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怕历史？

慈禧大概是中国历史最天不怕地不怕的角色了——她不有名言“谁要我一时不痛快，我叫他终生不痛快”么？可就这样一个所谓“毒辣、阴狠、自私、愚昧、贪鄙、举天下以奉一人”的角色也有“四怕”：“天命”、“祖宗”、“鬼神”和“历史”！为什么历史可怕？就是因为历史存真——无论你生前如何花言巧语，如何愚弄百姓，如何粉饰自己，到历史上都会清清楚楚将你还原，是怎么样就是怎么样，所谓“盖棺论定”是也。

不妨看看这“史”字的写法：“史”字从“中”从“又（手）”。什么意思？就是讲史家的天职就是“秉中”，也就是

自古从日月星辰变化，直到内政外交，皇帝的一态度中立：历史是什么就写什么，用司马迁的话来说就是“不虚美、不隐恶”！举一动，都逃不过史官的笔尖。不妨来看两个例子：公元前606年，晋国的灵公，被作为正卿的执政赵盾的弟弟赵穿杀死了。晋国的史官叫董狐对此秉笔直书“赵盾弑其君。”赵盾急了，来商量：“董先生，你写错了吧？明明是我弟弟赵穿杀了皇帝，你怎么写我呢？董狐说：”你是朝廷大员，这件事情发生的时候，你躲在外面，可是没出国门；你回来了，又不追究凶手。你还脱得了干系吗？杀皇帝的不是你，又是谁呢？”赵盾没法，只好听任董狐这样写。这个例子，说明自古史官不但独立，还可以照史官的意思，来写他判断的事实。这事过了五十九年，齐国又发生了皇帝被杀事件。凶手是大臣崔抒。于是史官又来了，史官叫太史，他写道：“崔纾弑庄公。”

崔纾可没有赵盾那种好脾气，他光火了，立刻把史官杀掉！可是，事情却没完。史官的弟弟来了，还是这样写：“崔纾弑庄公。”崔纾照章办理，又杀了一个。可是，事情还没完。史官的弟弟的弟弟又来了，又这样写：“崔纾弑庄公。”……直到杀到第五个，崔纾不气了，泄气了，他只好认输，随史官怎么写。！

藉是之故，才有所谓“孔子著《春秋》，乱臣贼子惧”的说法。孟子对此有这样的说明：“世衰道微，邪说暴行有作，臣弑其君者有之，子弑其父者有之。孔子惧，作《春秋》。是故孔子曰：知我者其惟《春秋》乎。罪我者其惟《春秋》乎。”原来，在春秋战国时代，为迎合急功近利的各国国君发展需求，各种邪说纷纷登台。法家，主张摒弃道德教育，而代之纯粹的法治，以达到强国目标；纵横家，主张以计谋策略来获取成功。孔子有感于自己生在礼崩乐坏的乱世，不但国家四分五裂，礼治（以道德礼仪治国）也和政治渐渐分离。整个社会从上至下，为追求利益，不再顾念道德伦理，不择手段。孔子作《春秋》，不单单是褒善贬恶，更是为经世者们的进退之用、宽猛之宜，是非之公，种种制事权衡，审度出一个标准。

后来的二十四史，均编写专门记录“循吏”、“酷吏”、“奸臣”、“忠义”、“烈女”、“孝友”的列传。其意旨，是借鉴““子成《春秋》，而乱臣贼子惧”，予社会一个公正评判善恶，正确树立伦理的标准。公元六世纪北齐文宣帝高洋就向一个著名的史官魏收说：“我后代声名，在于卿手。”又说：“好直笔，勿畏惧！我终不做魏太武诛史官。”这些都是皇帝尊重史官的说话。

