骆正军

    柳宗元(773—819)，字子厚，祖籍唐蒲州解县（今山西运城市西南解州镇）。他生活在“中唐”时期，当时，李唐王朝的统治者，为了维护自己的统治和声威，进行着艰苦的努力和拼命挣扎，使得社会经济出现了短暂的“中兴”局面，思想、文化和教育领域，呈现出一定的繁荣景象。

中唐时期的湖南永州，虽然位于偏远的“蛮荒之地”，但在整个社会经济“中兴”局面的影响下，教育成果特别丰硕。据史志对当时科举取士的统计，终唐一代湖南进士25人，其中衡湘以南16人，经考证基本上是中唐以后考取的进士。他们的成名，与柳宗元的教育、指导及影响，是分不开的。韩愈曾经在《柳子厚墓志铭》中说：“衡湘以南为进士者，皆以子厚为师。其经承口讲指画为文词者，悉有法度可观”[1]。由此可见，柳宗元的教育思想与实践，的确值得我们去研究和总结，是我国教育领域亟待开发的一笔弥足珍贵的精神财富。

永州市柳宗元研究学会顾问陈雁谷老先生在他的《柳宗元教育思想刍议》一文中，曾经指出：“柳宗元是唐代著名的文学家、思想家，也是一个杰出的教育家。他的政治思想融合先秦以来各家政治学说，而他最推崇的还是‘孔子之道’。他的教育观点，基本上也与孔子的一脉相承。柳宗元在教育实践中，避师名，原因固然有多种，但孔子所说的‘人之患，在好为人师’，对他也不无影响。”[2]

那么，柳宗元的教育思想与实践，有哪些值得我们借鉴与发扬光大呢？笔者以为，他师承尧舜，“延孔氏之光”；拒师“名”，而重师“实”；因材施教，苦口而婆心；“口讲指画”，心诚以行；借古鉴今，烛照后来等方面的言行，足以千秋垂范。

一、师承尧舜 延孔氏之光

柳宗元从小深受以尧、舜为代表的传统文化的熏陶，早年在长安时就“议论证据今古，出入经史百子，踔厉风华，率常屈其座人；名声大振，一时皆慕与之交”[3]，成为一个被众人瞩目的才华横溢的青年俊彦。“永贞革新”失败后，他被贬来到偏远的永州，尽管“风波一跌逝万里，壮心瓦解空缧囚”（《冉溪》）[4]，仍然不改初衷，曾经在《惩咎赋》中提出：“日施陈以系縻兮，邀尧舜与之为师。”意思是说，每天都要抓住时机，将尧舜请来当自己的老师。

在柳宗元的诗文当中，涉及到“尧舜”的语句大约有上百处，如：“尧舜之道，至大以简；仲尼之文，至幽以默。”（《祭吕衡州温文》）“跨腾商周，尧舜是师”（《衡州刺史东平吕君诔》）；“以生人为主，以尧舜为的”（《陆文通先生墓表》）；“由吾言者为尧、舜，而吾生人为尧、舜人矣”、“俾汤为尧、舜，而人为尧、舜之人”（《伊尹五就桀赞》）；“彼封建者，更古圣王尧、舜、禹、汤、文、武而莫能去之”，“夫尧、舜、禹、汤之事远矣”。（《封建论》）

柳宗元曾经写过一篇《师友箴》并序，文中提出：“不师如之何？吾何以成！不友如之何？吾何以增！……道苟在焉，佣丐为偶；道之反是，公侯以走。内考诸古，外考诸物，师乎友乎，敬尔毋忽！”意思是说，不拜师会有什么样的结果呢？那我凭什么来取得进步和成功呀！不结交朋友会怎样呢？那我怎么去增加自己的才华与学识呀！……假如对方是有道之人，即使他是佣人和乞丐也可以为伍；假若自己的道路与其相反，即使对方是公侯也要离开。内可以借鉴、参考古代的贤哲，外可以考察周围的各种事物；老师也好朋友也好，都应该敬重千万不要慢怠疏忽！此文足以说明，柳宗元是何等看重师友之谊、师友之道。

