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文学》知识归纳
　　第一部分  古代文学
　　古代文学比较难复习，一是因为文学史时间跨度大，上下几千年。二是内容多，有很多风格各异的作家、作品以及抽象的文学理论。注意掌握主要的作家流派和重要的文学现象，尤其要多参看历届的真题，做到有的放矢。
　　下面从从文学流派团体、作家在文学史上的地位、主要文学创作的特点、主要著作的文体性质和基本内容、作家文论家的文学主张及文学理论作品等方面对文学史有关知识、内容进行归类，供同学们学习参考。
　　一、文学流派或团体的归类(1)
　　儒家学派的代表人物有：孔子、孟子。
　　道家学派的代表人物有：老子、庄子。
　　墨家的代表人物有：墨子。
　　法家学派化人物有：韩非子。
　　屈宋：指战国时期的屈原、宋玉。
　　扬马：指西汉扬雄、马司相如。
　　三曹：指曹操、曹植、曹丕。
　　建安七子：指孔融、王粲、陈琳、刘桢、徐干、阮禹、应玚。
　　沈诗任笔：指南朝齐梁间的沈约和任昉。
　　初唐四杰：指王勃、杨炯、卢照邻、骆宾王。
　　文学流派或团体的归类(2)
　　沈宋：指初唐武后时期著名的宫延诗人沈全期和宋之问。
　　唐代诗人属于边塞诗派的有：王昌龄、岑参、高适、王之涣、李颀。
　　张王乐府：指张籍、王建所写的乐府诗。
　　郊寒岛瘦：苏轼语，是对中唐诗人孟郊、贾岛诗风的形象概括。
　　元白：指中唐诗人元稹和白居易。
　　南唐二主：指五代时南唐的两个皇帝，中主李璟和后主李煜。
　　三苏：是苏轼、苏洵、苏辙。
　　唐宋八大家：指韩愈、柳宗元、欧阳修、王安石、曾巩、苏轼、苏洵、苏辙。
　　宋代词人中属于豪放派的有：苏轼、辛弃疾。
　　宋代词人中属于婉约派的有：柳永、李清照。
　　文学流派或团体的归类(3)
　　元代元曲四大家：指关汉卿、郑光祖、白朴、马致远。
　　明代后七子：指宗臣、李攀龙、王世贞、谢榛、梁有誉、涂中行、吴国伦。
　　唐宗派：是明代前后七于的反对派作家有：王慎中、唐顺之、归有光。
　　公安派三袁：指袁宗道、袁宏道、袁中道。
　　明末清初“三大思想家”：指顾炎武、黄宗羲、王夫之。
　　南施北宋：指清初著名诗人施闰章和宋琬。
　　宋诗派：即清代“同光体”诗人，代表作家是陈三立、陈衍。
　　浙西词派：清初词派，以浙江秀水(今嘉兴市)人朱彝尊为代表。
　　阳羡词派：清初词派，以江苏省宜兴人陈维崧为代表。
　　常州词派：清中叶词派，代表人物是张惠言。
　　桐城派：清中叶最著名的一个散文流派，主要作家有方苞、姚鼐。
　　苏州作家群：清初戏曲家群体，代表人有李玉、朱素臣、朱佐朝。
　　南洪北孔：指清初著名的戏剧家洪异和孔尚任。
　　南社：成立于1909年，发起人为陈去病、高旭和柳亚子。
　　二、主要文学创作基本特点归类（1）
　　《论语》的艺术特色有：①浅显、简练、富于哲理性。②在简单的对话中表现人物形象。《墨子》的艺术特色有：①质朴少文采，但逻辑性很强。②善于运用具体事例来说理，从具体问题的争论进而为概括性的辩难，是说理文的一大进展。孟子散文的艺术特色有：①气势充沛，笔力锋芒，富于鼓动性，有纵横家、雄辩家气概。②常用巧妙的譬喻和寓言式的小故事来阐明道理，生动而有说服力。
　　庄子散文的艺术特色有：①想象奇幻，构思奇特，极富浪漫主义色彩。②好用各种比喻和寓言来阐明道理，寓抽象概念于具体形象。②行文汪洋恣肆，变化万端。
　　主要文学创作基本特点归类（2）
　　《苟子》的艺术特色是：体系完整，长篇大论，论点明确，论证严密，巧譬博喻，句式整齐。
　　《韩非子》议论透辟，观点鲜明，切中要害，标志着先秦理论文的进一步发展。
　　《战国策》的艺术特色是：①叙事说理铺张渲染，纵横恣肆。②善用比喻和寓言故事。③刻画人物，鲜明生动。
　　《离骚》的艺术特色是：①273句，2400余字，是我国古典文学中最长的抒情诗。②塑造了诗人伟大爱国者的主体形象。③融铸神话传说，驰聘想象，创造出神奇瑰丽的境界以表现对理想的热烈追求，具有浓郁的浪漫主义色彩。④继承和发展了《诗经》的比兴手法，香草美人，寄托哀思。
　　主要文学创作基本特点归类(3)
　　《吕氏春秋》是一种系统化的集合许多单篇的说理文，层层深入，很有条理，往往以寓言故事为譬喻，富有形象性。
　　《史记》的艺术特色有：①塑造了丰富多彩的、性格鲜明的一系列人物形象。②谋篇布局，独具匠心、善于选择、剪裁和集中史料，善用“互见法”，善写大事和紧张场面，并以细节描写来刻画人物。③寓褒贬于叙事，有强烈的抒情性。④语言生动、准确、灵活。
　　《孔雀东南飞》的艺术特色有：①是我国古代最长的叙事诗，代表了汉乐府的最高艺术成就。②成功地塑造了刘兰芝、焦仲卿等几个鲜明的人物形象。③情节曲折，结构完整，结尾富有浪漫主义色彩。
　　曹操诗歌创作的特色有：①大都用乐府旧题表现新的内容。②风格苍凉悲壮。
　　《世说新语》的艺术特色有：①善于通过富有特征性的细节勾勒人物的性格和精神面貌，使之栩栩如生。②记事与记言相结合。③语言精炼含蓄，隽永传神。
　　主要文学创作基本特点归类(4)
　　陶渊明田园诗的艺术特色有：①风格完整，意境深远。②语言平淡自然、富于韵味。③对田园有着真挚的爱，情景交融。
　　南朝乐府民歌的艺术特色有：①体裁短小，多为五言四句。②语言清新自然。③广泛运用双关语。
　　《搜神记》的艺术特色有：①行文简洁质朴，有魏晋史家的行文特征。②一些名篇结构完整，情节较丰富，粗具短篇小说的规模，人物形象比较鲜明。
　　王维诗歌的特色有：①融诗情画意于一体。②风格清新淡雅、意境幽远。
　　李白诗歌的风格是：飘逸、奔放、雄奇、壮丽。
　　杜甫诗歌的风格是：浓郁顿挫。
　　岑参诗歌的风格特点有：感情真实、气势磅礴、想象新奇、格调激越。
　　白居易诗歌的特点是：①通俗易懂、雅俗共赏。②常用对比手法。③注重人物描写。
