柳宗元寓言深刻警世的思想内容-乐学网|快乐阅读|中国第一家学生快乐高效学习网站！

柳宗元自幼立下“辅时及物”之志，并终生为之奋斗。在朝廷为官期间，积极参加王叔文改革集团的政治改革活动，成为其中的骨干成员。当改革派与保守派的斗争十分尖锐、激烈的严峻形势下，他不顾个人安危，勇往直前，“冲罗陷阱，不知颠踣”。（《答问》）在斗争的旋涡中，他始终热情昂扬，凌励风发，施展自己“利安元元”的人生抱负。“永贞革新”失败后，柳宗元受到政敌的沉重打击，由一个“超取显美”的朝官落为南蛮之地的流囚。仕途上的严重挫折，柳宗元虽然产生过悲观、消极的情绪，但在他的内心深处始终执着于理想，坚持既定的人生道路，始终抱着“故守先圣之道，由大中以出，虽万受摈弃不更乎其内”（《答周君巢饵药久寿书》）的信念。他虽然失去了在政治舞台上展示才华、实现抱负的机会，但仍然坚持与反动腐朽势力的斗争。他在长期的谪居生活中有更多的机会接近人民，了解民众的疾苦，进一步看清了当时社会政治的黑暗，也更激发了他对顽固倒退势力的憎恨，坚定了继续坚持改革事业的决心。他的寓言大都创作于永州贬所，这是他不向政敌屈服，继续与一切恶势力斗争的特殊手段和有力武器。也正由于此，它们的内涵深邃，警世策人，有着强烈的现实针对性和巨大的讽刺力，比较全面地反映了中唐社会的政治面貌。

设置节度使，是唐玄宗种下的边镇拥兵作乱的祸根，持续近十年的“安史之乱”就是明证。安史之乱虽然最后平定，但帝国之元气大伤，由盛而衰。藩镇严重威胁中央集权，造成社会动荡的祸害丝毫没有消除，而且愈演愈烈。这些藩镇就像分封的诸侯，拥有兵权、土地、人民、财富，喜则“连衡以叛上，怒则以力相并”。他们拥兵自重，法令自专，与中央分庭抗礼，而且父死子继，世代相传，若朝廷稍加抑制，他们就反目，倒戈相击发动内乱，将广大无辜百姓推进“非死即徙”的水深火热之中，致使王朝大权旁落，尾大不掉。据史载，柳宗元被贬永州后，就连续发生了几起节度使叛乱的事件。柳宗元一贯主张强化中央集权，反对藩镇割据。他参加的王叔文政治改革集团进行改革的一项重要措施，就是打击跋扈的藩镇。可惜改革派力量有限，且时间短促，目的无法得以实现。柳宗元在永州的著名论文《封建论》是专门探讨历史发展和社会制度的。在这篇论文中，他愤怒遣责了造成国家混乱和人民痛苦的封建割剧，猛烈抨击了把人民、土地当作私有财产的贵族世袭制。他的寓言则是以文学的形式，曲折委婉地揭露当时藩镇割据的严重社会问题。

《设渔者对智伯》以春秋末期晋国的智伯在灭掉范氏、中行氏后，自持强大，又联合韩氏，魏氏攻打赵氏的历史事件为引子，以渔者为中介，通过渔者与智伯的对话，生动而深刻地揭示了智伯狂妄自大，贪得无厌，“终以不寐”遭到“韩魏与赵合灭”、“其地三分”的悲惨下场，讽刺并警告那些酷似智伯的藩镇、权贵和豪强。在这篇寓言里，用贪而不知害的群鱼类比欲壑难填的大大小小的藩镇，其中鲸鱼的形象更是骄横残暴的军阀的真实写照：大鲸“驱群鲛逐肥鱼于渤澥之尾，震动大海，簸掉巨岛，一啜而食若舟者数十，勇而未已，贪而不能止，北蹙于碣石，槁焉。”作者借大鲸鱼这一形象，一方面谴责他们连年发动战争，使国家动荡不安，人民遭殃，另一方面指出了他们的可悲下场。这则寓言形象地向世人暗示：藩镇拥兵，是对朝廷最大的威胁，是分裂国家，残害人民的最大祸害。