孔子在《论语?为政》中说：“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共之”[5]。意思是——执政者治理国家，只有实行德政、德治，才能得到民众的拥护，就像北斗星，受到众星的拱卫。孔子尊崇尧、舜、周公等人物，倡导以德治国，对柳宗元也产生了重大影响。他在《送娄图南秀才游淮南将入道序》中阐明自己的志向：“幸而好求尧、舜、孔子之志，惟恐不得；幸而遇行尧、舜、孔子之道，惟恐不慊。”柳宗元感到庆幸的是，自己羡慕和追求尧、舜、孔子的志向，惟恐不能达到；努力实行尧、舜、孔子的治国安民之道，惟恐相差悬殊。在《答贡士元公瑾论仕进书》中说：“延孔氏之光，烛于后来”。意思是说，要发扬光大孔子的学说，教育启发后来者。从上面的引文，可见以尧、舜、孔子为代表的中国古代优秀传统文化，对柳宗元“师道观”的形成，的确起到了巨大的促进作用。

二、拒师“名” 重师“实”

1997年10月，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的《柳宗元全集》共收录文章537篇，诗歌142首。其中有7篇是写给“下第（即落榜）秀才”的，如《送严公贶下第诗序》、《送元秀才下第》、《送韦七下第》、《送辛生下第》等；有3篇是写给“登第者（即考中进士）”的，如《送苑论登第后归觐诗序》、《送萧炼登第后南归序》、《送班孝廉擢第归东川觐省序》等；有12篇是写给“登门拜访、讨教秀才”的，如《答贡士廖有方论文书》、《答吴秀才谢示新文书》、《复杜温夫书》等；涉及“师道”话题的4篇，如《答韦中立论师道书》、《答严厚舆秀才论为师道书》、《报袁君陈秀才避师名书》、《答贡士萧篡欲相师书》等；合计26篇，占文章总数的4.84%。

元和八年（公元813年），韦中立要求拜柳宗元为师，写信向他请教如何写作文章。柳宗元写下了著名的《答韦中立论师道书》，加以详细的解答。

文章的第一自然段，开宗明义：“辱书云欲相师，仆道不笃，业甚浅近，环顾其中，未见可师者。虽常好言论，为文章，甚不自是也，不意吾子自京师来蛮夷间，乃幸见取。仆自卜固无取，假令有取，亦不敢为人师。为众人师且不敢，况敢为吾子师乎？”

其含意是，有辱来信，您说，想要以我为师。我的道德修养还不深厚，学业非常浅陋，衡量自己的各个方面，没有什么值得学习的地方。虽然我平常喜欢发表议论，写些文章，但很不敢自以为是。想不到您从京都来到永州蛮夷之地，我竟有幸被认为有可取之处。我自己觉得实在没有什么可取的地方，即使有所可取，也不敢做别人的老师。做普通人的老师尚且不敢，更何况做您的老师呢？

书信的篇幅较长，共6个自然段落，可以分成两大部分。第一部分前面5段的内容，针对韦中立拜师的要求，明确答复说自己“不敢为人师”。接着举了两个例子，陈述不敢、也不愿为人师的理由。其一是韩愈为师之例，其二是孙昌胤行冠礼之例，前者为主，后者为辅，共同说明一个问题：流俗不问是非，见怪即吠，倘若独为众所不为之事，必然招致厄运。

韩愈为师的情况是最有力的说明。由于魏晋以来，社会风气的衰落，人们都以言师为耻辱。韩愈写了《师说》一文，收招后学，敢为人师，想与流俗抗衡，结果遭到众人的耻笑和谩骂，被视为狂人。由此可见，敢为人师，要冒极大的风险。柳宗元用“蜀犬吠日”和“越犬吠雪”的两个典故，来说明为师者并无过错，问题出在那些见怪即吠的世人身上。柳宗元作为被贬之人，不愿为一个“师者”的名号而自取其辱，但并非否定“师道”。实际上，柳宗元当年在长安做官时，就有数十个后学之士，经常到他家去求学请教。虽然他不愿担为师之名，但却可行为师之实，并愿意将自己半生为文的经验之谈，毫无保留地告诉给对方。

第二部分为后面的第6自然段，比较系统地阐明了柳宗元的写作观点和写作主张。作者根据自己的切身体会，介绍了他的治学与写作经验，着重阐明了“文以明道”的主张，强调写文章不能片面追求词藻、声韵等形式上的华丽动听，而应该注重自身的道德修养，端正写作态度，绝不能掉以轻心；同时，还要加强写作技巧的锻炼，广泛参考前代作家的成功经验。