　　主要文学创作基本特点归类（5）
　　李商隐诗歌的特色有：①诗歌风格雄浑悲壮。②词作兼有豪放和婉约之长。
　　柳永词作的特点有：①多写都市繁华景象及青楼歌妓的生活。②尤善于表达羁行役之苦。③大量制作慢词。④以铺叙见长。
　　辛弃疾词作的特色有：词风以豪放悲壮为主，“慷慨纵横，有不可一世之概”。
　　《三国演义》艺术特色：①善于刻画人物形象。②语言传神、生动、准确。
　　三 主要著作的基本内容归类(1)
　　《诗经》分为“风”、“雅”、“颂”三个部分，“风”是采自15个地区的诗，其中大多数是民歌；“雅”有《大雅》、《小雅》，是产生地王都附近的诗；“颂”有《周颂》、《鲁颂》、《商颂》，是用于宗庙祭祀的诗。
　　《论语》主要记载孔子及其弟子的言行。
　　《战国策》记载了战国时期谋臣策士洲说各国或互相辩难的言论和行动。
　　《左传》记叙了春秋时期250多年间各诸侯国的政治、军事、经济、外交等方面的历史事实。
　　《史记》记叙了上自传说中的黄帝，下至汉武帝太初年间共3000多年的历史。
　　主要著作的基本内容归类(2)
　　《西厢记》写书生张生与崔相国之女莺莺追求婚姻自由、反对封建礼教的故事。
　　《世说新语》记载了东汉末年至东晋年间许多贵族、名人的言谈逸事。《三国演义》以蜀汉与曹魏的斗争为主线，描写了自汉末群雄逐鹿至西晋统一历史进程。
　　《西游记》以孙悟空为中心，写唐僧师徒四人西天取经的故事。寄寓了广大人民反抗黑暗势力，要求战胜自然、克服困难的精神，曲折地反映了封建时代的社会现实。
　　《红楼梦》以贾、王、史、薛四大家族为背景，以贾宝玉、林黛玉的爱情悲剧为主要线索，着重描写了贾家荣、宁二府由盛到衰的过程。
　　主要著作的基本内容归类(3)
　　《聊斋志异》描写歌颂爱情。抨击科举制度的腐败。揭露现实政治的腐败和政治阶级对人民的残酷压迫。热情地歌颂被压迫人民的反抗斗争。
　　《桃花扇》以候方域、李香君的爱情故事为线索，写南明王朝兴亡的历史，“借离合之情，写兴亡之感。”
　　《长生殿》一方面颂扬李、杨之间生死不渝的爱情，表达了作者的爱情理想；另一方面又谴责他们荒淫祸国，企图达到“垂戒来世”的目的。
　　《牡丹亭》通过杜丽娘和柳梦梅生离死合的爱情故事，提示了反封建礼教的主题。
　　四 主要著作的文体性质归类(1)
　　《论语》是我国先秦时期一部语录体散文集。
　　《春秋》是鲁国的编年史。
　　《战国策》是一部国别体杂史书，也是一部优秀的散文总集。
　　《国语》是一部国别体史书。
　　《左传》是我国早期的编年体历史著作，同时也是具有文学价值的散文名著。
　　《史记》是我国第一部纪传体通史，同时它也是一部伟大的传记文学作品。
　　《诗经》是我国最早的一部诗歌总集。
　　《乐府诗集》是唐五代以前乐府诗的总集。
　　《世说新语》是一体按内容分类的笔记小说集。
　　《西厢记》是元杂剧，是我国古典杂曲国的不朽著作。
　　主要著作的文体性质归类（2）
　　《三国演义》是我国第一部长篇章回小说，也是历史演义小说的开山之作。
　　《西游记》是一部神怪小说。
　　《金瓶梅》是第一部文人独作的白话长篇小说。
　　“三言”“二拍”是明代代表性的短篇小说集。
　　《聊斋志异》是清初最富有创造性、文学成就最高的志怪传奇文言小说。
　　《儒林外史》是我国古代最杰出的讽刺文学的代表作。
　　《红楼梦》是中国古代长篇小说的高峰。
　　五 作家、文论家的文学主张归类（1）
　　孔子文论：以诗教为核心，倡“兴观群怨”说。
　　孟子提出“与民同乐”的文艺美学思想，和“以意逆志”、“知人论世”的文学批评方法论。
　　老子提“大音希声，大象无形”论。
　　庄子文论祟尚自然，反对人为，提“虚静”、“物化”和“得意忘言”。
　　屈原倡“发愤抒情”说。
　　司马迁提“发愤著书”说。
　　王充文论倡“真善美”相统一。
　　钟嵘文论以“直寻”为核心。
　　李白诗歌理论祟尚自然清新。
　　作家、文论家的文学主张归类（２）
　　王昌龄倡“诗境”论。
　　司空图论诗歌要有“味外之味，象外之象，景外之景”。
　　韩愈文论：文道合一，务去陈言，气盛言宜，文从字顺。
　　欧阳修文论：文章应“明道”、“致用”、“事信”、“言文”。
　　白居易主张：“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
　　严羽论诗倡“别才、别趣”、“妙悟”、“以盛唐为法”。
　　作家、文论家的文学主张归类（３）
　　李蛰主张“童心说”。
　　公安派：倡导“性灵说”，各尽其变，力求创新。
　　王土帧主张“神韵说”。
　　沈德潜主张“格调说”翁方纲主张“肌理说”。
　　袁枚主张“性灵说”。
　　六 古代文学各章精华
　　屈原（约前340—约前278），名平。战国时期楚国政治家和作家，我国历史上第一位伟大爱国诗人，曾担任左徒、三闾大夫等职。他在政治方面主张施行美政，修明法度，举贤授能，使国家富强；在军事外交方面主张联齐抗秦。然而被上层集团疏远、流放，最终自杀。古人或曾感慨曰：“楚之治乱存亡，系于屈子一人。” 屈原的诗歌基本上是他品味着自己的人生悲剧以及楚国的政治悲剧创作的，主要包括《离骚》、《天问》、《九歌》、《九章》、《招魂》等。它们标志着我国历史上又一座难以企及的巅峰，对后世的影响异常深远。 屈原在中国诗歌史的主要贡献，在于把原始神话中包含的不自觉的超现实想象，提升成了自觉的艺术创作方法。《离骚》是屈原的代表作，是带有自传性质的一首长篇抒情诗，反映了屈原对楚国黑暗腐朽政治的愤慨，和他热爱祖国愿为之效力而不可得的悲愤心情，也抒发了自己遭到不公平待遇的哀怨。主旨是爱国和忠君。美人香草意象：美人比喻君王，或者是自喻；香草一方面指品德和人格的高洁，另一方面和恶草相对，象征着政治斗争的双方。骚体：屈原作品在形式上的一种新鲜生动自由长短不一。