《罴说》是针对唐朝藩镇问题的另一篇寓言。一个没有实际本领的猎人，企图利用“鹿畏，畏虎，虎畏罴”的这种生活现象，用竹管吹出各种动物的声音来捕获猛兽，最终被罴吃掉。从结句“今夫不善内而恃外者，未有不为罴之食也”可以看出这篇寓言的针对性是非常明确的，一个“今”字直言不讳，讽刺的正是当时的社会现象。“不善内而恃外者”讥刺的是那些不图自强只靠外力的人，联系当时社会政治局面，不难看出，实际是指斥朝廷，不革除弊政以加强中央集权，而是采取“以藩制藩”的错误政策。“未有不为罴之食也”，用双重否定的句式指出“不善内而恃外”必然导致的恶果，语气十分强烈。“不善内而恃外”与“为罴之食”是因果关系，要想不发生“为罴之食”的后果，则必须“善内”即加强自身力量，不能一味“恃外”。这是作者对现实社会的深刻观察和认识。当时柳宗元已清楚地看到藩镇的不断扩张，中央集权的日益削弱，然而作为最高统治者的皇帝昏愦无能，不但不吸取教训，不革除弊政，加强王朝的权力，反而依靠宦官和保守势力，打击镇压革新派。而当强藩肆虐时，朝廷始则妥协苟安，不加声讨，直到局面不可收拾时，又企图“以藩制藩”，或重用宦官监军。如此不但不能遏抑强将骄兵，反而酿成更大的祸患。正如《罴说》里描写的“ 走而虎至”，虎亡而罴来。后患无穷，后果更严重。柳宗元以、虎、罴这些凶恶的野兽比喻当时横行不法的的藩镇、军阀，以猎人最后葬身罴腹的下场暗示朝廷应改弦更张，增强实力，如果继续幻想“以藩制藩”，必定遭到“猎人”一样的可悲结局。

中唐时期宦官弄权乱政是又一个严重的社会问题。这些宦官恃仗皇帝的宠幸，操纵朝中大权，干预朝政甚至掌握了皇帝的生死及皇位废立之大权，使得朝廷政出多门，朝纲败坏，混乱不堪，政治极度黑暗。他们还与不同派别的朝官和一些藩镇将帅互相勾结，形成一股难以动摇的恶势力，对社会构成极大的威胁。柳宗元对此深恶痛绝，通过多种方式鲜明地表明了自己的立场。例如对震动一时的曹文洽政治事件，即宦官薜盈珍陷害义成节度使姚南仲，唐德宗不但不治薜盈珍之罪，反而贬姚南仲的事件，柳宗元在作《韦道安诗》后，又写《曹文洽韦道安传》，不畏宦官炙手可热的权威，大胆地揭露事实真相，表达了自己鲜明的爱和憎。他的杂文《晋文公问守原议》针对晋文公选用地方行政长官不跟朝廷大臣商量，而单单与宦官私下决定之事，借古讽今，予以辛辣讽刺。另一篇杂文，《桐叶封地》中也有对当时宫里内侍擅权的讥讽。柳宗元在其寓言作品中有不少篇章对此给予了无情的鞭挞。如《骂尸虫文》、《永某氏之鼠》、《斩曲几文》、《瓶赋》等，这在他为数并不多的寓言中所占的比例是较大的。可见他对当时宦官擅权干政这一严重危害社会的现象的密切关注和清醒认识。