在答复严厚舆秀才、袁君陈秀才和贡士萧篡的书信中，他也再三强调自己，为什么“拒师名”而 “取师实”的道理。

柳宗元在《答严厚舆秀才论为师道书》中说：“仆之所拒，拒为师弟子名，而不敢当其礼者也。若言道、讲古、穷文辞，有来问我者，吾岂曾瞋目闭口耶？……苟去其名，全其实，以其余易其不足，亦可交以为师矣！”明白无误地告诉他，我之所拒，拒为师弟子名，而不敢当其礼。至于言道、讲古、穷文辞，凡是有前来询问（请教）我的人，我的确未曾视若无睹、闭口不言呀！……假如去掉老师的名份，而取老师与弟子的事实，用您的长处来弥补我的不足，也可以交流沟通、互为老师呀！

三、因材施教 苦口而婆心

元和四年，柳宗元的岳父杨凭，自京兆伊蒙冤被贬临贺（今广西贺州市贺街镇）尉，他的妻弟杨诲之随同前往。亲友们途经永州，与柳宗元相聚甚欢。次年，诲之临行告辞，柳宗元送他出门，看见有车辆经过，便指着车辆对他进行告诫：“材良而器攻，圆其外而方其中然也。材而不良，则速坏；工之为功也，不功则速败。中不方，则不能以载；外不圆，则窒拒而滞。方之所谓者箱也，圆之所谓者轮也。匪箱不居，匪轮不涂。吾子其务法焉者乎？”（《说车赠杨诲之》）

柳宗元以车辆为比喻，谆谆劝勉杨诲之，说“材质不优良，就会很快腐坏；工匠的能力不强，功夫不到则容易衰败。如果中间不做成方形，就不能用来装载（更多的东西）；外面不造成圆形，则运行要受到阻碍。方是所谓的车箱，圆即所谓的车轮。没有车箱不能装载，没有车轮不能在道路上运行”。希望杨诲之务必要取法于车辆，像车箱那样气量恢弘，像车轮那样周而通达，像车轴那样“守大中以动乎外而不变乎内”，才能达到“险而安，易而利，动而法”的境界。

文章最后指出：“凡人之质不良，莫能方且恒。质良矣，用不周，莫能以圆遂。”因为诲之是自己的亲戚，虽然幼年时资质不特别突出，但通过后天的自身努力会越变越好；柳宗元对其寄予厚望，图其“任重而行于世”，又担心他在处世方面还不能周而通达，“圆其外者未至”，因此，特地把这篇文章写下来，托人捎去给他，以资参考。

元和五年（810年）的十一月，柳宗元听说次年正月十六日，宪宗皇帝将要去长安东郊，举行籍田大典。按照以往的惯例，大的庆典必定会有大赦，虽然自己“纵逢恩赦，不在量移之列”，而且像被贬长沙的贾谊一样，无缘参与这种规模宏大且相当隆重的庆典活动，但他期望岳父杨凭的冤情，能够得到洗雪。因此，喜不自禁地写了《与杨诲之书》，托福来捎去。信中说：“丈人之冤闻于朝，今是举也，必复大任，丑正者莫敢肆其吻矣。甚贺甚贺！”其意是说，岳父的冤情早就传闻于朝庭，这次举行大的庆典，他老人家必定会被重新委以重任，那些诬蔑丑化正人君子的小人，再不敢肆无忌惮地张嘴胡言乱语了。这是非常值得庆贺的事呀！

书信中，对杨诲之少年时气质平平，到后来“气益和，业益专，端重而少言”，而如今“文益奇，艺益工”的成长变化，十分欣喜和赞赏，希望他恪守君子之道，“方其中，圆其外”，认真领悟自己所撰写的《说车》那封书信的深刻含意。

杨诲之到贺州之后，曾经写过三篇文章，都流露出“不欲出于世”的念头。元和六年（811年）的四月十八日，写了一封回信，托张操带来永州。信中，对姐夫的《说车》之言不以为然，他觉得应该“柔外刚中”，认为自己“不能为车之说”，“不能翦翦拘拘，以同世取荣”；并表示要任心而行，肆志而言，以甘罗、终军为榜样，欲为阮咸、嵇康之所为。

