其中很大一部分钱根本没有离开美国。”几乎是同一时间(1943年底)，又发生第二件事，宋子文的机要秘书邓勉仁，因为走私，蒋下令枪决。宋子文去说情，蒋拒绝见宋。这样，蒋宋关系濒于完全破裂状态。宋子文十分尴尬，问计于当时的外交部次长吴国桢。吴国桢为他出主意，并推荐“才子”陈芷町代他写悔过书，宋子文拙于中文，陈芷町为他捉刀的陈情表很有一点功夫，其中的一句话，使蒋介石颇为动容，这句话说“文与钧座，情同骨肉，谊实君臣”。“文”自然是宋子文自称，把宋与蒋的情谊，说得非同一般，蒋介石终于龙颜大悦，双方的龃龉终于消除。
孔祥熙下台，宋子文靠了CC系(陈立夫兄弟)和戴笠的力量，接替了财政部，到1944年底，他又当上代理行政院长，同时兼任外交部长。6个月后，也即1945年5月，他被实授行政院长，兼外交、财政两部。他再次成为中国权力最大的人物之一。
宋子文一上台，除了尽量安置亲信，掌握要害部门外，就是强迫人民以捐献方式向政府银行购买黄金的40%，也就是当时所谓的“四成捐献”或“六折兑现”。总计这次捐献的黄金有820468两。实际上真正的买黄金大户，大都和中央银行有关系，消息灵通，办法很多，黄金早已到手，没有捐献分文，“捐献”者都是普通存户。
以宋子文换孔祥熙事实上是以暴易暴。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