　　秦汉文学是中国古代文学发展的第二个重要阶段。秦始皇大一统中央集权国家的建立，并没有给文学带来生机，相反，由于施行的极端文化专制政策，文学创作空前冷落。短暂的秦朝文学成就相当有限，“秦时不文”，秦政权对知识的当代性、实用性和官方一统性的倡导，没有为文学提供适于成长的土壤。秦代唯一有作品流传下来的文人是李斯《谏逐客书》。但是它在大一统国家的前提下，所采取的统一思想意识、统一文字等的社会政治措施，对后来的文人和文学产生了极其深远的影响。 汉代是中国文化定型的关键时期，继承秦朝而来的中央集权的专制主义政治，但在文化政策上采取了一系列有利于文学发展的措施。“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社会意识形态建设，以“经明行修”为标准选举士人为官的制度，所有这一切都成为了文学发展的重要背景。一般认为，汉代的文学成就主要是赋、散文、乐府和五言诗歌。其中，赋是最具代表性的汉代文体，吸引了当时大量的才华之士进行创作；以贾谊等汉初文人为主的诸子散文，以司马迁《史记》、班固《汉书》为体现的历史散文，被看作是中国古典散文的典范，所以有“文必秦汉”的说法；乐府诗歌，尤其是其中的民歌，乃是《诗经》“国风”之后的又一重要收获；以《古诗十九首》为代表的新兴的五言诗，不仅在《诗经》的四言时代之后，开创了新的诗体，而且将日益成熟的文人的趣味和情绪自由地表达出来。汉代在中国文学史上的地位还有更深刻之所在。对于文字本身的审美效果的清晰认识，文体的成熟，文章观念的发展，文学价值的较为普遍的社会意识，文人的增多及其社会地位的提高，等等，这些文学要素的汇聚，使得文学在汉代，特别是东汉时期有了长足的进展，并呈现出较为自觉的态势。总之，汉代虽不是中国历史上文学成就最高的阶段，却对于文学传统的塑造起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决定了此后中国文学的形态和方向。
　　汉赋的起源：一 赋是汉代最流行的文体，是两汉四百年间文人创作的重要文学样式。它的产生具有多源性，与先秦时期的一些作品和文体，如荀赋、战国纵横家散文、楚辞等的关系。二 赋的定义及其体制特点：赋是一种专事铺叙的用韵散文，介于诗歌与散文之间，讲究文采，以铺陈为能事。三 汉赋的几种不同的形式： 骚体赋、散体大赋、抒情言志赋等散体大赋为汉代最有代表性的文体。 西汉武帝时代所集中体现的皇权、帝国的声威和气势。大赋的巨丽之美，作为体现国家、民族生命力的美学方式。汉赋四大家：司马相如、扬雄、班固、张衡。
　　汉代散文：《吕氏春秋》、《淮南子》，以主要人物为中心组织众人集体编写的成书特点。较为完整的思想体系，著述的结构，表达的方式。杂取各家思想，诸子思想由分到合的趋势。二 汉初散文纵横家风格的复兴汉初的社会结构，诸侯--游士的社会格局，对战国的呼应。贾谊、晁错等人及其作品。
　　司马迁与《史记》：司马迁以其《史记》，开创了我国纪传体的史学，同时也开创了我国的传记文学。《史记》是我国第一部以写人物为中心的纪传体通史，记载了从黄帝到汉武帝时代大约三千年间的历史。这是一部空前的大著作，全书分12本纪、10表、8书、30世家、70列传这样几部分。它以历史上的帝王等政治中心人物为史书编撰的主线，各种体例分工明确，“本纪”记历代最高统治者的政迹；“表”是以表格形式呈现的各个历史时期的大事记；“书”是关于天文、历法、水利、经济、文化等方面的专题史；“世家”是先秦各诸侯国和汉代有功之臣的传记；“列传”为历代有影响人物的传记，有少数篇章记载少数民族等的历史。其中“本纪”、“世家”、“列传”三部分，占全书的大部分篇幅，都是以写人物为中心来记载历史的。作为一部忠实于历史事实的著作，《史记》一向被称为“实录”。司马迁对社会，尤其是对当代社会所持的大胆的批判精神，正是中国古代良史“秉笔直书”的传统，在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制度下的充分体现。三 《史记》的内容和写作艺术：司马迁具有空前自觉、强烈的历史写作意识，他要“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 这一明确的写作目的，就使其区别于单纯的历史记录和整理。在《史记》中，他试图使过去曾经发生的一切成为真正有组织的历史。不仅将政治、经济、军事、文化，以及天文、地理、风俗等密切联系起来，形成一个统一体，更重要的是，通过展示人物的活动而再现历史，他首创的纪传体意味着：历史乃是一个以人为中心的有机整体。
　　《汉书》：一 班固的生平及《汉书》的写作；《汉书》的特点及其历史地位。《汉书》是我国第一部纪传体断代史。继司马迁之后，《汉书》整齐了纪传体史书的形式，并开创了后来相沿不替的断代史体例。班固使司马迁首先创设的纪传体更加稳定、完善，从而成为后世正史修撰的唯一模式，长期以来中国史书最为经典的形式。文章的演变：曹丕《典论•论文》“概文章也，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
　　汉乐府诗：汉乐府民歌的思想内容和艺术成就：一 “感于哀乐，缘事而发”的现实风格，浓厚的生活气息 二 叙事成分 三 以杂言为主，具有向五言发展的趋势。
　　《古诗十九首》的思想内容和艺术成就：一 《古诗十九首》的时代与编集。《古诗十九首》是产生于东汉后期的一组汉代无名文人创作的五言抒情诗。代表着汉代诗歌的最高成就。二 诗歌在汉代长期以来的不发达，以及东汉中后期社会文化土壤的转变。三 《古诗十九首》的内容。主要有两大类：游子思妇的离别相思之苦，宦途失意者的伤时失志之悲。《古诗十九首》高度的艺术成就：长于抒情，其情感真挚而富于概括性。情景、物我交融，构成浑然优美的艺术境界。语言浅近自然而又工整细致。