甘罗（生卒年不详），战国时楚国下蔡（今安徽颍上）人，从小聪明过人，是著名的少年政治家。

终军（约前133～前112）字子云。西汉济南人。少年时代刻苦好学，以博闻强记、能言善辩、文笔优美闻名于郡中。汉武帝时，南越（今广东、广西及越南北部）割据政权尚未归附，他又自请出使南越，表示“愿受长缨，必羁南越王而致之阙下”（“请缨”一词即典出于此）。至南越后，他说服南越王臣服汉朝，但南越丞相吕嘉极力反对，发兵攻杀南越王及汉使者，终军亦被杀。死时年仅20余岁，时人称之为“终童”。

柳宗元反复阅读了妻弟的来信，为其治学态度和人生的取向深感忧虑，撰写了一封长达三千余字的《与杨诲之第二书》，再三重申“方中圆外”之旨。他引述诲之的言论，逐一加以解释和驳斥，旁征博引，并以自己的人生经历和深刻教训为例，条分缕析，谆谆开导，希望杨诲之能够既方其中亦圆其外，以免重蹈自己当年的覆辙。

他在信中认为，甘罗卖弄自己的口舌，为了使秦国得到利益，不惜背弃与己结盟的燕国，反而去跟赵国联合，给燕国造成危害。天下之人因此而更加知道秦国既无礼又不讲信义，视函谷关如同虎豹之洞穴，这其实是甘罗等人所造成的结果。终军为人阴险狡诈，不能以王道来规劝汉主武帝的好战之心，视天下百姓的劳苦，如同观看蚂蚁在搬移洞穴，将战争当成好玩的游戏；千里征战，死于胡越的军人无数，不但不能谏止而且怂恿此事。终军自告奋勇去出使南越，说服南越王臣归顺汉朝，随同而去的淫夫少季，私通越王的太后，想暗中夺取他人的国家，其才智不能判断形势的安危，结果同时死在那里。

在柳宗元的心目中，甘罗和终军，成事不足而败事有余，不值得仿效。而杨诲之竟然羡慕他们，岂不是“贱本而贵末，夸世而钓奇”吗？

针对杨诲之消极的人生取向，他苦口婆心地进行劝说,认为现在的皇上非常英明，正在大力提拔有道之士，努力争取实现“中兴”，那些形貌枯槁、隐匿于山林或被贬流放的高人雅士，都在摩拳擦掌，期望能辅佐尧、舜一样的明君，生怕来不及出世，以成就一番事业。老岳父目前正在为国家施展他的才华，重任在肩，为天下的振兴而出力。您竟然不愿出世，怎么做得到呢？本来就应该积极争取出世，走上仕途，您未满二十就任性而为，我觉得不应该有这种选择。

并且，他还毫不留情地批评杨诲之，说：“今子素善士，年又甚少，血气未定，而忽欲为阮咸、稽康之所为，守而不化，不肯入尧、舜之道，此甚未可也！”意思是说，你年轻气盛，血气方刚，志向未定，忽然要学阮咸与稽康的行为，守而不化，不肯将尧、舜之道，当作自己的人生理想和追求，这样做极为不可！

阮咸，西晋陈留尉氏（今属河南）人，字仲容。“竹林七贤” 之一。阮籍之侄，与籍并称为“大小阮”。历官散骑侍郎，补始平太守。为人旷放，不拘礼法。善弹直颈琵琶，直颈琵琶后改称阮咸，简称阮。阮咸纵情越礼，放浪自适、饮酒享乐的行为，或多或少阻碍了他的仕途。

嵇康(223～262),字叔夜,本姓奚,祖籍会稽(今浙江绍兴),其先人因避仇迁家谯国侄县(今安徽宿县西南),改姓嵇。虽家世儒学，但学不师授，唯好老、庄之说。与魏宗室婚，官至中散大夫，故又称嵇中散。崇尚自然、养生之道，著有《养生论》，倡“越名教而任自然”。与王戎、刘伶、向秀、山涛、阮咸、阮籍等人交游甚密，被称为“竹林七贤”。

