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柳宗元从小就受到以舜文化为代表的中国古代优秀传统文化的熏陶，他把尧、舜之道当成自己毕生奋斗的政治目标，无论是为子、为夫、为父、为人、为友，还是为官，都恪守孝道，努力付诸实践，不愧为舜文化的忠实传人。学习和借鉴柳宗元，大力弘扬以 “孝道” 为核心的舜文化，对于提高整个中华民族的人文素质，加快建设小康社会的步伐，必将起到巨大的良好促进作用。

     “舜文化是原生性道德文化，舜帝是道德文化的鼻祖。道德文化具有旺盛的生命力，舜文化是中华传统文化的重要母源。”⑴虞舜是正己修身、率先垂范、以德化人、以德治国的楷模和典范。虞舜一生身体力行地推行“父义、母慈、兄友、弟恭、子孝”的五常家庭伦理道德，带领周围人“让畔、让居、乐于助人、邻里相和”，营造了一个古代文明和谐的社会。柳宗元把尧、舜之道当成自己毕生奋斗的政治目标，无论是为子、为夫、为父、为人、为友，还是为官，都恪守孝道，努力付诸实践，不愧为舜文化的忠实传人。

    一、从小深受舜文化的传统熏陶，立志传承尧、舜之道。

    《尚书尧典》说：“德自舜明”，《史记》说：“天下明德皆自虞舜始。”这些都明白无误地告诉人们，舜就是中华民族道德文明的始祖。明德，指完美的德性。《大学》又说：“古之欲明明德于天下者，先治其国。欲治其国者，先齐其家。欲齐其家者，先修其身。欲修其身者，先正其心。欲正其心者，先诚其意”。正心诚意，齐家修身，则国治德明，就是“恭己无为天下治”。这些都说明，通过正己修身、克己奉公、以德化人，实现德化而国治，是古人以德治国的基本范式。

    中华书局1978年9月出版的《柳宗元集》（全四册）共收诗文674篇，其中涉及到“舜”的篇目共有37篇（首），约占作品总数的5.5%。涉及到“舜”的语句有85处，其中， “尧舜”并提的36处；“有虞、虞舜、舜”单独出现的49处。 重点文章4篇，即《舜禹之事》、《舜庙祈晴文》、《与杨诲之第二书》、《湘源二妃庙碑》。

    《舜禹之事》着重介绍舜将帝位禅让给禹的事迹，涉及到“舜”的语句有21处；《与杨诲之第二书》着力阐述“尧舜之道”——政治理想和政治主张，涉及到“舜”的语句有10处；《舜庙祈晴文》描述舜的生平功绩，全文几乎句句紧扣，不离分毫；《湘源二妃庙碑》歌颂舜的两个妃子——娥皇、女英，其实也是间接地为舜张目。

    《舜庙祈晴文》中有这样的语句：“帝入大麓，雷雨不迷。帝在璇玑，七政以齐。九泽既陂，锡雨玄圭。至德神化，后谁与稽。勤事南巡，祀典以跻。此焉告终，宜福遗黎。庙貌如在，精诚不睽。”他好像在跟舜帝倾诉自己的理想和神往：舜帝——您曾进入高大的山麓，虽然下着很大的雷雨却没有迷失方向；您接班治理朝政，把所有的事务都安排得井井有条；您起用大禹治水，让所有的湖泊都免除涝灾。您的道德如神，后世谁能相比？您勤于政事，到南方巡察民情，虽然终止了有形的生命，却给百姓留下了福音，从现存的庙宇中，也可看到您的一片精诚——您的确是我柳宗元顶礼膜拜的偶像。

    柳宗元在《舜禹之事》中，细数舜的“仁政”功绩：“舜举十六族，去四凶族，使天下咸得其人；命二十二人，兴五教，立礼刑，使天下咸得其理；合时月，正历数，齐律、度、量、权衡，使天下咸得其用。”意思是说，舜选用16个氏族首领，驱逐了4个凶悍的氏族首领，使天下的百姓都得到了贤明之人的统领；他任命22个官员，兴办各类教育，颁布礼仪与刑罚方面的规定，使天下的百姓都晓得了正确的道理；确定年月时令季节，更正历法，统一了度量衡与律法，使天下的百姓都得以更加方便地使用。

