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永州“异蛇酒”探源
王祚昌
一、“异蛇”与《捕蛇者说》
“永州之野产异蛇，黑质而白章；触草木，尽死；以啮人，无御之者。”这是柳宗元被贬永州时，亲眼所见的令人生畏的一种毒蛇。正是因为柳公的这种描述，永州所产的这种毒蛇，便被唤作了“异蛇”。而“异蛇”也就和永州结下了不解之缘。其实，“黑质而白章”者，当为现在所谓银环蛇，实乃剧毒之蛇，然其产地甚广，绝非永州特产。柳宗元之描述，“触草木，尽死，”虽有夸张，但“以啮人，无御之者”确为事实。即使今日，有被咬伤，抢救稍一拖延，该人也是必死无疑的。但就是这样令人战慄的毒蛇，经柳宗元的《捕蛇者说》的传诵，便与“异蛇”这个名字紧密联系在一起了，与柳宗元连在一起，与永州连在了一起。这恐怕在中国古代文化史上，是不曾多见的文化现象。
然而，凡是读过《捕蛇者说》的人，都明白柳宗元写“是说”，其目的并不在介绍“异蛇”，和对“异蛇”作生物地理之考证。柳公主旨，在于通过捕蛇者——蒋氏祖孙三代，冒死捕蛇的悲惨命运，揭示中唐社会，朝政腐败，苛捐杂税名目繁多，贪官污吏横证暴敛，劳动人民家破人亡，流离失所的社会现实。或许也还包括作者，想通过对这一社会现实的揭露，重申“永贞革新”的必要性，为中途夭折的革新翻案的迫切愿望，“以俟观人风者得焉，”当含此深意。
对《捕蛇者说》的主题思想，大方之家已多有确论，也不在本文写作范围。但是，千百年来，研究者们往往忽视了文章中的如下内容。即蒋氏三代冒死捕蛇，以“当其租入”，甚至因对异蛇需求量之大，“永之人争奔走焉”的原因，是在于异蛇有其独特的用途，这便是柳宗元所说的“得而腊之以为饵，可以已大风，挛踠、瘘疠，去死肌，杀三虫”，至于“太医以王命聚之”，恐怕其根本原因也在于此。
今之人将蛇肉制成美味佳肴，而且传言愈毒之蛇其味愈佳，这当是后话。那么，异蛇从什么时候起，被人们用作药饵，又是从什么时候起被太医看中，而进入为宫庭用药。本人未涉中医药学、未敢妄言，但从“其始，太医以王命聚之”的语气看，“其始”，当距柳宗元所见之时不远。据柳宗元考证，“有蒋氏者，专其利三世矣”，且蒋氏自云“自吾氏三世居是乡，积于今六十岁焉。”这样算来，太医院凭皇帝指示，从永州征集异蛇，当在玄宗李隆基统治时期。常识告诉我们，任何一种动植物的入药，尤其是进入皇宫用药，都应该有一个长时期的使用，验证的过程。所以将异蛇入药，最晚也在盛唐之前，其专利虽不敢轻言为蒋氏先人，但其产地，是一定非永州莫属了。
异蛇之入药，其法十分简单，柳宗元记叙为“得而腊之以为饵”，
“腊”，本为名词，指干肉。看来，异蛇作为药饵，是一定要将其或晾或晒成为蛇干的。其法虽然简单。柳宗元一定是言之有据的。柳宗元被贬为永州司马，虽无实权，但与州官或来取蛇的朝庭太医，见面说话的机会一定是有的，因此，他所记之法，当为不误。
有趣的是，如此简单之法，却不曾教给民间。从蒋氏自述中，我们可以看出，当太医以王命聚之之时，异蛇当为活物。请看，当悍吏们来乡里催征税赋之时，蒋氏则“恂恂而起，视其，而吾蛇尚存则驰然而卧，谨食之，时而献焉”。以上自述告诉我们，其一，捕蛇者捕蛇之后，必须待时而献，在献之前，必须将蛇置于瓦罐之中，并且小心地将蛇喂养好，因为死蛇太医是不要的。其二，作为专其捕蛇之利的蒋氏三代人，都不知道将蛇“腊之以为饵”。