“守而不化”的含义，就是面对外在变化莫测的世界，应该通达和顺应；而在自己的内心要有所秉持，保持真我本色。

俗话说：“良药苦口利于病，忠言逆耳利于行。”这几封书信，是亲戚之间的坦诚相见，更是对青年才俊的掏心窝子话，恳切之态，溢于言表。

四、口讲指画 心诚以行

柳宗元在《报袁君陈秀才避师名书》中，给虚心求教的袁君陈秀才，开列了一串“必读书目”，告诉这位秀才：“先读六经，次《论语》、孟轲书，皆经言；《左氏》、《国语》、庄周、屈原之辞，稍采取之；《毂梁子》、《太史公》甚峻洁，可以出入”，以上这些书，都可以作为参考与借鉴。“余书俟文成异日讨也”，其余的书，等到文章写成之后，再花点时间，用作推敲和探讨。

柳宗元说：“大都文以行为本，在先诚其中……秀才志于道，慎勿怪、勿杂、勿务速显。道苟成，则悫然尔，久则蔚然尔。源而流者，岁旱不涸。蓄谷者不病凶年，蓄珠玉者不虞殍死矣。然则成而久者，其术可见。虽孔子在，为秀才计，未必过此。”

柳宗元着重强调作家的主观修养，他认为，文章要以行动来作为依据，首先应该内心诚实。……秀才（你）有志于文学之道，必须谨慎从事，不要有怪诞的念头，不要被杂乱的事缠绕，也不要企图快速彰显自己的名声。文学之道假如能够成功，那也是诚实（专心致志）的结果，时间长了才能兴旺发展起来。源泉充沛的河流，再旱的年头也不容易干涸；粮仓中存满了稻谷的人，不会惧怕灾荒的年景；家中珍藏着玉石珠宝的人，不用担心会饿死。因此，那些长期坚持并成功的人，他们的方式方法或技巧，都明显可见。即使孔老夫子在，他来为秀才你设计，也未必能有其它的主意。

“问渠哪得清如许，为有源头活水来。”作家的主观修养，是写作成败的决定要素。柳宗元认为，立言要顾于行，言行必须一致，不能口中讲的是一套，行动上又是另外的一套。有志于文学之道的年青人，不仅要端正自己的写作态度，而且必须努力提高自己的主观修养。人品决定文品。文章的格调是否高雅、清新，是否低劣、粗俗，跟作家有无正确的情调息息相关。

古话说：“纸上得来终须浅，绝知此事要躬行。”柳宗元不仅是这样说的，而且也是这样做的。他在贞元八年（公元793年）的二月，21岁登进士第，当年五月父亲就因病去世，只好按照习俗在家守丧3年，24岁完婚，26岁才开始做官从政，33岁被贬到偏远的永州，过着长达十年的“系囚”生涯，但却能在当时的文坛上和韩愈比肩而立，共同高举文体革新的大旗。柳宗元能够取得如此重要的地位，不仅是文学见解非常精辟、深刻，在理论上有较多的建树，更重要的是理论联系实际所撰写的大量作品，足以成为一代的楷模。

在永州时期给柳宗元写信求教文章的，有一位叫崔黯的。他是代宗朝宰相崔宁的侄孙，“好辞工书”，喜欢书法，热心钻研应付科举的骈文。柳宗元答复说：“圣人之言，期以明道。学者务求诸道而遗其辞。辞之传于世者，必由于书。道假辞而明，辞假书而传，要之之道而已耳。道之及，及乎物而已耳。斯取道之内者也。……凡人好辞工书，皆病癖也。吾不幸蚤得二病，学道以来，日思砭针攻熨，卒不能去，缠结心腑牢甚，愿斯须忘之而不克，窃尝自毒。今吾子乃始钦钦思易吾病，不亦惑乎? ”

柳宗元在这里结合自己的经验教训，论述了文与道的关系。他首先肯定“道假辞而明，辞假书而传”，就是说，书法也好，文章也好，都有作用，即应是“明道”的。所以他反对单纯地“好辞工书”，而强调“之道”，并进而强调所“之”的“圣人之道”应是“及乎物”的。他对崔的“好辞工书”，给以了委婉的批评，十分诚挚地谈到自己的教训，希望对方不要蹈其覆辙。