    柳宗元在《惩咎赋》中提出：“日施陈以系縻兮，邀尧舜与之为师。”意思是说：“每天都要抓住时机，将尧舜请来当自己的老师。” 又如：“跨腾商周，尧舜是师”（《衡州刺史东平吕君诔》）；“以生人为主，以尧舜为的”（《陆文通先生墓表》）；“由吾言者为尧、舜，而吾生人为尧、舜人矣”、“俾汤为尧、舜，而人为尧、舜之人” （《伊尹五就桀赞》）；“彼封建者，更古圣王尧、舜、禹、汤、文、武而莫能去之”、“夫尧、舜、禹、汤之事远矣”（《封建论》）；“尧舜之道，至大以简”（《祭吕衡州温文》）等等。

    他在《送娄图南秀才游淮南将入道序》中阐明自己的志向：“幸而好求尧、舜、孔子之志，惟恐不得；幸而遇行尧、舜、孔子之道，惟恐不慊。”柳宗元感到庆幸的是，自己羡慕和追求尧、舜、孔子的志向，惟恐不能达到；努力实行尧、舜、孔子的治国安民之道，惟恐相差悬殊。从上面的引文，可见柳宗元不仅完全继承了舜文化，而且，将其不断发扬光大，以教育和启发后来之人。

    二、为子敬老，力行孝道。

    司马迁的〈史记五帝本纪〉云：“瞽瞍尚欲复杀之，使舜上凃廪，瞽瞍从下纵火焚廪。舜乃以两竿自擀而下，去，不得死。后瞽瞍又使舜穿井，舜穿井为匿空旁出。舜既入深，瞽瞍与象共下土实井，舜从匿空出，去。瞽瞍、象喜，以舜为已死。象曰：‘本谋者象。’象与其父母分，于是曰：‘舜妻尧二女与琴，项取之；牛羊仓廪予父母。’象乃止舜宫居，鼓其琴。舜往见之，象愕不怿，曰：‘我思舜正郁陶！’舜曰：‘然，尔其庶矣！’舜复事瞽瞍爱弟弥谨。于是尧乃试舜五典百官，皆治。”父母和弟弟几次要杀他，虞舜死里逃生，但却无丝毫怨恨，对父母仍是孝敬如初，对弟弟仍然慈爱有加，这样的孝行的确可以感天动地，故而到了神话色彩较浓的《山海经》中，说舜耕历山，居然有“象为之耕，鸟为之耘”。

    在中国的传统文化中，虽然尧舜之道不可分割，但起决定性作用的却是舜帝。虞舜之所以能由一个普通山民而成为“帝”，其根本点就在于他的“孝感天地”；舜以对孝的身体力行，而感天动地，因而被尧帝所看重，也被世人所拥戴。因此，尧舜之道的核心内涵，便在于“孝”，尧舜之道也可以称之为“孝道”。

    柳宗元出身在书香门第之家，父亲柳镇刚强正直，母亲卢氏贤惠豁达，两个姐姐聪明早慧。他曾撰文夸奖她们“善隶书，为雅琴以自娱乐，隐而不耀。工足以致美于服而不为异，言足以发扬于礼而不为辨。孝之至，敬之备，仁之大”（《亡姐崔氏夫人墓誌盖石文》）；“与仁孝偕生，以礼顺偕长……孝以和，恭以惠” 等等 （《 亡姐前京兆府参军裴君夫人墓誌》）。其实，他本人亦常怀“孝子之心”、“示后之人以无忘孝敬”（ 《故弘农令柳府君坟前石表辞》），对父母长辈恭敬有加。

    柳宗元在贞元九年（公元793年）进士及第。由于唐代最重视经学，皇帝亲自选定的《五经正义》是科举考试的必考书籍，五经即：《周易》、《书经》、《诗经》、《礼记》、《春秋》。《礼记》又被称之为《孝经》，其中主要谈及婚丧嫁娶、君臣上下、长幼男女和祭祀方面的一些礼仪。柳宗元既然能够在万千儒士之中脱颖而出，考中进士，那么，他对《孝经》的学习与理解，用自己的话来说：“我学不能探奥、穷章句，为腐烂之儒” （《上大理崔大卿应制举不敏启》），即使不能倒背如流、运用自如，起码也能寻章摘句，信手拈来，方可一蹴而就。

