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鸿章，合肥人，生于1823年正月，卒于1901年9月。“闻薨之前一点钟，俄使尚来催画押云。”李鸿章去世时，尚有一国事没有完成。7月他作为全权代表与列强鉴定了《辛丑条约》，条约中部分内容为：惩办所有参与抵抗八国联军的政府官员;凡抵抗八国联军的城镇，其人民五年内不得参加科举;永远禁止成立与外国为敌的组织。但俄国并不满足于从《辛丑条约》中获得的利益，它有更大的胃口，就是要获取对中国东北的控制权。而俄国人的谈判对象又是李鸿章。俄国人的条件太苛刻，事情颇为难办。此时的李鸿章将近八十岁，“忧郁积劳……肝疾增剧……及加以俄使助天为虐，恫吓催促……拊心呕血……以光绪二十七年九月廿七日薨于京师之贤良市。闻薨之前一点钟，俄使尚来催促画押云。”所以，与俄国人鉴定的这个条约李鸿章没有参与拍板。
自太平天国运动被镇压后，曾国藩急流勇退，李鸿章成了朝廷重臣，尤其成为外交重臣。“世界之人，殆知有李鸿章，不复知有北京朝廷。”此时的清政府极为软弱，政治上属于半殖民地的性质，在外交上基本上没有自主权，处于完全被动的受欺压的地位，在国家利益上基本上没有底线可言。所以，外国人在与中国政府的谈判中其对付的主要对象就是谈判大臣，对朝廷反而可以放下不管。“世界之人，殆知有李鸿章，不复知有北京朝廷”指的就是这一点。第二次鸦片战争之前清政府与外国鉴定的条约，签约者都是满族大员。太平天国运动爆发后，现实证明清朝的八旗军已完全丧失战斗力，于是曾国藩的湘军崛起，随后李鸿章的淮军崛起，汉族军队成了朝廷军队的主体。汉族官僚也在朝廷崛起。李鸿章在镇压农民起义的过程中又与外国势力有过密切的合作，大约正是这个原因让外国人比较欣赏李鸿章。于是，第二次鸦片战争之后，所有与外国人鉴定的重大条约，李鸿章基本上都是全权大臣。1885年，在天津与法国鉴定条约，条款之一为：给予法国在广西、云南通商特权，中国如果想在此两省修造铁路，要同法国人商办。然后就是1895年《马关条约》，割让台湾。正是在《马关条约》之后，外国势力开始掀起瓜分中国的狂潮。此后中国的局势一发而不可收拾。这件事在近代史上算是一个标志性事件。1896年，《中俄密约》，东北开始落入人手。1901年，《辛丑条约》，国家主权基本完全丧失。李鸿章在这一条约鉴定两个月后去世。临死之前还受到俄国人的逼迫，这确也让人心痛。所以，当时日本人德富苏峰曾著论一篇，这样说到李鸿章“彼一生之历史，实支那帝国衰亡史也”。
梁启超在《李鸿章传》中对李持赞赏态度吗?
梁启超在书中将李鸿章一生的活动分为三个方面：兵家之李鸿章;洋务时代之李鸿章;外交家之李鸿章。
李鸿章三十八岁前，“怀才郁抑”，政治上不得志。1861年，经曾国藩推荐，“赴庐州募淮勇”，组建淮军，由此走上成名之路。后在剿平太平天国运动中立功显名。随着曾国藩有意识地退出政治舞台，在剿平捻军的过程中李鸿章是总指挥。此后李鸿章就成为朝廷最重要的大臣。
梁启超在评价李鸿章这段历史时，说“今中国俗论家，往往以平发(‘发’指太平天国)平捻为李鸿章功，以数次和议为李鸿章罪。吾以为此功罪两失其当也。昔比斯麦(即俾斯麦)又尝语李曰：‘我欧人以能敌异种者为功。自残同种以保一姓，欧人所不贵也。’夫平发平捻者，是兄与弟阋墙而盬弟之脑也。此而可功，则为兄弟者其惧矣。”又将李鸿章与俾斯麦做对比：“以兵事论，俾士麦所胜者敌国也，李鸿章所夷者同胞也。”
1840年鸦片战争时，清王朝已是日暮途穷。爆发太平天国这样大规模的农民起义，事实上表明这个王朝已临近灭亡。如果农民起义取得胜利，中国将建立一个新王朝，——类似西汉、明朝;如果起义被镇压，中国将出现新的军阀割据，然后经过混战建立一个新王朝，——类似三国至晋，南北朝至隋，五代十国至宋。不过，此时的清朝，由于外国势力的侵入看似局面更复杂。曾国藩、李鸿章等在“平发平捻”之后，朝廷事实上已非常软弱，类似于东汉末年汉献帝之后(虽然没有这么严重)，中央对地方没有多大的节制能力，各地的军队基本上是私人武装，中央没有控制力。所以说这时中国的军阀割据已初露端倪，怕也不甚为过。尤其至1900年八国联军进攻京津时，以李鸿章为首的一批重臣完全不顾中央朝廷的安危，擅自与帝国主义国家鉴定东南互保条约，充分表明中央已多么软弱无力，可以说是名存实亡。
