骆正军

    柳宗元道德观的核心内容为“仁义忠信”（1）。那么，其道德观的现实意义究竟有哪些，其局限性又何在呢？试析如下：

一、 有利于“公民道德”观念的更新。

江泽民同志在 2001 年年初举行的全国宣传部长会议上明确指出：“要把法制建设与道德建设紧密结合起来，把依法治国与以德治国紧密结合起来。”中共中央于 9 月 20 日正式颁布了《公民道德建设实施纲要》，大力提倡“爱国守法、明礼诚信、团结友善、勤俭自强、敬业奉献”的基本道德规范，从而在我国掀起了一个公民道德建设的热潮。历史和实践都告诉我们，对治理一个国家来说，法治与德治，从来就是相辅相成、相互促进的，二者缺一不可，也不可偏废。

2001 年召开的中共永州市第二次党代会，提出了 “以民为本，乐于奉献，宽容互助，团结拼搏” 的永州精神。无论是 20 字的公民基本道德规范，还是 16 字的永州精神，实际上都跟柳宗元的“仁义忠信”道德观，有着源与流之间的密切联系：“爱国守法”与“ 以民为本”，是“仁”字在当前时代的最新诠释；“团结友善” 和“宽容互助、团结拼搏”，是人类社会对“义”字的最好注解；“勤俭自强、敬业奉献”跟“乐于奉献”，都是“忠”字的具体体现；“明礼诚信”则是加入 WTO 之后，知识经济社会所要达到的最高境界。因此，学习和借鉴柳宗元的“仁义忠信”道德观，对于更新公民道德观念， 加快全社会精神文明建设的步伐，推动我国公民道德建设的发展，实现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建设的双丰收，有着极其重要的促进作用。

二、有利于干部队伍的建设。

柳宗元在《送薛存义之任序》中提出：“凡吏于土者，若知其职乎？盖民之役，非以役民而已也。”这里是说，在地方任职的官吏们，知道你们的职责吗？当官是要为人民办事的，是人民的仆人，而不是奴役人民的。他在《封建论》中说：“就其能断曲直者而听命焉。其智而明者，所伏必众……”柳宗元认为，凡是能够秉公办事、有德于人民的人，大家都会心悦诚服的拥护，听从他的命令和指挥。所以，当官要“知其职”，要“行道”。“德绍者嗣，道怠者夺。”（《贞符》）必须具备良好的品德，才能接替职位；如果道德败坏，就会被剥夺所任的官职。

从目前我国干部队伍的现状来看，尽管绝大多数领导同志都能牢记党的宗旨， 践行“三个代表”，殚精竭虑，一心为民。但也有少数领导干部不能正确对待自己手中拥有的权力，有的把权力当作获得金钱、美色等私利的工具；有的把权力当作个人飞黄腾达、光宗耀祖的途径；有的把权力当儿戏，对人民赋予的权力极不负责，敷衍塞责，得过且过，当“一天和尚撞一天钟”，甚至胡作非为，草菅人命，给人民群众的生命财产造成难以弥补的损失。

　　因此，必须提倡向柳宗元学习，“为役孰贱辱？为贵非神奇”，要真正懂得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和社会的主人，而自己个人的力量总是有限的。领导干部无论职务高低，都是人民的“公仆”。要摆正“主人”和“公仆”的关系，切不可将其颠倒。要始终代表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想群众之所虑，急群众之所难，谋群众之所求，关心群众疾苦、关心群众的具体利益。无论什么时候、什么情况下，都要做到自重、自省、自警、自励，保持高尚的道德情操，立党为公，执政为民，清正廉洁，一身正气，全心全意地为人民谋利益，办实事。

柳宗元在《舜禹之事》中，详细地论述了尧禅让于舜的经过：“尧知其道不可，退而自忘；舜知尧之忘己而系舜于人也，进而自系。”柳宗元认为，尧知道自己不可能永久地治理下去，为了把帝位禅让给舜，自觉地退居幕后（如现在所谓的“退居二线”），以便让百姓逐渐忘掉自己的权威，使接班人（舜）的威望逐步树立起来；舜明白尧培养自己的意图后，进一步主动争取人们的信任和拥护，从而达到“自系”，使自己的根基得以更加牢固。

他的这一段话，对于解决当今干部队伍“能上能下、能进能出”的问题，也有极好的参考价值：“ 退而自忘”、“进而自系”，远古时代的贤明君主尚可做到，更何况是 21 世纪的今天呢？