崔黯，字直卿，卫州（今河南卫辉市）人，唐太和二年（公元828年）登进士第。开成初年为青州从事，入为监察御史。会昌中迁谏议大夫，大中初为江州刺史。（事迹见《旧唐书?崔宁传》附传。）

韦中立，永州刺史韦彪的孙子，他千里迢迢，自京师来到永州，要求拜柳宗元为师。子厚虽然不敢为人师，但被他求教的真心诚意所感动，于是现身说法，“尽以平生为文真诀告之”。韦中立后来于元和十四年（公元819年）登第，而柳宗元于这一年的十月五日，在更加偏远的柳州因病去世，年仅47岁。

贡士廖有方，交州（今广州市）人，元和十年（公元815年）下第，曾来永州，请柳宗元为他的诗集作序。柳宗元不仅写了《送诗人廖有方序》，而且还作了《答贡士廖有方论文书》，以自己“为文”和“做官”的坎坷经历，供他作为借鉴。廖有方次年（公元816年）终于登第，授校书郎，后受辟使府，官居显职。

廖有方、崔黯和韦中立等人的登第，虽然由于他们自身的奋发努力，但也与柳宗元的“口讲指画”，有着一定的关联。

五、借古鉴今 烛照后来

在柳宗元写给向他“求教”之青年一代的书信中，所涉及到的典故与历史人物，比比皆是。如：“冯妇好搏虎，卒为善士；周处狂横，一旦改节，皆老而自克”、“子产之乡校不毁”、“吾子且为蒲捎、駃騠”。（《与杨诲之第二书》）

“冯妇搏虎”见于《孟子》，孟子中说，晋国有个叫冯妇的人，善于打虎，后来终于成为一个善人，不再打虎了。有一次，他走到野外，看见许多人正在追赶一只老虎。老虎背靠着山势险要的地方，没有人敢去接近它。大家望见冯妇，都跑向前去迎接他。于是冯妇就捋胳膊挽袖子跳下车来，准备和老虎搏斗。大家见了都很高兴，可是士人君子却在耻笑他，笑他不知道停止。

“周处改节”见于《晋书》，周处，字子隐，义兴人，纵情肆欲，州里患之。处自知为人所恶，谓父老曰：“何苦不乐？”父老曰：“三害未除。”处曰：“何也？”答曰：“南山白额虎，长桥下蛟，并子为三矣。”处乃入山射猛虎，投水搏蛟，励志好学，志存义烈克己。期年，州府交辟。

柳宗元引用“冯妇搏虎”和“周处改节”的典故，来启发杨诲之，说明品行再差的人只要愿意改恶从善，励志好学，也能够让人们交口称赞。

“子产不毁乡校”见于《左传》，襄公三十一年。郑国人在乡校里走动，议论当前执政人管理的好坏。郑大夫然明告诉子产说:“干吗不把乡校取消呢？”子产说:“为什么要这样？乡人们白天劳动，傍晚休息时到乡校走走，谈论执政者的好坏。他们提到我办得对的地方，我就继续执行；他们提到我办得不对的地方，我就加以改进。这些人都是我的老师呀！如果情况这样的话，为什么要毁掉乡校呢？

“蒲捎”见于《史记》，武帝伐大宛，得千里马，号蒲捎。“駃騠”见于《汉书》：苏秦相燕，人恶之燕王，燕王食以駃騠。（駃騠，音决题。孟康云：骏马也，生七日而超其母。）

柳宗元引用“子产不毁乡校”的典故，来启发杨诲之，希望他“善者则行之，恶者则改之”，以众人为师，成为“蒲捎”和“駃騠”一样的千里马。

“仆之朴騃专鲁，而当惠施、钟期之位，深自恧也”；“仆之狭陋蚩鄙，而膺东阿、昭明之任，又自惧也。乌可取识者欢笑，以为知己羞？”“谨以所示，布露于闻人，罗列乎坐隅，使识者动目，闻者倾耳，几于万一，用以为报也。” （《答贡士沈起书》）

惠施（公元前390年-公元前317年），宋国（今河南商丘市）人，战国时政治家、辩客和哲学家，是名家的代表人物。他主张魏国、齐国和楚国联合起来对抗秦国，并建议尊齐为王，是合纵抗秦的最主要的组织人和支持者。《庄子》中曾说：“惠施多方，其书五车。”意即：惠施的方针、策略非常多，因为他学富五车。