　　魏晋南北朝文学概况：从公元196年（汉献帝建安元年）至公元589年约近四百年，是中国历史上的魏晋南北朝。北朝，这一时期的文学称为魏晋南北朝文学，也有称为中国中古文学。魏晋南北朝文学在整个中国文学史上有重要地位，是一个承上启下，走向繁荣的过渡时期。这一时期，在文学思想、文学的题材、体裁以及整体风貌上，都呈现出许多新的变化。而这些变化又是同这一时期的时代特点、哲学思想、文艺思潮密切相关的。
　　一、时代特征、哲学思想与文艺思潮
　　（一）时代特点：
　　魏晋南北朝时期，可说是中国历史上的“乱世”。这近四百年间，除了西晋短暂的统一外，一直处于分裂、动荡之中，汉末动乱，代之而起的是三国鼎立。王朝更迭带来的争斗以及南北对峙带来的相互攻伐，使这一时期战乱不断，少有宁日。这些都深刻地影响了文人的心态与精神风貌，同时也影响到整个文学创作的主题、题材与作品的基调。因为战争造成的大量的人口死亡，使心灵敏感的作家与文人普遍地感受到了人的生命的脆弱、命运的多变难卜，人生祸福无常以及生命个体面对多变的时代风云的无能为力，于是，我们便在魏晋南北朝文学里看到了一些集中的文学主题，如生死主题、游仙主题及隐逸的主题。文学风貌呈现出或梗概多气、或隐约曲折、或绮丽华靡的特点，这些都不能不说和特定的时代背景相关。魏晋南北朝时期除了社会动荡不宁外，其另一值得注意的特点则是门阀制度。
　　（二）文学思潮
　　这一时期在哲学思想领域的特点是，思想活跃，各种思潮纷纷兴起。可概括为儒学式微、玄学兴起，佛、道二教广泛传播流行。
　　二、魏晋南北朝文学发展的历程
　　魏晋南北朝文学约四百年，其文学的发展大致经历了三个阶段：即建安、正始文学、两晋文学及南北朝文学。
　　三、魏晋南北朝文学的地位
　　这是一个充满新变的时代，一个充满开拓与创造力的时代，一个许多新的文学思想、文学观念、文学题材与体裁、文学风格与表现方式产生的时代。第一，它使中国文学摆脱了政教观念的束缚，进入了文学的自觉时代。第二，随着文学的自觉，对于自身的特点、文学创作、文学批评的一些内在规律的认识更为深刻、丰富了。第三，文学的题材、体裁更丰富了。山水题材、田园题材、游仙题材乃至宫廷题材、边塞题材都出现了，而且奠定了后来进一步发展的基础。五言诗逐渐兴盛，成为中国诗歌史影响最大、创作量最多的一种诗体，七言诗在形成中。骈文、骈赋也大大发展，达到了高峰。小说这一文体也有了一定基础与规模，出现了志人、志怪两大类。
　　建安文学与正始文学：
　　一、文学的自觉与建安文学的新面貌。
　　1、五言诗创作的腾涌。2、开始了以乐府民歌为主向文人诗歌创作为主的转变。3、建安风骨的形成。“建安风骨”是人们对建安时期美学风范的一种概括。所谓建安风骨，是指作品的内在生气和感染力以及语言表达上的简炼刚健结合而形成的一种艺术风貌。建安时期，由于社会的动荡不宁，文人政治热情普遍高扬，因而他们的诗文创作大都形成了内容充实，感情充沛，雅好慷慨，梗概多气的特点，而在艺术风格上又表现明朗刚健，骨力遒劲，这种充实的思想内容，富有感染力的情感以及语言表现上的风健清新完美结合，就是建安风骨的基本内涵。刘勰在《文心雕龙•时序》中说：“观其时文，雅好慷慨；良由世积离乱，风衰俗怨，并志深而笔长，故梗概而多气也。”可说是对建安风骨成因及其内涵的精确概括。
　　二、曹氏父子及其文学创作。
　　（一）曹操 生平与文坛地位操字孟德，沛国谯（今安徽毫县）人。曹操的文学创作曹操的文学成就，主要表现在诗歌上。他的诗歌今存有20余首，数量不算多，但成就却很突出。从内容上来看，大致分为四类，即纪事，述志、游仙、咏史。他的诗在风格上以慷慨悲凉为基调，语言上极为本色。第三，在体裁上，他四言、五言均有，且皆成就不凡，就五言而言，他是开建安文人五言诗之风气者，就四言而言，他则《诗经》之后复兴四言的大家。 （二）曹丕 字子桓，曹操次子。（三）曹植 植字子建，曹丕之弟。曾封陈王，死后谥曰“思”，故后世称陈思王。在建安作家中，他是留存作品最多，对后世影响最大，后世评价最高的一位作家。钟嵘称他为“建安之杰”，谢灵运曾说“天下才有一石，子建独得八斗，余一斗，天下人共一斗”。
　　三、“建安七子”与蔡琰。
　　建安时期在诗创作上影响最大的除“三曹”外，就是“建安七子”与女作家蔡琰。
　　（一）“建安七子”
　　“建安七子”的名号，最早出自曹丕的《典论•论文》。他说：“今之文人鲁国孔融文举，广陵陈琳孔璋，山阳王粲仲宜，北海徐干伟长，陈留阮瑀元瑜，汝南应瑒德琏，东平刘桢公干。斯七子者于学无所遗，于辞无所假，咸以自骋于千里，仰齐足而并驰。”从此，建安七子的名号便确立下来任司空事祭酒等。其诗今存不多，以《饮马长城窟行》最有名，所长在书檄，《移豫州檄》为代表。
　　四、正始文学
　　（一）正始文学的基本特征及其成因
　　正始是齐王曹芳的年号（240—249），但习惯上所说的正始文学则包括正始以后至西晋立国这一时期的文学。
　　（二）阮籍与嵇康
　　在正始文人中，“竹林七贤”最具代表性；在文学创作上，阮籍与嵇康则是成就最突出者。阮籍与嵇康是正始中期玄学的主要代表人。阮籍与嵇康的散文都有突出的成就，为魏晋散文的代表。阮的散文代表作为《大人先生传》，嵇的散文代表作为《与山巨源绝交书》、《声无哀乐论》等。
　　西晋文学 ：西晋主要作家：1、潘岳与陆机。潘岳与陆机是西晋太康文学最具有代表性的作家。左思与刘琨在西晋诗坛上是两位比较突出的作家，左思继承并发扬了“建安风骨”的传统，作品内容充实，富于力度，有“左思风力”（钟嵘语）之称；刘琨当晋末乱亡之际，抒英雄失路之悲，清刚悲壮。二人确为当时文坛之骄骄者。陶渊明是浔阳柴桑（今江西九江）人，陶渊明“不为五斗米折腰”，对后代文影响极大 现在我们接着来谈陶渊明的生平。陶渊明的一生，简单地说，可以分为闲居、出仕、隐居三个阶段。陶渊明的作品：今存诗一百二十五首，文七篇，辞赋二篇。他的辞赋与散文均写得很出色，《五柳先生传》、《归去来兮辞》、《感士不遇赋》、《桃花园记》均是其中的代表作。陶诗的艺术特点，大致可有以下几方面：1、平淡自然与诗意淳美的统一。2、情、景、理的统一。 3、豪迈雄健：诗风的另一侧面。