所以，我们可以得出结论，李鸿章等“平发平捻”并没有挽救清王朝的衰落。又由于帝国主义者的存在，中国也没有因此走上健康的发展道路。也就是说，李鸿章在军事上的成功并没有给国家和人民带来任何益处。
关于李鸿章办洋务，梁启超说：“综其大纲，不出二端：一曰军事……二曰商务……”“李鸿章全副精神以经营此海陆二军……何图一旦中日战开(指甲午之战)，艨艟楼舰，或创或夷，或以资敌，淮军练勇，屡战屡败，声名一旦扫地以尽……于是直隶总督北洋大臣(指李鸿章)三十年所蓄养所布画，烟消云散，殆如昨梦。及于李之死，而其所摩抚卵翼之天津，尚未收复。”
也就是说，洋务运动中标志性的军事成果北洋舰队，经甲午战争的检验证明不能保家卫国。那么甲午战争的失败是不是一种偶然呢?有没有可能如果指挥得当而取得胜利呢?或者往本质上说洋务运动能不能使中国成为一个军事强国呢?一个经济上不独立的国家，一个政治上不独立的国家，能够以和平的方式实现军事上的强大吗?即使由于各种原因甲午战争取得了胜利，中国就可以从此强大起来吗?西方国家允许吗?事实上甲午战争中英美等西方国家是在支持着日本的。另外，甲午战争中暴露出来的腐败问题，军事将领懦弱无能的问题，都决定了这场战争是无法取胜的。
“文化落后，一切就落后。”
自16世纪西方民族国家逐渐形成，其政治体制的本质就是“军事金融扩张体制”。西方国家由此超越东方——主要指中国——的过程，就是西方对外殖民的过程。同时，海洋战争的模式在国际竞争中越来越重要。
西方国家与中国在经济上的大交流开始于明朝中期，美洲白银的发现使西方人获得了与中国贸易的资本。之后，西方国家越来越强大，至十九世纪，英国已将印度变为其殖民地，而与此同时，清王朝已经衰落，经济不振，军队丧失战斗力，阶级矛盾尖锐。设想如果在康熙时期，英国人怕是不敢进犯中国的。但封建王朝逐渐衰落，这是封建社会的一种规律，即王朝周期律。中国什么时候衰落西方国家就会打上门来，现在时间正好是到了1840年。
中国经济属于小农经济，政治体制属于官僚政治。国家政治的主要职能是“对内治理”。这种政治体制对外职能较差。也就是说不擅长对外的武力竞争。所以，长期以来，中国的边疆问题不好解决。以至于常常被少数民族侵入中原，甚至宋朝、明朝干脆就被异族征服。1840年，西方势力的入侵不过是这种历史的延续，并不奇怪。
但1840年后中国的形势和元朝、清朝又是截然不同。因为元朝、清朝入主中原后，就接受了中原的文化，中国文化并没有改变。但西方国家是并不打算接受中国文化的，也不打算用中国文化来管理中国。他们就是来赚钱的，并且在文化上藐视你。
也就是说：面对西方的入侵，中国的旧有文化已经不能保持国家的独立了。中国文化落后了!
中国的封建文化(小农经济、官僚政治是其核心)无法战胜西方的“军事金融扩张文化”。
甲午战争，中国失败的根本原因在于这种文化的落后。北洋船队武器再先进，如果文化落后，政治落后，仍然不能在竞争中取胜。唯武器论任何时候都是幼稚的。中国要想取得对西方国家的胜利，需要的是一种文化上的革命，然后由此带来政治、经济、军事上的革命。孙中山是一个革命者，毛泽东也是一个革命者。所谓的革命，首先指的是“文化上的革命”。蒋介石的失败事实上也正是文化上的失败，毛泽东的胜利正是文化上的胜利，——以土改为开端的新民主主义文化。朝鲜战争更进一步地证明了文化上的强大是一个国家对外竞争的根本。
甲午战争的失败和鸦片战争的失败是一脉相承的。都是文化落后的结果。“中学为体，西学为用”注定不可能获得成功。第一次鸦片战争中，1883年中法战争中，中国也曾获得局部战争的胜利，但这些胜利都不能改变中国遭受侵略的命运。这是文化落后的结果。敌人失败十次，他们仍会第十一次发动侵略，而中国失败一次就必定要丧权辱国。中西文化就是这么不同。中国旧文化侧重“对内治理”，在对外职能上是弱项。
至于洋务运动中之第二项——商务，梁启超是这样评价的，“李鸿章所办商务，亦无一成效可睹者，无他，官督商办一语，累之而已。”中国的官僚政治不可能支撑起“官办工商业”。这一点，800年前的王安石已证明过了。更不要说，中国还要面对西方的竞争。
