核心提示：在十月革命90多年后，在苏联解体近20年后，人们有没有勇气面对这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最后归于失败的内部原因，敢不敢承认自列宁以来领导人的决策有失误，并且这种种失误最终发展成了促使苏联解体的一个重大因素。

在《十月革命：阵痛与震荡》里，我并没有讲述有关十月革命的全部事情。我所讲的只是在我对苏联史的研究过程中经常令我困惑的问题，也就是说，那些因为有了这种困惑而错综复杂地交织在一起、难以得出明确结论，而又非把我引入一个又一个历史深处的问题。

事实上，我在这本书里只谈了几个问题，几个我认为不弄清这些问题就无法正确认识和理解十月革命的问题。

首当其冲的问题是，究竟是谁和列宁一起领导和指挥了十月的夺权斗争以及布尔什维克党在十月与其他党的关系究竟怎样。我们这一代人对十月革命的认识和理解几乎完全来自斯大林亲自领导主编的《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这个教程的说法，即贯穿这个教程的一根红线是，列宁和斯大林一起领导了十月革命，斯大林是须臾没有离开过列宁身旁的最忠实最坚定的十月革命的执行者和指挥者。其次是，攻打冬宫和夺取政权完全是布尔什维克党的一己之力。

一系列的档案材料、十月革命参加者的回忆录都表明，在准备攻打冬宫的那些日子里，斯大林并不在斯莫尔尼宫，不像《列宁在十月》那些影片和绘画作品里所描绘的那样紧紧站在列宁的身旁。而当时实际指挥战斗行动的却是列宁和托洛茨基。由于特定的历史条件，当时的布尔什维克的力量还不是绝对的，因此在起义者的队伍里有各党各派的人员，那些成为十月起义主力的红水兵和赤卫队既有受布尔什维克党影响的，也有受其他党派影响的。事实上，无论是十月起义的指挥部，还是冲击冬宫的武装人员，都是布尔什维克党和其他党派力量的一种组合。

而问题还并不在于斯大林是不是在斯莫尔尼宫和布尔什维克是否凭一己之力夺取了政权，问题恰恰在于托洛茨基实际指挥了战斗行动和其他党派参与了夺权进程这些重大历史事实并没有被写进历史的书卷。

第二个问题是，十月革命后，在决策和平、土地和面包这三个重大问题时，布尔什维克党并没有事先深思熟虑的纲领。这个问题是显而易见的，因为和平法令只是停战的宣言，而根本没有涉及国内和平状态的法令。在对外的战争关系上，和平法令实际被布列斯特和谈及和约所冲销，和平法令没有保证十月革命后能有一个和平的国内建设环境。以左派社会革命党人的土地纲领为内容的土地法令暴露出了布尔什维克党对俄国农村经济、政治和社会关系的了解欠缺和准备不足，因此一时间无法拿出自己的有关农民和土地的完整纲领。因此，在实施土地法令的进程中，在政府与农村，布尔什维克党与农民的关系上，就出现了失误：把农村作为国家所需物资（主要是粮食）的唯一来源，将国内战争时期的负担全部嫁附于农民的身上，并且用武装征粮队和贫农委员会这样激烈的手段来转嫁这种负担。因此，不仅当时的面包问题得不到妥善解决，布尔什维克党与农民的关系急剧紧张起来并趋于恶化，而且深刻影响了列宁之后历届政府的解决农民和农业问题的法令制定和措施的实施。

第三个问题是，十月革命攻打冬宫时，布尔什维克是没有自己的武装、军队的，依靠的是具有各种思想倾向的红水兵和赤卫队。而没有自己的武装，保卫十月革命的成果就是不可想象的。因此，组建军队就成了苏维埃政府的当务之急。《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里，把组建红军的功劳归功于斯大林。解密的档案却表明，当时组建红军的工作是委托给托洛茨基负责的，而托洛茨基是在从喀山之战后的多次战斗中组建起了苏维埃俄国的第一支军队，也正是这支军队保卫了彼得格勒，保证了苏维埃政府顺利地将首都迁往莫斯科，并最终保住了苏维埃政权。关于托洛茨基组建红军的工作和成就，列宁本人就留有一系列文字。斯大林不满意于托洛茨基握有重权，尤其对托洛茨基负责组建红军深感不满，并且这不满之情还常常迁怒于列宁。所以，他在列宁委托他到高加索征粮时也开始组建自己的部队，其中最早的，也是最主要的，就是后来在苏联官方史册中，占据斯大林组建红军最显著地位的伏罗希洛夫和布琼尼等人的部队。因此，事实上，苏维埃政府从建军的那一刻起，就有两个人在组建军队，就有两套不同的用人和建军的原则和法度，最后就有了两支红军。在组建红军问题上的争吵和分歧令列宁很不满意，但从大局考虑，列宁还是采用和事佬的办法，希望托洛茨基和斯大林能够合作共事于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大前提之下。托洛茨基组建的这支红军的几乎所有指挥员都在1930年代的“大清洗”进程中遭到镇压，于是斯大林组建的红军就成了苏联唯一的红军。这段往事，没有人提及，为什么呢？