《永某氏之鼠》通过描写在主人的庇护、纵容下作恶多端的老鼠，嘲讽了那些抓住侥幸得到的机会任意胡作非为之徒。作者把“窃时以肆暴”，贪残暴虐，恃宠放纵，无恶不为的宦官比作老鼠，指出他们狃于故态，任意骄纵必然遭到灭顶之灾。由于“某氏”“爱鼠”、“恣鼠”，这些老鼠不但饱食无祸，而且横行无忌，盗暴不已，“昼累累与人兼行，夜则窃啮斗暴，其声万状”，气焰极为嚣张。这正活画出了那些有恃无恐的宦官们的丑态。“某氏”迁居，“后人来居”，对这些阴类恶物，采取一系列措施进行捕杀，恶鼠统统命归西天，死鼠堆积如山。作者以这位新居者隐喻贤明的君主，相信明君一旦即位，必将惩治这帮奸佞，预示了作恶多端的宦官的可耻下场。宦官利用自己的特殊身份和独特环境，依恃皇帝，进而干预朝政，横行天下的问题在唐朝非常突出，盛唐诗人李白曾在古风《大车扬飞尘》中用夸张手法刻画了宦官、“神鸡童”的气焰神态：“大车扬飞尘，亭午暗阡陌”，“冠盖何辉赫”！“鼻息干虹蜺，行人皆怵惕”。愤怒地揭露了他们的骄横，不可一世。唐中后期宦官控制朝中重权的问题更加严重。不仅仅唐朝，唐以下，同样有类似的问题，可以说这也是封建社会的一个通病，特别是在衰世尤其突出。柳宗元把希望寄托在贤君身上，这只是他的一个美好的愿望，但他相信这些宦官终究没有好下场，鼓励人们去斗争，去消灭这一恶势力还是有积极意义的。

《骂尸虫文》是柳宗元的一篇赋体寓言，韩醇评价此文时指出：“公此文盖有所寓尔。永贞中，公以党累贬永州司马。宰相惜其才，欲澡濯用之，诏补袁州刺史。其后谏官颇言不可用，遂罢。当时之谗公者众矣，假此以嫉其恶也。”（《柳集全解》）这段话不仅介绍了《骂尸虫文》的写作背景，而且告诉我们此文讽剌的对象及其写作动因。本篇比《永某氏之鼠》的政治倾向性更鲜明，感情更强烈。篇中把宦官喻为寄生于人体的尸虫，对他们的丑恶灵魂和卑劣伎俩进行了无情的揭露和谴责。那些酷似尸虫的宦官不但形象丑陋，行为诡秘，其用心更加险恶。他们“潜窥默听”，“导人为非”，“摇动祸机”，“走谗于帝”，是一伙“以谣谀谄诬为族类”，“谮上漫上”“妒人之能”的卑鄙小人。对这般邪恶小人，作者坚决主张“叱付九类，贻虎豹食”，“速收汝之生，速灭女之精”，惟有“群邪殄夷”，“害气永革”，才能“大道显明”，“厚人之生”。对这类邪恶之徒的揭露和批判真是痛快淋漓，鞭辟入里。