三、柳宗元道德观的局限性如下：

１、 “封建迷信”思想。

马克思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中说过，佛教与其它宗教一样，“是人类精神的他律”，对人们的精神起麻醉作用，是“人民的鸦片”。柳宗元是一个具有鲜明唯物主义倾向的思想家，带有强烈战斗性的社会改革家。他反天命、反鬼神、反符瑞、反对一切神异变怪之谈，立论明确、尖锐，带有强烈的针对性，但却不排斥佛教。在《送巽上人赴中丞叔父召序》中说：“吾自幼好佛，求其道积三十年。世之言者罕能通其说，于零陵，吾独有得焉。”因为父亲柳镇、母亲卢氏、岳父杨凭以及好友刘禹锡都一心向佛，来到零陵之后，又结交了很多佛门中的长老，受到潜移默化的感染和熏陶，所以佛教对柳宗元的影响特别深。他认为佛教虽然是外来的，但不能“斥焉以夷”（《送僧浩初序》），它是我国百家学派之一，是“孔氏之异流”、“皆有以佐世”（《送元十八山人南游序》）。

柳宗元在《南岳大明寺律和尚碑》中提出：“儒以礼立仁义，无之则坏；佛以律持定慧，去之则善。”认为儒家的礼义与佛家的戒律，在根本上是一致的。他跟韩愈一样，不赞成佛教徒“无夫妇父子，不为耕农蚕桑而活乎人。”但认为佛教的教理“往往与易、论语合，诚乐之，其于性情爽然，不与孔子异道。”（以上见《送僧浩初序》）强调佛学的心性及其修养方面，跟孔子的学说有相通之处。他主习佛教天台宗，搞儒释合流，企图把佛学纳入儒家思想体系，用以佐世。因此他的观点深受佛家的欢迎，后来佛家把他列入天台传法体系之中，认为他是重巽的俗家弟子。

柳宗元对社会现实中残存的巫卜、天命、鬼神之类迷信思想和活动，一方面对它们进行无情的批判与揭露，另一方面又对它们采取相容的态度。认为“宁关天命，在我人力”（《愈膏肓疾赋》），主张要发挥人的主观能动性。承认社会现实中确有这些“余伎”存在，但不能将它当成“恒用而征信”（《非国语 ? 卜》）的东西，来顶礼膜拜。幻想借神以佐教，借佛去鬼息杀，驱陋民，愚蚩蚩。

他曾在《下殇女子墓砖记》中记述过这样一件事：女儿和娘，“既得病，乃曰：‘佛，我依也，愿以为役。'更名佛婢。既病，求去发为尼，号之为初心。元和五年四月三日死永州，凡十岁 …… 性柔惠，类可以为成人者，然卒夭。”对温柔聪明的女儿，他非常疼爱，甚至采用“昄依为尼”的办法，来祈望挽救女儿的生命，但仍无济于事。柳宗元的这种做法，虽然是无可奈何之举，但也足以说明他在对待佛教的态度上，有一种自相矛盾的模糊认识，如同在透明度极强的理性水晶石上，涂抹着一层薄薄的无法自制的灰色情感带来的尘埃。

2 、“男尊女卑”思想。

由于唐代的等级森严，特别看重出身门第，而且法律禁止良民与贱民通婚，良民中的士族（贵族）与庶族（平民）也难联姻。柳宗元虽然被贬，身为“僇人”，但在婚姻问题上，仍然未能摆脱封建等级制度的束缚。贞元元年（ 785 ）， 13 岁的柳宗元与当时任礼部、兵部郎中杨凭的女儿订婚。贞元十二年， 24 岁的柳宗元与杨凭的女儿完婚。三年后，他原配的妻子杨氏因足疾，孕而不育去世。此后，尽管先后有好几个身份、地位较低的女子跟他同居，柳宗元却一直未能正式再婚，给她们以应有的名份和地位。

当然，“人无完人，金无足赤。”我们不能完全拿现在的观点来苛求古人。由于柳宗元生活在唐代由盛转衰的蜕变时期，人民困苦不堪，社会上贫富两极分化日益加剧，形成了“贫者愈困饿死亡而莫之省，富者愈恣横侈泰而无所忌”（《答元饶州论政理书》）的局面，封建统治阶级与平民百姓之间的矛盾斗争不断激化，农民大量逃亡，并且多次举行起义。在这种风雨飘摇的时期，柳宗元作为统治阶级中的中下层人物，为了维护唐朝的统治和自身利益，积极要求革新时弊，治国安民，因此，他的“ 仁义忠信” 道德观，既有民主进步性的一面，也难免有一些消极性的封建糟粕，但总的说来，那只是主干与末枝的关系罢了，直到 21 世纪的今天，仍然具有特别重要的参考与借鉴作用，值得我们不断深入地研究和学习，继承并发扬光大。

参考文献：

⑴ 孙昌武著《柳宗元评传》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 1998 年 12 月第一版

⑵ 湖南省柳宗元诗文选注组 《 柳宗元诗文选注》湖南人民出版社出版 1979 年 11 月第一版

⑶ 陈雁谷著《柳宗元社会心理思想研究》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1989 年 9 月第一版

⑷ 吕国康著 《柳宗元的婚姻与子女》《永州日报》 2002 年 2 月 16 日 3 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