　　南北朝文学：（一）（1）以宫廷为中心的诗人集团创作活跃（2）文学创作上求新求变的倾向很突出。新题材、新风格不断出现，诗歌上，刘宋时期山水诗涌现，“俪采百句之偶，争价一字之奇”。齐时出现永明体，开始了对声律的追求，语言上开始追求简省，剔除宋诗的板滞晦涩，如沈约提出作诗“三易”：“易见事”“易识字”“易诵读”，梁陈题材又转向宫体，写后宫妇女生活等。散文创作上：进一步骈化，骈体文创作成为这时的最有代表性的文体。（3）文学观念上，由“言志”转向重“缘情”。
　　（二）谢灵运及其山水诗。谢灵运山水诗的特点：（1）精工富艳的风格。（2）细腻的景物刻划。（3）结构上的程式化特点。
　　（三）鲍照与乐府七言诗。鲍照是一个具有多方面才能的作家，诗歌、辞赋、骈文都有佳作，在元嘉时，与谢灵运、延颜之并称“元嘉三大家”。
　　（四）永明体与沈约、谢眺 永明体。永明体又称新体诗，是齐梁时出现的讲究声律与对偶，不同于古体诗的一种诗体。
　　（五）宫体诗与梁陈其他诗人。宫体诗是继齐永明体之后在梁陈诗坛上出现的一种新的创作倾向，与齐梁以来诗歌创作上出现的艳情化、娱乐化的创作趋向有关，而在梁陈两代这种诗风发展到极致，形成了宫体诗风。从梁武帝普通年间至陈代末年过七十年中，是宫体诗风兴起，并在诗坛上逐渐占据统治地位的时期，宫体诗的出现，与梁简文帝萧纲有关。
　　南北朝乐府民歌：南北朝民歌是继周民歌和汉乐府民歌之后以比较集中的方式出现的又一批人民口头创作，是我国诗歌史上又一新的发展。它不仅反映了新的社会现实，而且创造了新的艺术形式和风格。一般地说来，它篇制短小，抒情多于叙事。
　　一、南朝乐府民歌
　　南朝和汉代一样设有乐府机关，负责采集民歌配乐演唱。南朝乐府民歌约五百首，大部分属于清商曲辞，其中吴（声）歌三百二十六首，西曲（歌）一百四十二首，神弦曲十八首。清商曲辞以外，在杂曲歌辞和杂歌谣辞中也有少量南朝民歌。《吴歌》、《西曲》、《神弦曲》。
　　二、北乐府民歌
　　北朝文人诗，既少又不好。严格地说，没有一个诗人。魏晋南北朝小说、骈文、辞赋及散文、《搜神记》等志怪小说。
　　骈文与辞赋 散文：从总体看，南北朝时期是骈文兴盛的时代，散文并不发达，代表这一时期散文成就的是一些史传、地理等学术著作，而这些著作，其文风在不同程度上也受到骈文的影响，其中比较突出的有两部著作，即郦道元的《水经注》与杨衒之的《洛阳伽蓝记》。
　　隋唐五代文学概论：隋唐王朝结束了南北分裂的局面，特别是唐高祖李渊建立起统一的多民族的封建帝国。唐太宗李世民，继而在经济上、政治上实行了一系列的改革，对恢复生产、发展经济、稳固政权起很大作用，是为唐代文学繁荣的外因。从先秦、两汉到魏晋南北朝，文学经历了一个长远的发展过程。诗歌、散文、小说等都积累了丰富的经验，也有深刻的教训，对唐代文学的发展，有重要的借鉴意义，是为唐代文学繁荣的内因。
　　第一章 初唐四杰
　　四杰生平：“年少而才高，官小而名大，行之浪漫，遭遇悲惨。”（闻一多语）重点：王勃生平；重点分析《送杜少府之任蜀川》，诗中两条感情线索的交互发展，决定了此诗健康、向上的基调。杨炯与《从军行》。骆宾王与《在狱咏蝉》。卢照邻《九月九日登玄武山远眺》。
　　四杰诗作虽未能脱尽六朝绮靡文风，然而，能初步突破诗歌只描写宫庭、贵族生活的局限，一定程度上开拓了诗歌的领域，开始具有唐诗的气派，五律的形式在他们手中已初步定型。
　　第二章 陈子昂
　　四杰之后，正式举起诗歌革新的旗帜，以坚决的态度反对齐梁诗风，在理论和创作上都表现了创造革新精神的诗人，是陈子昂。陈子昂的生平：早年“任侠使气”，中进士后，上书论事，曾两次随军出塞，因受主将压抑而去职还乡，后遭政敌迫害死于狱中。陈子昂的思想：政治上的远大抱负。“请息兵”，“请措刑”的政治主张。陈子昂的创作：感遇诗《丁亥岁云暮》。陈子昂的理论：《感遇诗》“丁亥岁云暮”、“本为贵公子”、《登幽州台歌》、《蓟丘览古》。陈子昂的诗特点：质朴、苍劲、平实、无华。
　　第三章 山水田园诗派
　　了解山水田园诗的审美价值。认识山水诗的思想性。山水田园盛行的社会基础和思想基础：盛唐社会安定，经济繁荣，给诗人提供了优闲生活的物质条件。统治阶级提倡佛老，也造成了一种特殊的政治局面。山水田园诗应运而生。孟浩然生平：早年在家隐居读书，四十岁后到京求仕，未如愿，经过一段漫游后又回乡，一生清淡寡居。孟浩然的创作：分析《过故人庄》，串讲《春晓》。王维的生平：早年关心社会现实，向往开明政治，由于张九龄的罢相，李林甫擅权，他在40岁以后就过上半官半隐、亦官亦隐的生活，安史之乱后更加消极。“晚年惟好静，万事不关心”是其处世哲学。王维的创作：也以40岁为分界线，划为前后两个不同时期。
　　第四章 边塞诗派
　　边塞诗兴盛的原因：盛唐社会，由于经济繁荣，国力强盛，民族间经济、文化交流也愈加频繁，新的局面吸引着有志之士，跃马边疆建功立业。“宁为百夫长，胜作一书生。”（杨炯）反映了在新的历史情况下一般知识分子的精神状态。文学是社会生活的反映，以军旅生活和边塞风光为题材的边塞诗，应运而生。岑参生平略述；分析《走马川行奉送封大夫出师西征》、《逢入京使》。岑参的诗，气势磅礴、雄奇奔放，富有浪漫主义特点。高适《燕歌行》、《封丘作》。王昌龄《出塞》、《从军行》、《闺怨》。
　　第五章 李白
　　第一节 李白的生平和思想
　　生平：李白出身富而不贵。学习从方术入门，博涉百家，未受过正规的儒学教育，习辞赋，好剑术，慕神仙。二十六岁离乡远游。胸怀“使寰区大定，海县清一”的政治抱负，其生活理想是“功成身退”。生平的三个重点：1．李白的籍贯问题；2．供奉翰林与赐金还山；3．从永王李璘东巡。