唐代安史之乱后，吏治腐败，贪污成风，上自朝廷宰相，下至州县官吏，无不利用手中权力拼命敛财，一个个中饱私囊。据史书记载，德宗时，宰相元载伏法，“籍其家，得钟乳五百两……胡椒至八百石”。（《新唐书·元载》）同样是宰相的王涯，家中所藏书画与皇家不相上下，金玉珍宝不计其数。（《新唐书·王涯传》）宰相尚且如此，其他官吏更可想而知。柳宗元在其寓言作品里对这些贪官污吏进行了无情的鞭挞。《蝜蝂传》就是一篇讽刺贪而不知止者的典型之作。篇中借一种见物就拾取，“又好上高”，直至“坠地而死”的小虫，给“今世之嗜取者”画像。他们“遇货不避”，“唯恐其不积”，“及其怠而踬也，黜弃之，迁徙之，亦以病矣。苟能起，又不艾。日思高其位，大其禄，而贪取滋甚，以近于危坠，观前之死亡不知戒。”这是那些贪财嗜禄者的真实写照。《柳文指要》在评介此文时说：“子厚为王涯而作，涯与子厚为友……，其人贪权嗜禄，因子厚所不喜……”认为这篇寓言是针对王涯而作。而台湾学者段醒民在其《柳子厚寓言文学探微》中考证此文是影射王锷的。他们从柳宗元写作动机的角度去考证寓言的指归，无疑是很有价值的，但我们对具有概括意义和普遍教诫的寓言的理解不能只囿于某个特定的对象，而应看作是一类对象中的典型代表。因此《蝜蝂传》应是针对当时现实中所有“日思高位，大其禄”，为争利而死，趋利而亡的权贵、官僚们的。对这些贪得无厌之徒，作者斥之以鼻，轻蔑地称之“虽其形魁然大者也，其名人也，而智则小虫也。”与《蝜蝂传》的主旨有些类似的《宋清传》，正面写长安城一药商即宋清“居市不为市之道”，却为人解难救困，从反面斥责“居朝廷、居官府、居庠塾乡党以士大夫自名者反争为之不已”，他们本是守道之人却偏为市井之交，追名逐利，尔虞我诈，贪婪成癖，指责这些以士大夫自命身居朝廷、官府、乡党的官绅远不如市井一细民。

《鞭贾》从另一个方面揭露官场的腐败。其中写一个深谙经商之道善于玩弄权术的商人，用诈骗的手段将一条用枙染成黄色并涂上了一层腊，而“其内则空空”，“其理若粪壤”的马鞭以惊人的高价卖给一位富家子，后来在关键时刻鞭子折断，这位富家子落马摔伤，险些丧命的故事。结尾写道：“今之枙其貌，蜡其言，以求贾技于朝，当其分则善。一误而过其分，则喜；当其分，则反怒，曰：‘余曷不至于公卿？’然而至焉者亦良多矣。居无事，虽过三年不害。当其有事，驱之于陈力之列御乎物，以夫空空之内，粪壤之理，而责其大击之效，恶有不折其用，而获坠伤之患者乎？”这一段话尖锐地批判了用人上的弊端，深寓用人要当其分的哲理。一则揭露当时那些“求贾技于朝”者“枙其貌，蜡其言”，毫无真才实学而善于自我吹虚和溜须拍马，去猎取高官厚禄者；二则指责统治阶级昏聩无能，轻信这类巧言令色之徒，授之以重权高位；三则指出这种现象导致的严重后果：这种只会伪装外貌，粉饰言辞，而无才无德，腐败透顶的人得以重用，如果处在国家太平无事的时候，即使经过三年，也无妨害，一旦有事，要求他们去为国家效力，没有不给国家和人民带来祸害的。这是柳宗元对历史教训的总结，更是对当时现实的深刻认识和愤怒谴责。他在《与杨京兆凭书》中称这种“无之而工言者”为“贼也”，非坏事不可。他对这种爬上高位的奸猾之徒给社会造成的危害非常清楚，迫切希望最高统治者引起高度警惕。