钟期，即钟子期，春秋楚国（今湖北汉阳）人。相传钟子期是一个戴斗笠、披蓑衣、背冲担、拿板斧的樵夫。《列子?汤问》：“伯牙鼓琴，志在高山，钟子期曰：'善哉，巍巍乎若泰山！'志在流水，钟子期曰：'善哉，洋洋乎若流水。'”直至今天，人们还常用“知音”来形容朋友之间的情谊。

东阿，指三国时的曹植。曹植 (192～232)，字子建，沛国谯（今安徽省亳州市）人。他是曹操与武宣卞皇后所生的第三子，初封东阿王。曹植自幼颖慧,年10岁余,便诵读诗、文、辞赋数十万言,出言为论,下笔成章，在诗歌艺术上有很多创新发展。公元232年12月27日去世，卒谥思，故后人亦称之为“陈王”或“陈思王”。

昭明，指梁昭明太子萧统。萧统 (501～531) 南朝梁著名文学家，字德施，南兰陵(今江苏常州)人，两岁被立为太子，未及即位而卒，谥昭明，世称昭明太子。萧统少时即有才气，且深通礼仪，性情纯孝仁厚，酷爱读书，记忆力极强。读书时，“数行并下，过目皆忆”。虽年龄不大，却博览群书，学贯古今，学习之余，从事文章著述，治学严谨刻苦，无论冬夏，笔耕不辍。萧统对文学颇有研究，招集文人学士，广集古今书籍3万卷，编集成《文选》30卷。《文选》是中国古代第一部文学作品选集，选编了先秦至梁以前的各种文体代表作品，对后世有较大影响。旧时读书人有“《文选》烂，秀才半”的说法。他“事出于沉思，义归乎翰藻”的选文准则，亦为后世所推崇。

柳宗元在答复贡士沈起的信中，态度非常谦逊，他认为自己朴实而有些木纳，孤陋寡闻、粗野拙劣，被对方视为惠施、钟子期、东阿和昭明一样的人物，感到深深的惭愧，为他们的过分抬举而深感恐惧。他觉得自己平时所撰的文章，只能供人们参考，如果能够达到让“识者动目，闻者倾耳”的地步，就算是对朋友们最好的报答。

“若宋襄公好霸而败国，卒中矢而死。”（《答严厚舆秀才论为师道书》）宋襄公，宋桓公次子，姓子，名兹甫（公元前？年—公元前637年），春秋五霸之一，为宋国君主，于前650年至前637年在位。

“仆之心固虚矣，又何鲲鹏，互乡于尺牍哉！”（《报袁君陈秀才避师名书》）鲲鹏，来自庄子的《逍遥游》。古人有诗云：云开衡岳风雨止，鲲鹏击浪从兹始。沧海横流何足虑，三尺寒江东陵指。现在常用鲲鹏比喻一些宏伟之事，俗话说：“学做鲲鹏飞万里，不做燕雀恋子巢。”

互乡，古代的地名，具体所在已无法考证。“互乡”之说见于《论语》。孔子时常向各地的人们宣传他的思想主张，曾经破例接见互乡的一名童子，并说过“与其进也，不与其退也”；“人洁己以进，与其洁也，不保其往也”这样的话。从一个侧面体现出孔子“诲人不倦”的态度，而且他认为不要死死抓着过去的错误不放。

尺牍，最早时是一种文体的名称。牍指的是古人在书写时用的木简，用一尺长的木简作书信，故称尺牍、尺翰之名。后逐渐成为书信的代名词。

柳宗元在答复袁君陈秀才的信中，认为自己对充任对方老师的请求，本来就感到“心虚”，又怎么敢与鲲鹏相比？人人都有向善之心，通过书信（尺牍）的交流，互相都能认识到过去的不足，方能奋发向上，有所进步，有所追求。

总而言之，柳宗元不仅是当年那一代青年的良师和益友，而且其书信中所蕴涵着的师道观、人才观、学习观、教学观和育人观等思想，基本上是结合自己人生经历和教训来谈的，因而更加令人信服，更加容易被青年才俊们所接受，直到21世纪的今天，对于我们提升办学指导思想、进行教师选拔和培养、指导教育与教学、培养当代高素质的复合型人才，仍然有着非常重要的参考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