    柳宗元考中进士之后，“他曲江宴游，大雁题名，过了近三个月的火红日子。五月，父亲柳镇病逝，按照礼制，他必须在家守丧。在守丧的三年中，不能参加制科考试，也不能举办婚礼。”⑵直到贞元十四年（798），柳宗元满了26岁，才开始正式步入仕途。他怀着“少时陈力希公侯，许国不复为身谋”的雄心壮志，积极参与以王叔文为首的“永贞革新”。 永贞元年（公元805年），轰轰烈烈而又非常短暂的“永贞革新”，中途夭折；上演了历史上有名的“八司马事件”，柳宗元等人获罪遭贬。

    当时，他的母亲卢氏已经67岁了，由于年近古稀，夫死女亡，无人照管，柳宗元只好扶母南行，从繁华的京都长安，来到荒僻的永州，一路车船颠簸，凄风苦雨，的确无比艰辛。到永州之后，因为借住在寺庙里，水土不服，生活难以适应，他的母亲不久就染病在身，于第二年五月十五日，撇下与她相依为命的独子，在龙兴寺里撒手西归。柳宗元为此而极度悲伤，抑制不住内心的悲痛，写下了一篇祭文《先太夫人河东县太君归祔志》：“穷天下之声，无以抒其哀矣。尽天下之辞，无以传其酷矣。”字里行间浸透着哀伤和自责，深感母亲这样快去世，是受到自己贬官南荒的牵累。一年后，他想将母亲的灵柩运回长安，跟父亲柳镇合葬于万年栖凤原的柳氏祖坟，由于自己仍然待罪南方，处于被囚的境地，分身乏术，这一切只好托请表弟卢遵帮忙。他在文中写道：“今又无适主以葬，天地有穷，此冤无穷！”因为“不得归奉丧事”以尽最后的孝道，对此更是欲哭而无泪，怨愤而无比。

    三、为夫惜妇，为父恤幼，不损孝行。

    《孝经》 云：“天地之性，人为贵。人之行，莫大于孝，孝莫大于严父。”中国人将生命看作一个无穷尽的链条，单个人的生命虽然短暂，却是链条中的一环，借助这个无穷尽的链条，就可以获得永生。肉体的永生是借助传宗接代来实现的，通过传宗接代，使香火得以延续，不仅涉及到自己生命的延续，而且关系到祖宗生命是否得以永生，所以，中国队才把“断子绝孙”看作人生大忌，所以才有“不孝有三，无后为大”的最为严厉的孝道规范。传男不传女、以姓氏为家庭延续标志的传统观念、“香火延续”的家庭意识等等，虽然已经有些过时，但在广大农村之中，至今仍然还有着较为广阔的市场。

    柳宗元所处的唐代，由于等级森严，特别看重出身门第，而且法律禁止良民与贱民通婚，良民中的士族（贵族）与庶族（平民）也难联姻。贞元元年（785），13岁的柳宗元与当时任礼部、兵部郎中杨凭的女儿订婚。贞元十二年（796），24岁才完婚；三年后（799），他原配的妻子杨氏因足疾，孕而不育去世。柳宗元虽然被贬，身为“僇人”，但在婚姻问题上，仍然未能摆脱封建等级制度的束缚。他曾哀叹柳氏家族“但见祸谪，未闻昌延”，“一门嗣续，不绝如线”， “荒隅中少士人，无与为婚，世亦不肯与罪大者亲呢。”（《寄许京兆孟容书》）因为没有子息，思想包袱很重。