《永州铁炉步志》是柳宗元针对当时只看重门第不辨贤愚的社会风气而作的一篇寓言。章士钊先生说：“子厚此作，明有所讽刺，盖唐世重门第，好夸张，子孙冒祖父之名与位，以震骇流俗，所在多有，子厚或亲遇其事而恶之，故借铁炉而揭其事于此。”（《柳文指要》）章士钊所言极是，柳宗元痛恨当时的门阀制度以及那些无位无德却倚仗门第妄自尊大的贵族、富家弟子。篇中以铁炉步名存实亡的现象为引子，借“步之人”之口引出一段夹叙夹议的话：“子何独怪是？今世有负其姓而立于天下者，曰：‘吾门大，他不我敌也。’问其位与德，曰：‘久矣，其先也。’然而彼犹曰‘我大’；世亦曰‘某氏大’。其冒于号有以异于兹步者乎？……位存焉而德无有，犹不足大其门。然世且乐为之下。子胡不怪彼而独怪于是？大者桀冒禹，纣冒汤，幽、厉冒文、武，以傲天下；由不知推其本而姑大其号，以至于败，为世笑僇，斯可以甚惧。”作者摹仿那些自恃门第高而傲视天下的人的口吻，对他们的大言不惭进行揶揄嘲讽，而对社会上那些心甘情愿地拜倒他们脚下的人进行了批评，并联系历史上的情况指出这种徒冒虚名，不知道推求祖先声望之所以很大的根由的人必然导致身败名裂，被世人耻笑的结局，同时表达了要求打破门阀制度，主张任人唯贤的进步思想。柳宗元一贯反对任人唯亲，坚决主张任人唯贤。永贞革新失败，他更深刻地感受到革新任人唯亲积习的重要，他特地写了《六逆论》，从理论上对任人唯亲的主张进行了有力的批判。他的寓言《序棋》是对当时朝廷用人唯亲制度的猛烈抨击。作者以房生染棋和弹棋为喻，指出当时朝廷用类似于房生染棋，“亦近而先之”，非“能择其善否者”，但一经他们决定，人们就“易彼而敬此”，而贵者与贱者的待遇就“相去千万不啻”。对这种不辨贤愚，愚者居上，贤者遭排挤和打击的不合理现象，作者表示强烈的不满和极大的愤慨。

《憎王孙文》写了一群德行皆坏的王孙。它们“勃诤号呶，唶唶彊彊，虽群不相善。食相噬啮，行无列，饮无序，乖离不思。有难推其柔弱者以免。好践稼蔬，所过狼藉披攘。木实未熟辄龁咬投注。窃取人食，皆知自食其嗛。山之小草木，必凌挫折挽，使之瘁然后已。故王孙之居山恒然蒿然。”寥寥数语就把王孙彼此不相善，冷酷残忍的恶德丑行描写得淋漓尽致。与此相反，猿具有互相关爱，和睦相处，爱护庄稼，谨言慎行的美德，可是他们被凶残的王孙驱逐。从二者的对比中看出作者对猿和王孙这两种善恶迥异的猴子是各有所指的。以王孙喻反对改革的顽固保守势力，以猿喻坚持革新的进步势力。作者对“排斗善类”“毁成败实”的王孙十分憎恨，愤怒地进行鞭挞，但又没有仅仅局限在这一点，而是一次又一次地质问山林之主——“山之灵”：始问“噫，山之灵兮，胡不贼旃？”次问“噫，山之灵兮，胡独不闻？”再问“噫，山之灵兮，胡逸而居？”以“山之灵影射最高统治者，责问他为什么只图自己的安逸，对他们的罪行不闻不问，反而放任纵容。柳宗元在此把消灭这些顽固倒退势力的希望寄托在皇帝身上，虽然暴露了他思想上的局限性，但他敢于把斗争的锋芒指向最高统治者的无畏精神是难能可贵的。

此外，在《骂尸虫文》中，柳宗元以“尸虫”比喻宦官及反动官僚，以“天帝”暗指当代皇帝，揭露“尸虫”们诌媚诬陷，为非作歹是因为有天帝的荫庇，“纵其狙诡”“悦之以飨”。文中指出：“吾闻‘聪明正直者为神’。帝，神之尤者，其为聪明正直宜大也。安有下比阴秽小虫，纵其狙诡，延其变诈，以害于物，而又悦之以飨？其为不宜也殊甚。”这是明褒暗贬，辛辣讽刺皇帝对这些卑鄙小人不但不严惩，反而给予高官厚禄，放纵使然。在《鞭贾》中作者揭露了官场上的腐败。文章在记述完鞭商诈骗牟利的故事后联系到官场，指出：“今之枙其貌，蜡其言，以求贾技于朝”者官做到公卿位置的“亦良多矣”。空无内物的小人竟然有不少能爬上公卿高位，这分明是指斥那些手握大权的统治者特别是最高统治者的昏愦。《梓人传》以“梓人”指挥建房为喻阐发宰相之道，又暗喻君主之道，从反面讥讽唐德宗李适亲小劳，侵百官，甚至不任宰相，出现“仕进道塞，奏请难行，东省数月闭门，南台唯一御使”（钱易《南部新书》壬卷）的局面，使得这些重要机关（东省、南省）处于瘫痪状态，朝政混乱不堪。