但是，如前所述，异蛇的利用，在永州一定有一个很长的历史，那么永州人是怎样利用异蛇或防病，或治病的呢？这似乎已成了一个千古之谜，也成了《捕蛇者说》留给我们一个永远也无法弥补的遗憾了。
二、“蛇酒”与《种白蘘荷》
柳宗元的永州诗歌中，有一首《种白蘘荷》的五言古诗，该诗记叙了柳公在永州的一次意外的遭遇，之后柳宗元便在自己住所的空地上，急忙种上了白蘘荷。白蘘荷，是编入《神农本草》的一种药材，所以人们便将《种白蘘荷》列入柳宗元永州诗歌的种植类诗中。然而正是这首诗，为我们揭开了永州人当时利用异蛇的秘密。
先让我们来看看诗的前六句：
“皿虫化为疠，夷俗多所神。衔猜每腊毒，谋富不为仁，蔬果自远至，杯酒盈肆陈。”
此节中，最难解的当为“皿虫”，《全唐诗》等均写作“皿虫”，而据王国安先生考证：“‘皿’‘虫’二字合而为‘蛊’，作‘血’误”。看来柳宗元在此是作了一个拆字的游戏。但为什么合皿、虫二字为蛊，就一定正确呢？原来，王国安先生从《左传》、《隋书》中，考证出“蛊”为我国古代人为制造的一种毒药，其名就叫“蛊毒”，这是一种流行于鄱阳，九江一带的一种杀人夺财的方法，想来如果不错，博览群书的柳宗元也一定知道。
《隋书•地理志》记述了蛊毒的制造方法，如下：
“以五月五日聚百种虫，大者至蛇、小者至虱，合置器中，令自相啖，余一种存者留之，蛇则曰蛇蛊，则曰虱蛊，行以杀人。”
后来，明代黄一正在其《事物绀珠》中，进一步补充了蓄蛊使用的各种虫，还包括“有蛇、蜘蛛、蜥蜴、蜣螂”等物。总之，人们是将各种有毒、有害、让人讨厌、恐惧之动物、昆虫聚于一处，通过它们互相吞噬，以达到其最毒之效果，这当然是令人恐怖的。
但是，王国安先生据“皿虫化为疠”一句，便断言：“柳宗元此诗，则知唐南方尚存其俗也。”却是有些武断。《隋书•地理志》所记蓄蛊之地为“此数郡”，王国安先生也认定仅指“鄱阳，九江诸郡。”这当然不包括永州，将“此数郡”再扩展到“南方”，显然也是缺乏依据的。
但是，我们从柳宗元的诗中看到，柳公当年犯了和王国安先生一样的错误，他将自已在永州所见到的一种物什，认作了“蛊毒”、并且由此唤起了他深重的生存危机的意识，这当然，与他永贞革新失败后，惨遭迫害的境况有关。
那么，柳宗元究竟看到了什么呢？《种白蘘荷》诗中，没有作具体的描述。但从前述制蛊所必须的原料来看，他一定是看到了蛇，甚至可以推定，就是那种“黑质而白章”的异蛇，笔者还认为《种白蘘荷》一诗，当作于柳宗元被贬永州的最初阶段，异蛇作为致人死地的蛊毒的形象，给诗人造成了强烈的震撼和难以磨灭的印象。这样，我们便很容易理解，《捕蛇者说》为什么一开头就是“永州之野产异蛇”这样一句极为突兀的句子。
柳宗元是在什么情况下，在什么地方看到了“黑质而白章”的异蛇，进而将它认定为蛊毒的呢？
值得我们深深体味的，是诗中有这样两句：“钱刀恐贾害，饥至益逡巡”，饥至而逡巡，应该是柳宗元当时的境况，钱刀是为了解决饥至的问题。当然，拿着钱，要解决饥饿的问题，便只有一个去处，那就是茶楼酒肆，就是去找作生意的贾人了。而前引诗中的另外两句”蔬果自远至，杯酒盈肆陈”便有了着落。原来诗人是在永州的一个酒家见到了蛊毒，那酒是断不能喝，饭也是断不能吃的。一个“恐”字，一个“益”字，是活画出了诗人当时极为尴尬的心理和境遇。