总之，因为没有文化上、政治上的变革，李鸿章的洋务运动就没能给中国带来希望。不过，关于商务，梁启超的话可能有所偏颇，因为洋务运动毕竟在实际上也促使了中国工商业的发展，虽然这种发展在当时的时代背景下不能给中国以独立富强的希望，但工商业的发展有一定的延续性，新中国建立后，旧社会遗留的一些工商业是能为新中国的发展所用的。就此而言，李鸿章还是有贡献的。
至于“外交家之李鸿章”，称作“外交家”，或者会让人感觉别扭，因为李鸿章的外交活动不过是在军事失败的情况下代表中央向外国势力出让国家的领土和主权，并非为中国争取一丝一毫的利益。并且李鸿章的外交手段也不见得高明。梁启超提到两件事，一是关于朝鲜问题。梁启超认为“甲午战争”的发生与1885年李鸿章与伊藤博文鉴定的《天津条约》有关系。1885年，李鸿章意识不到朝鲜对中国的重要性，在条约中约定“他日朝鲜有事，甲国派兵往，须先照会乙国……此约竟为后此中日开衅引线矣。”第二件事，是关于《中俄密约》。这是在《马关条约》后，俄国认为自己在调停中日关系中出了力，要求清政府给予报偿。李鸿章主持此事。“密约之事，其办订极为秘密，自中俄两国当事数人外，几乎无一知者。”但密约还是泄露。由于内容涉及诸多国家主权、领土问题，梁启超说：“吾于此举，不能为李鸿章恕焉矣。”
梁启超这样评价李鸿章的外交术：“李鸿章之外交术，在中国诚为第一流矣;而置之世界，则瞠乎其后也。李鸿章之手段，专以联某国制某国为主，……观其于法、越之役，则欲嗾英、德以制法;于中、日之役，则欲嗾俄、英制日;……卒之未尝一收其效，而往往因此之故，所失滋多，……夫天下未有徒恃人而可以自立之道……”
这里提到李鸿章的外交术，也是当时中国许多大臣的外交主张，即“以夷制夷”。
怎样评价李鸿章
李鸿章在鉴定《马关条约》后，举国上下骂他是卖国贼。今天我们再来评价李鸿章，应该把视野放得更宽一些。梁启超说：“若以中国之失政尽归于李鸿章一人，李鸿章一人不足惜，而彼执政误国之枢臣，反得有所诿以辞斧铖，而我四万万人放弃国民之责任者，亦且不复自知其罪也。”对于甲午战争的失败，梁说：“是故谓中国全国军旅皆腐败可也，徒归罪于李鸿章之淮军不可也。……吾之为此言，非欲为淮军与李鸿章作冤词也，吾于中日一役，固一毫不能为李淮恕也，然特患夫虚◇嚣张之徒，毫无责任，而立于他人之背后，摭其短长以为快谈，而迄未尝思所以易彼之道，盖此辈实亡国之利器也。李固可责，而彼辈又岂能责李之人哉?”“则盍思使彼辈处李之地位，其结局又将如何矣?”“谚所谓‘做一天和尚撞一天钟’者，满廷人士，皆守此主义焉，非一朝一夕之故，所由来渐矣。”
在这里，梁启超评价李鸿章不是把李当作个人来看待，而是把李作为一个阶级的代表来看待。这个阶级就是当时的当权派。梁启超认为李的失败是整个阶级的失败，只批评李一个人是不公正的。
梁启超对李的评价，事实上也是对当时整个当权派的评价，他说：“李鸿章不识国民之原理，不通世界之大势，不知政治之本原。”
李鸿章作为地主官僚阶级的代表人物，对于中国落后的根本原因是不了解的，“李鸿章实不知国务之人也……其于西国所以富强之原，茫乎未有闻焉，以为吾中国之政教文物风俗，无一不优于他国，所不及者，惟枪耳、炮耳、船耳、铁路耳、机器耳，吾但学此，而洋务之能事毕矣。”也就是说以李鸿章为代表的当权者相信“中学为体，西学为用”。
中国落后的根源是经济政治落后，也即旧文化的落后。文化不能改造，就无法战胜外国侵略者。以李鸿章为代表的当权派无法完成这一任务。这就注定了其在军事、外交上的失败。不论是由李鸿章还是由其他当权者主持国务，这种结果是不会变的。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梁启超为李鸿章作了辩护。梁启超把批评的矛头对准整个当权派，而不是李鸿章一人。梁启超也不是要宽恕李鸿章，只是对骂李鸿章的当权者们不满而已。因为他们在处理国事上不可能比李鸿章更高明，“今日举朝二品以上之大员，五十岁以上之达官，无一人能及彼(即李鸿章)者，此则吾敢断言也。”
也就是说，李鸿章作为一个没落阶级的代表是应该受到批评的，但他所属的阶级中的人没有资格批评他。比如那些早已无用的满族大员，还有张之洞这些人。
说明：本文参照的《李鸿章传》，为中华书局2012年8月北京第一版。文中引文全出自这本书。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