封建时代，皇帝乃真龙天子，掌握天下生杀予夺之权。柳宗元在多篇寓言中用曲折的方式影射讥讽甚至斥责昏庸无能而又顽固保守的君主，无不表现了敢于批判，敢于斗争的精神。同时我们也看到柳宗元在其寓言里除了对皇帝的批判一面外，又寄希望于皇帝，这是一种矛盾现象。这种矛盾现象，正是柳宗元忠君的表现。他批判皇帝，并不是真的反对皇帝，推翻其统治，恰恰相反，是希望皇帝改弦易张，兴尧舜之道，成为贤君，以巩固唐王朝的统治，与广大民众要求推翻皇权制度的性质是不一样的，毕竟柳宗元是封建地主阶级的改革派。当然他批判皇帝，揭露当时社会的黑暗，要求改革弊政还是顺乎民意的，因而是进步的。

柳宗元在永州十年虽有一个“永州司马员外置同正员”的官名，实则为政敌严密监视下的“流囚”。政治上的大起大落对柳宗元的心态产生了巨大的影响。面对政敌的打击，地位的落差，他感到压抑、苦闷，况且保守派打击、陷害仍在继续。又由于他是王叔文革新集团的骨干成员，在政治斗争中树敌较多，他自己后来说：“年少好事，进而不能止”，“性又倨野，不能摧折，以故名益恶，势益险”（《与裴埙书》），更成为朝廷上攻击诬陷的目标。这些无疑是对柳宗元精神上的严重摧残。他的寓言作品除了暴露社会黑暗，鞭挞丑恶之外，有一部分写革新失败后的伤痛、悲愤和血泪体验，并对以王叔文为首的改革派及其所从事的改革事业进行了热情的讴歌。

《谪龙说》是一篇带有神话色彩的寓言，作者以谪龙自比。“谪龙”即文中的“奇女”，“有光晔然，披緅裘，白纹之里，首步摇之冠。”她的服饰华美，光彩照人，是一位性格坚强，志趣高洁的神女，虽然被天帝贬谪到尘世间，但决不许别人轻侮和冒犯。“奇女”的形象与屈原《涉江》诗里的好奇服，佩长剑，披挂宝玉的诗人形象十分相似，屈原以这一形象象征自己不与世俗同流的高洁品质、伟大理想和出众的才华。柳宗元笔下的“奇女”着装华贵，光彩夺目的形象也有同样的效应。“奇女”怒斥企图前来戏弄的“贵游少年”，表现了作者要保持自己人格的完美，“士可杀不可侮”的凛然正气和对别人失势而加侮辱、攻击甚而落井下石者的蔑视。因为“吾心侈大”天帝“怒而谪来，七日当复。”柳宗元相信不久朝廷会召他回京，重新起用，他寄希望于唐宪宗，认为宪宗会改变主意。柳宗元遭贬后，并没有后悔自己从事的改革斗争，从他到永州不久写的《唐故给事中皇太子侍读陆文通先生墓表》及后来所写的《答元饶州论〈春秋〉书》中可以看出，他仍在制造为改革派辩护的舆论，而且更集中精力研读改革派的精神导师陆质的著作，这是他继续坚持改革理想的表现。而唐宪宗虽然是在镇压了改革派之后登上帝位的，但他后来在削藩和整顿财政、改善政治方面作了不少切实的工作，可以说在一定意义上是“永贞革新”的继续。这也是柳宗元“七日当复”，即怀抱遇赦复出的重要原因。实际上这只是柳宗元的幻想，唐宪宗很难原谅革新派在帝位上的问题，每次大赦，“八司马”都不在“量移之限”。柳宗元谪居永州十年，又贬为柳州刺史，直至死在任上，再没有回朝任职的机会。有人认为这篇寓言里的谪龙是暗指王叔文，其实从文中“众恐而退。遂入居佛寺讲室焉”的语句来看，当是作者自比，因为柳宗元初到永州时，无居所，只能寄居龙兴寺。