    元和十二年（817），他的岳父杨凭去世，此时，距亡妻魂别已是第18个年头，但柳宗元依然眷念不已。他在《祭杨凭詹事文》中写道：“某以通家承德，夙奉良姻，莫成子姓，早丧淑人。恩礼斯重，眷抚惟新，稠缪其志，实敬实勤……天道悠远，人世多虞，寄心双表，长恨囚拘。呜呼哀哉！”文中的意思是说，由于两家长辈道德观念相近，关系密切，因此结为儿女亲家，虽然没有留下子女，贤淑的妻子也过早地去世了；但那短暂的三年共同生活，至今还记忆犹新，她的殷切情意和勤劳的品质，令人实在难以割舍。……天道悠远最为难测，人世坎坷多意外之烦恼。我长恨自己被贬谪南方，只能将这颗心遥寄到您老和妻子的坟前，以清酒淡菜，祭奠你们的在天之灵。呜呼，实在哀伤！

元和五年四月三日，柳宗元侍妾所生的年仅十岁的女儿和娘又不幸病死。他为此同样感伤莫名，在《下殇女子墓砖记》中写道：“既得病，乃曰：‘佛，我依也，愿以为役。’更名佛婢。既病，求去发为尼，号之为初心。元和五年四月三日死永州，凡十岁……性柔惠，类可以为成人者，然卒夭。”对温柔聪明的女儿，他非常疼爱，甚至采用“昄依为尼”的办法，来祈望挽救女儿的生命，以为能够将她抚养长大，谁知命运多舛，就像桃枝上的骨朵，尚未含苞吐蕾，便早早地夭折、枯萎了。

    元和十四年（819）十月五日，柳宗元因病去世，年仅四十七岁。留下四个小孩，最大的女儿殷贤不到十岁，还有个跟她同时生下的双胞胎妹妹；老三周六、老四周七都是男孩，一个才四岁，另一个是遗腹子。由于他为官清廉，家无遗财，卢遵、刘禹锡、崔群、韩愈等亲朋好友，深受其感动，分别抚养了柳宗元的四个子女；裴行立为孤儿寡母筹措了丧葬费用。一直和柳宗元生活的表弟卢遵，于第二年七月，将其归葬于万年县先人墓侧。

俗话说：“无情未必真豪杰，怜子如何不丈夫？”柳宗元妻子去世之后，尽管先后有好几个女子跟他同居，除了门不当户不对之外，也许是没有合适的人选，来顶替发妻杨氏在柳宗元心目中的位置，所以一直未能正式再娶。他曾在跟刘禹锡唱和的诗中写道：“在家弄土唯娇女，空觉庭前鸟迹多”，对幼女的怜爱之情跃然纸上，由此可见，柳宗元本人虽然未能尽到抚养子女们成长的责任和义务，但也丝毫无损于他多情男儿的本性。

    四、为人亲和，为官清明，弘扬孝道，百世留芳。

    《史记五帝本纪》又云：“舜耕于历山，人皆让畔。渔于雷泽，人皆让居；陶于河滨，河滨器皆不苦 窳。”以上记叙，说的是舜耕于历山，与人谦让相处，宽厚仁慈，将肥沃的土地让给他人；渔于雷泽，把经营好了的渔场让给他人；天旱了，为他人凿渠。他是制陶能手，而从不粗制滥造，弄虚作假；他从事商品生产而能诚实守信，童叟无欺。只要有利于他人，造福社会的，无不躬亲为之，处苦行之。在他的影响下，邻里和睦，村民友好，大家都愿与他择邻而居。舜以其仁德感化人，以其行为引导人，以其才能信服人，邻里都敬佩他，服从他。在舜的影响下，生产有了大发展，社会有了大进步，“一年而所居成聚，二年成邑，三年成都” 《史记五帝本纪》，原始聚落建成了都邑，原始的社会形态也朝着文明社会迈进。   

    柳宗元所写的诗文中，有关纪念死者、纪念修建庙堂的碑祭铭志诔碣表吊等祭祀文共106篇，占15.8%。他在此类祭祀文中，赞叹先辈“弘正友道”、“弘孝悌之德”、“用柔和博爱之道以视遇孤弱”、“惟公尽敬于孝养”、“小子常以无兄弟，移其睦于朋友；少孤，移其孝于叔父” （《故叔父殿中侍御史府君墓版文》）等等。不仅对他们的孝行大加褒扬，而且身体力行，将舜帝“孝感天地”所形成的孝道，推而广之，用于理政治民。