由此，我们可以得知，柳宗元把在酒店中所见到的蛇，误认为是蛊毒了，但酒家将蛇置于何处呢？柳宗元没说，但他说这个酒店是“蔬果自远至，杯酒盈肆陈，”既然“蔬果自远至”，那么异蛇便不是作为菜肴食用的。因此，可以肯定，柳宗元在酒店所见到的蛇，一定是被置于酒中的了。
原来，柳宗元将永州人民创造的蛇酒，误认为是蛊毒。这可真是一个天大的误会。
三、误会与怀念
永贞革新失败之后，迫害的阴影一直紧随着柳宗元，永贞元年（805）九月，柳宗元被贬为邵州刺史，他带着年老体弱的母亲卢氏，与堂弟柳宗直，表弟卢遵同赴贬地。然而还未走到长江边，十一月又接到改贬永州司马的诏书。随后打击、迫害接踵而且至，从元和元年一月到该年八月，一连四次大赦，均规定包括柳宗元等八人“纵逢思赦，不在量移之限。”其对柳宗元的打击，不可谓不大。
在这样一个背景下，为排遣内心的郁懑，为摆脱思乡的哀愁，同时也为在重重迫害之下能暂时得以解脱，柳宗元遵古训，“何以解忧，唯有杜康”，去酒馆喝酒是可以理解的。但由于是初到永州，到处都有追杀的影子和迫害的陷阱，我们也能理解。所以在与柳宗元处处对立的现实世界中，将蛇酒误认为是蛊毒，也是不难理解的。至于其后，诗人从《周礼》，《神农本草》中寻治蛊办法，并企图靠种白蘘荷来“托以全余身”，更是事出有因的。
但是，《种白蘘荷》更有我们不可忽视的另一面，即永州人民对落难的诗人，以及诗人敌对的眼光，给予了极大的同情和宽容。
“皿虫化为疠，夷俗多所神”，柳宗元认定眼前的蛇酒，就是害人夺财的蛊毒，但是他怎么就知道“夷俗多所神”呢？可以想象，当诗人跨入酒店之后，店主人便热情地向他介绍起蛇酒，而且极力推荐蛇酒的治病，防病的功效。从“夷俗”一语看，店主人可能还要介绍蛇酒的起源和历史。但主人热情的介绍，终于没有说服诗人，其原因，除上述误会的原因之外，恐怕初贬永州的诗人，难以全部听懂永州话有关，因为直到许多年后，诗人还记得“楚、越间声音特异，鳺舌啅噪”的最初感受。
主人的热情就这样不仅没有让诗人明白“蛇酒”的特殊功用，反而让诗人产生更大的迷惑。“言甘中必苦，何用知其真？华洁事外饰，尤病中州人。”诗人在心里暗暗诅咒，公开售毒的行为是“谋富为不仁”，另一方面又不断地用古人“言之大甘，其中必苦”的话提醒自己，千万不要上当。但是，我们仍然从“言甘”、“华洁”等词语中，感觉到“蛇酒”的独特的风味和品质。一句“尤病中州人”，将诗人左右为难，难以判断的心情，抒发得淋漓尽致。
诗人带着愤恨离开了酒店，但他被注定要和永州、和永州人民连在一起，在以后的漫漫岁月中，柳宗元慢慢了解了永州和永州人。他在永州的环境中，尽情地抒发了自己的不幸和悲衰，而最先理解他的是永州山水。他在永州人民的同情和关怀下，渐渐抚平了内心的创伤，而诗人也甘心永为永州之人。当年的这一场误会，竟也成为了永州蛇酒的最早记载。
永州人民忘不了柳宗元当年喊出“孰知赋敛之毒，有甚是蛇者乎”的诗人。公元一千九百八十年，当中国开始了新的民族复兴的伟大事业时，永州人民奉献给改革开放的一份厚礼，便取名为“永州异蛇酒”，也是对不朽诗人的永久怀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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