《愚溪对》是柳宗元贬永州五年后，迁居到当时城郊冉溪旁边而作的一篇骈体寓言。通篇以作者在梦中与溪神问答的奇特形式，对当时社会善恶颠倒、愚智不辨的现象进行抗议。他借回答溪神提出的问题，用“贪泉”的名不符实类比称冉溪为愚溪好像名实相符，引申为柳宗元的贬谪流放是真正的名不符实。而作者所说“夫明王之时，智者用，愚者伏。用者宜迩，伏者宜远。”说的是贤君治理下的理想境界，现实却恰恰相反，正是愚者“用”而智者“伏”。作者以此语巧妙地讽刺了当朝统治者的昏聩和政治的腐败，抒发了自己长期郁积内心的怨愤。梦中的柳子在向溪神解释自己的“愚”时，这样写道：“吾茫洋乎无知，冰雪之交，众裘我絺；溽暑之铄，众从风，而我从火。吾荡而趋，不知太行之异乎九衢，以败吾车；吾放而游，不知吕梁以异乎安流，以没吾舟。吾足蹈坎井，头抵木石，冲冒秦棘。僵仆虺蜴，而不知怵惕。何丧何得，进不为盈，退不为抑，荒凉昏默，卒不自克。”用三个“不知”从多方面夸张性对比，突出“我”的“愚”，特别是把“我”面对急流、陷井、荆棘“不知怵惕”的“愚”劲写得更加生动逼真。作者笔下的“愚”人实际是特立不群的柳宗元的自我形象。这种“愚”劲既形象地反映了他在永贞革新中不顾个人安危，急流勇进的无畏精神，也表现了他失败后仍然不放弃自己的理想和对自己长期遭贬，受迫害而无法实现“辅时及物”之志的满腔悲愤。正如《柳文指要》引用林琴南所说：“愚溪之对，愤词也”，“发其无尽之牢骚，泄其一腔之悲愤，楚声满纸，读之肃然”。《愚溪对》也同屈原的《离骚》一样，是一篇政治牢骚文。

《笼鹰词》这一诗体寓言描写了一只矫健的苍鹰前后迥然不同的经历和姿态。“凄风淅沥飞严霜，苍鹰上击翻曙光。云披雾裂霓虹断，霹雳掣电捎平岗。砉然劲翮剪荆棘，下攫狐兔腾苍茫。爪毛吻血百鸟逝，独立四顾时激昂。”这确是鸟类中的勇猛者。英雄！它更是英勇搏斗，开拓前进的革新者的不凡形象。王叔文革新集团在短短的三、四个月的时间里大刀阔斧地革新除弊，采取一系列措施强化朝政，收回利权，打击骄横不法的藩镇，压制弄权干政的宦官，惩处贪暴、举贤用能，减免赋税，解民饥渴。这些善政给保守派以沉重打击，受到百姓的普遍欢迎，“相聚欢呼大喜”。可是“炎风溽暑忽然至，羽翼脱落自摧藏。草中猩鼠足为患，一夕十顾惊且伤。”这是保守派疯狂反扑，改革派遭到打击、陷害的缩影。改革派的核心人物王叔文始贬渝州司户，继而被处死，王伾贬开州司马，到任不久病死，其他成员刘禹锡、柳宗元等全部被逐出朝廷贬远州司马，即历史上的“八司马事件”。然而，改革者在遭受严重挫折后并未消沉和屈服，“但愿清商复为假，拨去万累云间翔。”他们期待着有朝一日，重振雄风，到万里云空自由翱翔。这是一首对改革者的颂歌，也表现了作者对改革事业的矢志不渝。