　　思想：由于李白的家世，所受教育及生活经历的特殊性形成了他的庞杂的思想。1．封建市民的思想。2．儒家入世与道家出世的思想。“功成身退”将二者统一起来了。3．虚无主义思想。这是李白思想中的糟粕。4．李白是一位伟大的诗人，而非政治家。
　　第二节 李白诗歌的思想内容和艺术成就
　　李白的创作继承了屈原以来的积极浪漫主义精神，丰富发展了浪漫主义创作方法，对浪漫主义这一流派起了继往开来的作用。
　　李白浪漫主义的创作特征：1．主题的现实内容与非现实情节的结合。2．很少详尽地描写生活过程。3．具有浓厚的主观感情色彩。
　　作品：《黄鹤楼送孟浩然之广陵》《梦游天姥吟留别》《将进酒》《古风》《行路难》《月下独酌》《赠孟浩然》《赠汪伦》《嘲鲁儒》《黄鹤楼送孟浩然之广陵》。
　　第六章 杜甫
　　第一节 杜甫生平和思想
　　杜甫生平的四个时期：1．读书与漫游时期（35岁以前）。2．长安十年（35－44岁）。
　　3．陷贼与为官时期（44－48岁）。4．“漂泊西南天地间”（49－59岁）。杜甫的创作，植根于社会现实的土壤之中，艰难坎坷的生活造就了杜甫，使其成为伟大的现实主义诗人。
　　第二节 杜甫诗歌的思想内容
　　杜甫的创作，反映安史之乱前后的社会现实，既有深度，又有广度。深度：剖析社会现实的尖锐性；对时局的敏感与预见；对战争的清醒认识。
　　第三节 杜甫诗歌的艺术成就
　　通过具体作品分析，介绍杜甫现实主义的创作特征，成熟、高超的艺术技巧。《自京赴奉先县咏怀五百字》表现了杜甫理想与现实的矛盾，这是杜甫现实主义创作的生命线，正是这条生命线，给他的作品带来了批判现实的力量，具有真正的思想价值。《三吏》、《三别》表现了杜甫现实主义创作特征：1．深刻、冷峻的解剖现实。2．真实性与倾向性的统一。3．选材的典型性与真实的细节描写相结合。五律《春夜喜雨》，七律《闻官军收河南河北》等表现了“律中鬼神惊”的高超技巧。
　　杜甫在文学史上的地位：杜甫继承自《诗经》汉乐府以来的现实主义传统，把唐代诗歌的现实主义创作，推向一个比较自觉、更加成熟的阶段，对中晚唐的新乐府运动具有直接的启迪作用，其现实主义精神和卓越的艺术技巧，一直成为后人学习的典范。
　　篇目：《望岳》、《兵车行》、《自京赴奉先县咏怀五百字》、《三吏》、《三别》、《羌村三首》、《洗兵马》、《茅屋为秋风所破歌》、《春夜喜雨》、《闻官军收河南河北》、《丹青引赠曹将军霸》。
　　第七章 白居易与新乐府运动
　　第一节 白居易的诗论与新乐府运动
　　新乐府运动形成的历史过程，白居易关于诗歌创作的理论、原则，新乐府运动的其他参
　　加者。概括地说：乐府诗，自汉乐府的“缘事而发”一变而为文人的摹拟创作，再变而为曹操诸人的借古题写时事，三变而为杜甫的“因事立题”，其间，经元结、顾况等人一脉相承，到白居易更成为一种有意识的创作，他与元稹、张籍、王建、李绅等人，共创新乐府，形成了声势浩大的新乐府运动。
　　第二节 白居易诗歌的思想内容和艺术特点
　　白居易把自己的诗歌分为四类：一曰讽谕诗，二曰闲适诗，三曰感伤诗，四曰杂律诗。以白居易44岁贬江州司马为分界线，划分前后两期，前期“志在兼济”，写了大量的讽谕诗，后期志转消沉，“独善其身”，写了大量的闲适诗、感伤诗。其中，白居易最重视的是讽谕诗。作品：《上阳白发人》，串讲《卖炭翁》、《钱塘湖春行》。
　　第三节 白居易的《长恨歌》
　　《长恨歌》是一篇脍炙人口而内容又极为复杂的叙事诗。（一）古今岐说述评。（二）《长恨歌》的基调是婉而讽。篇目：《重赋》、《杜陵叟》、《轻肥》、《卖炭翁》、《上阳白发人》、《赋得古原草送别》、《钱塘湖春行》、《暮江吟》、《长恨歌》、《琵琶行》。
　　第八章 韩愈、柳宗元古文运动
　　第一节 古文运动
　　古文运动产生的原因：中唐社会中一部分地主知识分子为挽救社会危机，巩固唐王朝统治，积极从事政治改革，要求文学自觉地为它服务。古文运动形成的一般历史过程：由秦汉的古文到魏晋南北朝的骈体，再到韩柳的古文，走了一个由散到骈再到骈散结合的过程，恰巧走了一个“之”字。古文运动不是重复秦汉古文而是一种新的发展。韩柳古文运动的理论：“惟陈言之务去”，“文从字顺各识职”。
　　第二节 韩愈和他的散文
　　（一）韩愈的生平、思想、创作（二）重点讲述《送董邵南序》、《祭十二郎文》。
　　第三节 柳宗元和他的散文
　　（一）柳宗元的生活体验及其创作。（二）重点讲述：《永州八记》，具体分析《小石潭记》、《小丘记》，综合介绍柳宗元山水游记的艺术特色。
　　第九章 中唐其他诗人
　　刘禹锡《酬乐天扬州初逢席上见赠》、李贺《雁门太守行》《金铜仙人辞汉歌》。
　　第十章 杜牧、李商隐及晚唐现实主义诗派
　　了解晚唐现实主义诗派的创作实际。杜牧生平及其作品,李商隐生平及其作品,唐末社会概况及现实主义诗派。
　　第十一章 唐传奇与唐五代词
　　了解唐传奇及唐五代词的作品特色。
　　第一节 唐传奇繁荣的原因及思想、艺术简介。
　　兴盛原因：1．都市经济的迅速发展，社会生活丰富为小说提供了丰富的素材。2．科举考试“温卷”之风的盛行。3．唐代各种文学形式的普遍繁荣，诗、文、小说出现了互相融合、互相促进的倾向。4．魏晋南北朝以来志怪及轶事小说的传统。传奇的发展，大体分三个阶段。初盛唐是兴起时期，中唐为鼎盛时期，晚唐时传奇创作仍很丰富，但开始脱离现实，艺术上趋于粗俗。
　　传奇中数量最多、成就最高的是爱情主题的作品，如《李娃传》、《霍小玉传》、《柳毅传》等；描写仕途坎坷、官场黑暗的作品如《枕中记》、《南河太守传》；反映政治历史题材的作品如《高力士传》、《长恨歌传》；描写侠义刺客的《聂隐娘》、《无双传》、《谢小娥传》等，还有描写鬼怪、神仙的《古镜记》等。唐传奇作家摆脱了六朝小说粗陈梗概的写法，对现实生活精细描绘，注重人物性格、心理描写，细节真实，结构严谨，情节曲折，语言采用散文古体，也吸收民间口语及骈文的技巧，并插入大量诗词。