也不要以为这种对历史的敬畏是封建意识，无产阶级不会在乎。据刘少奇儿子刘源《刘少奇、毛泽东和四清运动》一文介绍：1962年6月一天，中南海游泳池畔，毛泽东质问刘少奇：为什么不顶住邓子恢、陈云等人的右倾举动？刘一向顺从毛，但此次竟“有些动感情”地顶了毛：“饿死这么多人，历史要写上你我的，人相食，要上书的！”可见，就是刘少奇这样的“无产阶级革命家”也是怕历史的，甚至怕毛不及怕史，怕史更甚于怕毛。事实也证明了这一点，正是从“人相食”后，刘开始与毛分道扬镳了。而毛泽东自己在去世前不久，也说过这样的话：“我一生办了两件事，一是夺取全国政权，持异议的人甚少；二是发动文化大革命，拥护的人不多，反对的人不少。”我们从中不难看出：毛对自己身后的历史的评价，还是很在乎的。这让人不禁想起刘少奇被打倒后说的这样一句话：“好在历史是人民写的。”这话的含义是：“我刘少奇的是非功过不是由某人（比如老毛）说了算，而要由历史由后人来评定。”彭德怀受冤屈时也寄希望于历史。他晚年一而再、再而三地书写申述材料，既是向中央申诉，也是向历史申诉——因为他已对那个奉老毛为神明的中央颇感失望了。他在生命垂危中，听到侄女悄声说他的那包材料被保存下来时，先是一愣，接着便欣然地笑了。

后来的历史也证明了他的选择：在现世中，毛是胜利者；而在历史中，彭则是胜利者。从彭与毛的冲突中可以看出，中国政治人物是要过历史关的，他们的较量是要从现世中延续到历史中的，是要在历史中决胜负的。

同时我们还应看到：在真实记载历史过程中，除了正史外还有野史，在正史真实记录受阻时，民间野史便会出来承担历史存真的职责。当朝的皇帝虽一再警告、查禁，可是总不能斩革除根。“若想人不知，除非己莫为。”统治者做了坏事，要瞒，是瞒不了的；要烧，是烧不光的。“流芳”呢？还是“遗臭”？历史总不会放过他。提倡写“直笔”的孔夫子，当他竟也骗人，写了“曲笔”的时候，历史上，也留下他的纪录。历史是不讲感情的，讲感情便不是真历史。历史只讲求真相，由求真的人，不断的、千方百计的记载它的真相。古往今来，许多坏蛋们想逃过历史、改变历史，可是他们全部失败了。历史是一个话匣子，坏蛋们怕人说话，可是历史却说个司马迁虽然是朝廷的史官，但他撰写《史记》并不体现最高统治者汉武帝的意志。司马迁“不虚美，不隐恶”，秉笔直书，在某些方面，敢于批评朝廷，这是汉武帝以及他所宠信的将相所不能容忍的。据说武帝读《史记》后，对其中几篇感到愤怒，下令加以删削。朝廷对《史记》既憎之，又重之，秘不示人，阅读范围限制于朝廷上层的极少一部分人中。朝廷曾下诏删节和续补《史记》。东汉学者卫宏在他的《汉书旧仪注》中说：“司马迁作《景帝本纪》，极言其短及武帝过，武帝

怒而削去之。后坐举李陵，陵降匈奴，故下蚕室，有怨言，下狱死。”

不过，司马迁的遭遇也给人们提出了这样一个问题：本朝史和当前的政治问题相关太紧密，对本朝史的评价，往往涉及到当时的政治问题，搞不好就从简单的编史，变成政治斗争，因此，历代王朝都不给本朝修史。于是，我们看到班固的《汉书》开始，就由后来史家写前朝历史——所谓“隔代修史”是也。这种做法的好处是：史家可以更公正，更客观的记载前朝历史，而不至于因为有性命之忧而不敢写或胡乱写。当然，弊端也有：因为隔代，所以很多历史细节难免遗漏，而且，材料也只能依据前朝记录。而那些记录在涉及宫廷阴谋的记录，由于政治的风险和史官的个人得失，往往语焉不详，后世只能理断而无实据。

总而言之，人的历史正如张鸣先生所言“不大可能完全被权势所操控，即便是历史上文网最为严密的时期，也总有作恶的证据留下来，总有不怕死的会按自己的良心书写历史。俗话说，出来混，总是要还的。欠得越久，利息就越高。”可是，现代中国仍有一些权势人物似乎不明白这一点，自己还在台上时就迫不及待地自吹自擂，或是纵容属下为自己评功摆好。稍有史识者对此都报以冷笑：历史毕竟不是你的家事，自有史家正本清源！国学大师钱穆有言：任何一国之国民，尤其是自称知识在水平线以上之国民，对其本国已往历史，应该略有所知；尤必附随一种对其本国已往历史之温情与敬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