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一阵子从媒体上读到不少纪念五四运动九十周年的文章，但罕有人作文纪念那位被毛泽东在“七大”会议上称为五四运动“总司令”的人——也许有，只是自己没有读到罢了。当然，有人会说，既然纪念那场伟大的运动，对“总司令”的纪念也就是“题中应有之意”了。这样说，也不无道理。

    时间是公正的，公正得让人敬畏。陈独秀，终于不再是一个敏感的词汇，甚至民间早已有人专门研究这位新文化运动的带头人，只是认识不同罢了。

中国文化界，虽有人认为陈独秀“晚年颓唐”，可更多的人都还是对陈独秀的早年不满，就连一些在我看来堪称有识之士对陈独秀都是“有看法”的。比如有人就在文章中认为:“陈独秀是中国左派的开山祖师，从此以后中国所有左派的民主观都受他的影响，一直到二十一世纪初的今天。”从文章中有些段落的语气，特别是从这句“陈独秀是中国左派的开山祖师，从此以后中国所有左派的民主观都受他的影响”可以看出，作者对这位五四运动的“总司令”是颇有些“怨言”的。

可他忘记了，当时是西方思想成群结队飞过中国天空的时代。从这一点而言，今天不论什么人再怎么夸我们的“优越性”，再怎么夸我们的进步，都只能说是对中国近代史的无知。五四时代，八仙过海，各显神通。不论是宣传主义，还是创立党派，都与今天所说的意思大相径庭。可以说，那时的所谓“主义”，只是一种“思潮”；那时要创立一个党派，就近乎西方的结社，与我们今天的意思不可同日而语。在当时，任何人都没有权利反对别人反对一种“主义”，任何人都没有权利反对别人反对某个党派。

而另一位作者说的是:“陈独秀是胡适的另一面，代表了以激进的革命来改造社会的道路，当然，他到晚年也反思了，回到了没有踏上激进之路前的‘五四’状态。中国最后选的是陈独秀的激进之路，陈独秀反思了，但别的人沿着他的路走下去了。”言外之意，虽然陈独秀已大彻大悟，但他毕竟开了一个坏头，是“始作俑”者。这样，陈独秀“难逃其咎”。

其实，后来的一切，与其说是发展，不如说是变化，其责任实不应由独秀来承担。如果我们不是只拿陈独秀某篇文章或文章中的某段话“做文章”，而是把他的著作归拢在一起，然后再纵观陈独秀一生，就会发现，尽管晚年的陈独秀在思想认识上有一个大的也是质的飞跃，但如果将这特别的“飞跃”撇开，陈独秀的思想前后算得上是一致的。他的很多说法，不论当年还是今天，虽有“激进”之嫌，但我们不能说他说的“没有道理”。即使拿李慎之先生从陈独秀《民主党与共产党》一文中摘出的一段话来看，你仍然不能说陈独秀完全说错了。比如，陈独秀说:“资本和劳动阶级未消灭以前，他两阶级底感情、利害全然不同，从那里去找全民意？除非把全国民都化为资本家或都化为劳动者，才真有全民意这件东西存在，不然，无论在任何国家里，都只有阶级意、党派意，绝对没有全民意。”而陈独秀当年之所以反对资产阶级民主，依据，就是中国这种社会现实的存在。如果贫富悬殊，不论是在哪种意识形态下的社会中，都不可能存在真正的民主。从这一点而言，陈独秀并没错。而资本主义国家的资产阶级民主也正是随着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贫富差距的缩小才逐步实现的。这一点，我们从胡适当年的文章中也可找到佐证。

上世纪二十年代，胡适到西方游了一圈后，回来写了一篇类似游记的散文《漫游的感想》。这篇感想有六个题目，而第三个题目是《一个劳工代表》，是在美国的观感，其中就说了这样一些话:“从前马克思派的经济学者说资本愈集中则财产所有权也愈集中，必做到资本全归极少数人之手的地步。但美国近年的变化却是资本集中而所有权分散在民众。一个公司可以有一万万的资本，而股票可由雇员与工人购买，故一万万元的资本就不妨有一万人的股东。近年移民进口的限制加严，贱工绝迹，故国内工资天天增长；工人收入既丰，多有积蓄，往往购买股票，逐渐成为小资本家。不但白人如此，黑人的生活也逐渐抬高……人人都可以做有产阶级，故阶级战争的煽动不发生效力。”难怪从胡适文章中看到，一个劳工代表发自内心地说他们所生活的时代“可以说是人类有历史以来最伟大的时代，最可惊叹的时代”。而早在170年前，英国的密尔甚至就认为，与当时的英国相比，“所有美国人都是中产阶级”。

可见，资产阶级民主是在资本的所有权分散，在民众、工人们逐渐成为小资本家、人人都做了有产阶级的情形下完成的。而要陈独秀在当时穷困潦倒的中国认识到实行资产阶级民主的重要性，实在勉为其难。当然，他对资产阶级民主的那些批评，是他在认识上的局限性，我们不必忌讳，也不应过分苛求。一个人，特别是像陈独秀这样的一个人，且不说一生都不知道什么叫“屈从”，而且认为世界文明都是从科学研究室或监狱得来，并信奉“出了研究室就入监狱，出了监狱就入研究室，这才是人生最高尚优美的生活。从这两处发生的文明，才是真文明，才是有生命有价值的文明”——仅这种伟大人格，在当时都是不多见的，甚至绝无仅有。

上面所引陈独秀那几句话，出自他的一篇《随感录》，就发表在1919年6月18日《每周评论》上。时隔不过三星期，胡适在同一本杂志上又发表了《研究室与监狱》，告诉广大青年，“要知道陈独秀的人格”，就应该去读一读他的那篇随感录。胡适整篇文章不过一百零几字，几乎就是将陈独秀那几句话再抄录一遍。在今天的报纸或杂志上，我们很难再看到这种文体。由此亦可见，胡适对陈独秀这种人格应该是颇推崇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