　　第二节 唐、五代词
　　温庭筠与花间词派：
　　温庭筠生平。怀才不遇，生活放浪。其词内容狭窄，多写妇女，寄寓自己失意情怀。艺术上描写细腻，真切，善于创作意境。如《望江南》（梳洗罢）等篇。
　　花间词派：晚唐五代时，西蜀少蒙战乱，统治者淫乐成风。西蜀的一批词人，把温庭筠词封为正宗，极力推崇、仿效，形成花间词派，主要写男女相思、离别，绮罗香泽，内容空虚，追求词藻，形成唯美主义词风。
　　李煜和南唐词：李煜是南唐后主，是一个屈辱图存、苟安享乐的风流天子。前期词作，近花间派；亡国被俘，有故国之思，写了一系列感情真挚、沉痛的词，如《虞美人》、《乌夜啼》、《浪淘沙》等。
　　宋代文学：
　　第一章 宋代文学概说
　　1.陈寅恪说：“中国文化，造极于赵宋之世。”宋代文学是宋代文化中最重要的一环。2宋代社会的特点：宋代从960-1279年，共319年，分为北宋与南宋两个阶段。社会特点：对外关系特别软弱；内部政权特别稳定；（3）文官制度相当成熟；（4）城市经济相当发达。4.宋代文学的特点：（1）主题上充满了沉甸甸的政治关怀与道德意识，以及强烈的民族意识和悲凉情绪；（2）讲究理趣，好发议论；（3）讲究格律技巧以及法度和用典；（4）现实主义精神得以张扬，恢宏雄健的气概削弱了，而深入细致的钻研精神则大大增强了。5．宋代文学的分体特点：（1）宋诗风格与唐诗和宋词不同，整体上含蓄、深沉以文为诗成为基本风气；（2）宋词被称为“一代之文学”，风格特别讲究抒情性与音乐性，并形成婉约与豪放两大流派；（3）宋文在思想内容上与现实政治关系密切，总体风格是平易自然、流畅婉转；（4）俗文学如说话、杂剧、南戏也较有成就。
　　第二章 宋初诗文革新运动
　　1.宋初诗歌的三大流派：（1）白居易体—浅俗平易。代表人物是徐铉与王禹偁。（2）贾岛、姚合体—境界狭仄，语言工巧。代表人物是林逋、潘阆以及“九僧”。（3）李商隐体—绵密富丽。代表人物是杨亿、刘筠、钱惟演。2.宋初散文的创作特色及其理论：大致分两类：（1）重道的一派，以柳开、穆修为代表，主张通过复兴古文来复兴儒道。（2）重文的一派，以王禹偁为代表，主张在内容上“传道”与“明心”结合，艺术上讲究自由流畅、亦骈亦散的风格。
　　第三章 北宋前中期的词
　　1.晏殊：字同叔。晏殊的词集名《珠玉集》，代表作有《浣溪沙》（一曲新词酒一杯）等。语言清淡自然，以白描为主，不失精巧之美。内容上以表达他对人生的思索及孤独感为主。2.张先 字子野。生性浪漫。有“张三中”、“张三影”之称。词集名《张子野词》。他的词多写长调，风格也逐渐背离婉约的传统，趋于明白爽快、铺张详尽。3.欧阳修 欧阳修是北宋前中期的文坛领袖。词集名《六一词》、《醉翁琴趣外篇》等，存词240多首。其词的总体风格是典雅，擅长用平常的景象和普通的语言，描绘出悠远的意境，如《踏莎行》（侯馆梅残）等，即为代表。4.晏几道 字叔原，号小山。其词与父亲晏殊齐名，并称“二晏”，都属婉约一派。晏几道的词以写爱情为主，在深沉中露出奔放，在温柔中显示真率。创作方式以追忆为主要特色。5.宋代前中期词的共同特色：（1）在体制上以小令、中调为主，长调较少。（2）在题材上主要写男女相思、感时伤别，较为狭窄。（3）在语言上以典雅精巧、清丽流畅为主要特色。（4）在表现手法上，以委婉细腻、含蓄温柔为主。
　　第四章 柳 永
　　柳永的词集名《乐章集》，存词200多首，堪称是宋代第一位专业词人。他对词史的贡献，就内容而言，主要表现在：（1）多描写具有现实感情和现实环境中的女性。（2）擅长写作描写离别与羁旅之情的词。（3）描写城市风物的词也颇具特色。艺术方面的贡献（1）发展了慢词，扩大了词的表现力。（2）语言上雅俗结合。（3）音调优美，格律考究。地位：（1）直接影响到当时和北宋中后期的词风。（2）“凡有井水饮处，辄能歌柳词。”（3）“掩众制而尽其妙。”（4）其俗词上承敦煌词的传统，下启金元散曲谐俗语言风格的开端。
　　第五章 欧阳修与北宋中期的诗文革新运动
　　欧阳修的生平与政治思想 欧阳修，字永叔，号醉翁，晚年又号六一居士，江西庐陵人。欧阳修的散文创作 分为三类：（1）论道之文（2）论政之文。（3）抒情之文。欧阳修散文的主流艺术特色是平易自然又委婉曲折。诗歌创作。内容上可分三类：（1）反映人民生活和军国大事的诗歌。（2）表现自己仕途中的各种遭遇，抒发自己的坦荡胸怀和旷达精神。（3）反映民风民俗以及咏物的诗歌。其诗歌总体艺术特色是：风格以平淡为主，但含意深婉，脉络细密；也有浓烈的议论化和散文化倾向。
　　第六章 北宋诗文革新运动（续）
　　1.梅尧臣与苏舜钦并称“苏梅”，在诗文革新运动中，欧阳修的贡献主要在散文方面，而“苏梅”的贡献则主要在诗歌方面。后代学者称赞他们开创了宋诗的新格局。2.梅尧臣，字圣俞，安徽宣城人。有《宛陵先生集》，存诗8200多首。梅尧臣在诗歌风格上推崇平淡古雅，但要求以创新为基本前提。他的大部分诗歌以琐碎的日常生活为题材，从中往往加进一些哲理性的内容，朝思理深密方向发展，创造出一种内敛的、令人心境平静的美。3.苏舜卿。 4.王安石，字介甫，晚号半山。主要以政治家的身份驰名。他的散文以政论文为主，代表作有、《答司马谏议书》等，散文的艺术特点是：逻辑性强，论证严密，立意新颖，语言简朴有力，气势不凡。其诗歌的成就总体上要超过散文，从内容上可分为4类：政治诗，怀古诗，咏怀诗，写景诗。艺术上以“雅丽精绝”著称。5.曾巩是“唐宋八大家”之一，主要以散文驰名，以“纡徐而不烦，简奥而不晦”而自成一家。代表作有《墨池记》、《醒心亭记》等。6.苏洵与两个儿子苏轼、苏辙都是“唐宋八大家”之一。苏洵著有《嘉祐集》，其文学成就主要在政论文方面，有战国策士之风，代表作有《六国论》等。7.苏辙著有《栾城集》，其散文以“论事精确，修辞简严”著称，代表作有《上枢密韩太尉书》、《黄州快哉亭记》等。