《种树郭蠹驼传》借种树人郭蠹驼种树的经验阐述养民之术。郭蠹驼善于种树，凡是他种的树没有不成活的，而且“硕茂蚤实以蕃”，其秘诀就是“能顺木之天，以致其性”，“其莳也若子，其置也若弃，则其天者全而其性得矣。”而其他种树者则与之相反，根本不顾树木的生长规律，“爱之太恩，忧之太勤”，早上看了，晚上又去摸，甚至用指甲抓破它的皮来验看树的死活，摇动它的根看是栽得松还是紧。这样“虽曰爱之，其实害之；虽曰忧之，其实雠之。”作者将种树之理“移之官理”，认为做官治民也像种树一样，要了解百姓的需求，不扰乱他们正常的生活、劳作规律，这样才能“番吾生而安吾性”。在这篇寓言里，柳宗元不是揭露贪官酷吏敲骨吸髓和草菅人命，而是从另一个方面批评统治阶级“好烦其令给人民造成的祸害。这些官吏表面上看起来，似乎是勤政爱民，从早到晚督促这，命令那，弄得老百姓连吃饭都顾不上来应付官吏，还是忙不过来，疲惫不堪，不得安生，“若甚怜焉，而足以祸焉”。这种政令苛烦的现象在中唐时代甚或整个封建时代都是普遍存在的，它是封建专制制度所固有的弊端。封建统治阶级就是要从各方面去限制和约束百姓，柳宗元揭露这一弊端，主张要调整和处理好统治阶级与民众的关系，要像郭蠹驼种树一样，使百姓能“天者全而其性得”，安居乐业，自由发展，虽然在当时不可能成为现实，但作为一种理想的政治却是进步的，也是符合民意的，在今天仍未失去其哲理的光辉。

贞元末年朝廷用人不当，为相者不是贪婪奸猾之徒，便是因循无能之辈，柳宗元针对这一弊端创作了《梓人传》，以梓人指挥建房为喻，对官吏的作用和施政的问题提出了精辟独到的见解。文中写的是一位姓杨的“都料匠”，他不懂得木匠、泥匠等技术活，但擅长审度材料，根据建筑图样，指挥调度，建造房屋。作者认为这与做宰相治国的道理十分相似，并以此类比，深入阐述了为相治国之道。他首先肯定“彼为天下者本于人”，天下之所以成为天下，它的根本就在于人，治理天下就要以人为本。那辅佐皇帝的宰相要像梓人为建造房屋的总指挥一样“能知体要”，把握全局，预见未来，从宏观上战略上去谋划治国方略，而具体实施者是各个部门的官吏。因此为相者首要任务是“择天下之士，使称其职；居天下之人，使安其业”。要善于选拔人才，把有才能的人引荐上来，以发挥他们的作用，把无德无术的人斥退开去，并罢免他的职务。“不亲小劳，不侵众官，日与天下之英才讨论其大经”，就像梓人善于分派指挥众多工匠干活，而不以手艺自夸一样，不要亲自去料理一些琐碎的事务，以免干预下属部门的职权，只有这样国家才治理得井井有条。文中还指出为相者的另一重要职责是“条其纲纪而盈缩焉，齐其法制而整顿焉”，正像“梓人之有规矩、绳墨以定制一样，要整肃纲纪，统一法度，使之健全完备，条理分明，并得以实施，让各级官吏和天下百姓懂得有所为和有所不为。同时作者还要求做宰相的应该坚持原则，执行成法，不合则去，不要贪图高位厚禄而置法制于不顾，去迎合上意。柳宗元在本篇中表明的观点，都是针对当时法纪败坏、官乱职废的社会现状提出的改革主张，也为“永贞革新”在这方面的改革做了舆论准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