第四个问题是，1920年代的苏波战争不仅是一场战争的问题，它还在根本上涉及了列宁及苏维埃政府当时对国内和国际形势的判断以及所作出的根本决策。无论是列宁、托洛茨基，还是斯大林，都把苏波战争看成是保卫俄国的十月革命成果和推进世界革命的关键。他们的根本判断有二：一是世界革命胜利在即，对波作战将加速这一胜利的到来；二是国际革命，国际社会主义联盟共和国，是苏维埃领导人决策的出发点。列宁一直把对波战争看成是实施世界革命的一种典范，并对其一直予以肯定和赞扬。十月革命是世界上的第一次社会主义革命，肩负保卫十月成果的红军是所向无敌的，并且作为解放者应是在波兰受到欢迎的，但结果却是出乎列宁的意料，波兰人不仅不喜欢解放者，而且因为红军的无辜杀戮而奋力抗击红军，结果是红军大败于华沙城下。但包括列宁在内的苏维埃领导人始终不认为兵败华沙是推行世界革命所产生的严重后果，而只是归咎于后续部队不到，“我们的力量不够了”，并深感没有攻下华沙的惋惜。

在《十月革命：阵痛与震荡》一书中，还涉及了一些其他问题，但基本上是围绕这 4个问题展开说的。这些问题的提出，或者说这些问题的被怀疑，我积存已久。

在一个漫长的时期里，由于特殊的历史条件，由于纷繁复杂的政治原因，十月革命被定义为是无产阶级武装夺权的典范，一条后来者必须亦步亦趋的金光大道。因此，对十月革命的任何思考，对《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中所列述事实的任何怀疑，都是一种不可允许的行为。从政治上说，十月革命的问题被绝对化成了政治问题，或者说十月革命好，或者说十月革命坏，二者只得其一。于是，十月革命史就成了绝对意义上的政治学，评判是非的标准就是一条：你要不拥护十月革命，你要不反对十月革命。而从学术上说，对十月革命的研究就成了解释十月起义为什么是必然的、必须的、胜利和辉煌是什么，对后人的伟大意义是什么。列宁成了唯一不可议论的人，列宁的文字成了不可动摇的真理准则，即使是片言只字，也要引用得连一个标点符号都不应有差错。

其实，这种做法、想法都是背离列宁的。因为列宁在十月革命后就在不断思索自己的决策，对于认识到的失误有勇气大刀阔斧地纠正，从“战时共产主义”向新经济政策的急剧转变就是一例。当然，列宁的早逝使他没有机会来审视自己的全部政策：成功和失误。问题似乎就在于列宁死后，列宁的成功决策被视为经典，列宁的决策失误也被视为经典，统统都要执行下去，而且还要不断强化。成功的决策被强化自然会产生辉煌效果，而失误的决策被强化所产生的后果就可怕了，尤其这种强化的决策还冠上“列宁教导说”的名义的话，后果就更严重了。

承认不承认那些被人为隐去的人物应该回归到历史舞台的应有位置，承认不承认十月革命后列宁的决策存在某些失误，苏维埃政府的某些法令、制度和措施不合当时当地的俄国国情，总之，承认不承认历史应该真实，承认不承认真实是历史的灵魂，这并不是反列宁、反十月革命的问题，而是涉及到一个极其重要的问题：在十月革命90多年后，在苏联解体近20年后，人们有没有勇气面对这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最后归于失败的内部原因，敢不敢承认自列宁以来领导人的决策有失误，并且这种种失误最终发展成了促使苏联解体的一个重大因素。

自1980年代初到今日，在对苏联历史和俄罗斯当代问题的研究中，我倾向于一个结论：对十月革命史的研究、对列宁及其继承人关系的研究是真正认识苏联史的核心问题。多年来，十月革命几乎完全是个政治问题，十月革命史几乎完全是党内斗争史、政治史，由是，十月革命问题及其历史几乎完全成了一种政治斗争工具。但十月革命史，如同苏联史的其他部份一样，都应该是一门科学，一门值得人们花气力、花精神进行深入细致研究的重大社会科学，尽管它有很强的政治性，但它毕竟首先是科学，而不是工具。

当十月革命 90周年纪念日快来到时，我就是怀着这样的愿望开始写现在收录在《十月革命：阵痛与震荡》里的这些文字的。在某些人筹备“纪念十月革命 90周年学术讨论会”时仍颤颤巍巍、言语谨慎而经典时，我的文字和行为不能不说是“离俗”了。在《学习时报》的鼓励和坚持下，我的这些文稿终于在两年的时间里全部刊载完毕，其中的思索、斟酌、推敲、不安、焦虑和甘苦是显而易见的。《十月革命：阵痛与震荡》奉献给读者的与其说是那些解密档案的材料，不如说是一种观念：作为科学的十月革命不是禁区；不如说是一种期望：十月革命史以及整个苏联史是一门科学，一门严谨的、与我们的现实生活有重大关系和影响的科学。

我感到欣慰的是，那个曾经把十月革命问题或史当成工具的时代已经远离了我们（尽管社会中还有它的深刻影响），我们这代人和比我年轻的一代人生活在了宽容的环境和得以言心声的大好时代，因此我们也就有了可能更客观、更实事求是地来从事这门科学的研究工作。我的《十月革命：阵痛和震荡》只是我个人的看法，我相信在它之后会有更好的，更系统、更缜密的研究著作问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