    他在长安时接交了一批政治上的同道，王叔文、王伾、刘禹锡，被后人称为“二王、刘、柳”集团。王叔文是越州山阴（今浙江绍兴市）人，出身“寒微”，颇知民间疾苦，读书知治道，慷慨有大志，是庶族文人中的优秀分子，一位有抱负、有活动能力的政治家。王叔文得罪贬死之后，许多见利忘义的小人，避之还嫌惟恐不及，有的甚至落井下石，以示干净与清白。柳宗元却对王叔文感到由衷的钦佩，写下了许多文字，包括为王母所写的、大力颂扬王叔文的《故尚书户部侍郎王君先太夫人河间刘氏志文》，称赞王母“在女氏也，贞顺以自处，孝谨以有奉；其在夫族也，祗敬以承上，严肃以涖下……勤劳不懈……教戒无阙”等等，敢于挺身而出，为王叔文仗义执言。刘禹锡是柳宗元一生中最为亲密的友人，终身不渝；韩愈则是他真正的“挚友”和“诤友”，莫逆之交。

    柳宗元在永州期间，除了跟当地一些官吏应酬往来，还有不少前来求教的青年学者，并结交了重巽等和尚、法师，跟他们朝夕相处，谈禅论道，诗文唱和，关系非常融洽，留下30余篇为和尚们写就的碑文、诗序、寺庙记。他认为：佛教的佛理“盖本于孝敬，而后积以众德”（《送濬上人归淮南观省序》）；“浮图诚有不可斥者，往往与《易》、《论语》合” （《送僧浩初序》）。

元和十年（815）年正月，柳宗元才得到皇帝的赦免，奉诏回到长安。但暮春三月，又被外放到柳州去当刺史。此时，他虽然正当壮年，因病魔缠身，已未老先衰。为了改变当地贫穷落后的面貌，他决心改革弊政，兴利除害。在短短的四年之中，柳宗元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为柳州百姓办了许多好事、实事，如解放了数以千计的奴婢，栽树种竹，打井筑城，兴办学堂等等，使他们得到了不少实惠，从而深得民心，受到大家的拥戴。

    韩愈在《柳子厚墓志铭》中说，柳子任柳州刺史后“因其土俗，为设教禁，州人顺赖”。当时柳州城有“男女质钱”为奴婢的风俗，“子厚与设方计，悉令赎归。其尤贫力不能者，令书其傭，足相当，则使归其质”。一年时间，“免而归者且千人。”在《柳州罗池庙碑》里，韩愈这样描述柳子的政绩：“民业有经，公无负租，流通四归，乐生兴事，宅有新屋，步有新船，池園洁修，猪牛鸭鸡，肥大蕃息。子严父诏，妇顺夫指，嫁娶葬送，各有条法，出相弟长，入相慈孝。”

    柳宗元曾在《寄许京兆孟容书》中说：“……立仁义，裨教化，过不自料，勤勤敏敏，唯以中正信义为志，以兴尧、舜、孔子之道，利安元元为务。”柳宗元主张施行仁义，教化百姓，勤勤恳恳，以中正信义作为自己唯一的志向，以施行尧、舜、孔子之道作为自己终生的理想追求，把有利于广大百姓当作自己的最终目的。说明他坚信自己所参与过的政治改革，是正义的事业，是符合国家与老百姓利益的行动。他始终不愿改变自己的政治主张，和远大的理想，更为广泛地钻研古今典籍，并加以批判性地吸收与借鉴，因而大大提高了自己的思想水平和文学修养。他继承和发扬了以 “孝道” 为核心的舜文化，把尧、舜之道付诸于实践，将一个古代蛮荒之地的柳州，营造成文明和谐的治所，的确无愧为舜文化的忠实传人。

    俗话说：“百善孝为先。”当前，我国正在加快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物质文明和政治文明的建设，党的十六届四中全会提出“以人为本”、“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胡锦涛总书记在今年春节到贵州考察工作时指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是我们党从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全局出发提出的一项重大战略任务。”因此，学习和借鉴柳宗元，大力弘扬以 “孝道” 为核心的舜文化，对于提高整个中华民族的人文素质，加快建设小康社会的步伐，必将起到巨大的良好促进作用。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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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孙昌武. 柳宗元评传[M].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199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