　　第七章 苏 轼
　　苏轼的生平。苏轼字子瞻，号东坡居士，眉州眉山人。苏轼的诗歌创作。苏轼的文学创作以诗歌的数量最多，达2700多首，内容题材多样，无论是表现自我、反映现实、歌颂山河，还是品评艺术、描写风俗，都是佳作纷陈。苏轼的最大特色就是善于从自然中体悟人生哲理，如《和子由渑池怀旧》、《题西林壁》等。苏轼诗歌的艺术特色是（1）讲究才学，重视才气与学问。（2）多发议论。（3）善用比喻。（4）时有雅谑。
　　第八章 苏 轼（续）
　　1.苏轼的词。苏轼是北宋继柳永之后第二位对词的发展作出重大贡献的词人。2.苏轼词在内容方面的突破。苏轼的词被称为“无意不可入，无事不可言”。他的词可分为三类：（1）抒情词。（2）咏物词。代表作有《卜算子》（缺月挂疏桐）和《水龙吟》（似花还似非花）等。（3）农村词。苏轼的农村词约有10多首，代表作为《浣溪沙》五首， 苏轼词风可分三类：（1）豪放风格。代表作有《江城子》（老夫聊发少年狂）、《水调歌头》（明月几时有）等。（2）旷达风格。这是最能代表苏轼思想和性格特点的词风。（3）婉约风格。这些词感情纯正深婉，格调健康高远，也是对传统婉约词的一种继承和发展。
　　第九章 黄庭坚与江西诗派
　　1.黄庭坚的生平与思想。黄庭坚字鲁直，自号山谷道人，又号涪翁。2.黄庭坚的文学主张。作为江西诗派的领袖，黄庭坚的文学主张，主要侧重在创作技巧方面，。杜甫为“一祖”，黄庭坚、陈师道、陈与义三人为“三宗”，明确提出“一祖三宗”之说，揭示了江西诗派的源流。
　　第十章 周邦彦与北宋后期的词
　　秦观的词。秦观，字太虚，后改字少游，号淮海居士，江苏高邮人。“苏门四学士”之一。秦观词的艺术特色：（1）擅长描绘凄迷感伤的意境，将外在之景与内在之情结合起来，极具艺术感染力。（2）善于运用多种修辞手段，写景、抒情更为形象生动。（3）语言精美而平易，遣词典雅凝练，雅俗共赏。其不足是风格较弱，缺少力量之美。
　　贺铸艺术特点是：（1）意象重叠。（2）注重锻炼字面，善于点化前人语句入词。
　　第十一章 周邦彦与北宋后期的词（续）
　　1.周邦彦的生平。字美成，号清真居士。
　　2.周邦彦的词集名《清真集》，一名《片玉词》，存词200余首 被后人誉为“结北开南”的重要人物。
　　3.周邦彦词的艺术特点：（1）善于铺叙，结构谨严；描摹物态，曲尽其妙。（2）句法奇警，辞气高华，造语精工，风格浑厚和雅。（3）精于声律，音韵优美。
　　第十二章 李清照与南宋前期的词
　　1.李清照的生平。自号易安居士，济南人。
　　2.李清照词的情感基调。李清照的词集名《漱玉词》，存词40余首。她的词在情感上以“愁”为主，可以北宋南渡为界分为前后两期：前期词主要围绕自己的闺阁生活来写，以闺愁和夫妇别离之愁为主；后期词的“愁”情则以家国之思为主。
　　3.李清照词的艺术特点：（1）善于捕捉细小而生动的形象，来表达自己难以言传的感受和情感上的微妙变化。（2）语言精工自然，雅俗共赏。
　　4.李清照词的影响。李清照的词在南宋初年即开始流传，并被宋人誉为南宋女词人之首，明清两代学者誉其词为婉约派的典范。
　　第十三章 李清照与南宋前期的词（续）
　　1.张元干，字仲宗，自号芦川居士，福建永福人。
　　2.张孝祥，字安国，号于湖居士，安徽和县人。
　　第十四章 陆游与南宋前中期的诗歌
　　1.南宋前中期出现了“中兴四大诗人”，即陆游、杨万里、范成大、尤袤，均以诗歌擅名天下。其中陆游影响最大，杨万里、范成大二家次之，尤袤作品则较少。
　　2.杨万里，字廷秀，号诚斋，江西吉水人。所作诗歌构思新颖奇特，善于表现人物情态和稍纵即逝的场景；笔调幽默诙谐，语言通俗活泼，风格爽朗轻快，被称为“诚斋体”。代表作有《小池》、《闲居初夏午睡二绝句》等，情趣与理趣兼备。
　　3.范成大，字致能，号石湖居士，苏州人，兼有“清新妩媚”和“奔逸隽伟”的特点。
　　第十五章 陆游与南宋前中期的诗歌（续）
　　1.陆游，字务观，自号放翁，浙江绍兴人。
　　2.陆游诗歌的创作主题。陆游自称“六十年间万首诗”，其诗集名《剑南诗稿》，存诗9300多首。其诗歌主题分为三个方面：（1）表现自己渴望万里从戎、以身报国的豪迈理想以及壮志难酬、无路请缨的悲愤心情，代表作有《书愤》、《金错刀行》等。（2）描写农村生活的诗歌，代表作有《游山西村》、《小园》等。（3）爱情诗，代表作有《沈园二首》等。
　　3.陆游诗歌的艺术成就：（1）渊源各家，风格多样，众体皆工。（2）高度的抒情性与强烈的感染力。（3）对偶工整，语言精致。
　　第十六章 辛弃疾及其豪放词派
　　1.辛弃疾的生平与思想。辛弃疾，字幼安，号稼轩，历城（济南）人。
　　2.辛弃疾词的分类。辛弃疾的词集名《稼轩长短句》，存词600余首，是宋代存词最多的词人。他的词大致可分为三类：（1）爱国词。主要追忆当年的抗金生活，抒发自己的报国壮志，表达对于沦陷区人民的同情和对投降派的愤懑之情。代表作有《破阵子》（醉里挑灯看剑）等。（2）农村词。主要描写农村生活和田园风光，以化解现实中的痛苦。代表作有《清平乐》（茅檐低小）等。（3）闲适词与言情词。代表作有《西江月•遣兴》和《祝英台近》（宝钗分）等。辛弃疾词的内容虽有差别，但都贯串着爱国主义的英雄情怀。
　　3．辛弃疾词的艺术特色：（1）以苍凉、雄奇、沉郁为主导风格，但不拘一格。（2）意境开阔，气势飞动。（3）多用比兴，博征典故，语言繁富。
　　4.苏轼与辛弃疾的异同。相同之处：两人都是至情至性之人。不同之处：（1）苏轼天性忠爱，自如畅达；辛弃疾气势沉雄，豪壮悲愤。（2）苏轼词风旷达，辛弃疾词风豪健。
　　5.辛派词人。在辛弃疾爱国情怀和豪放风格的影响下，出现了一批风格相近的词人，如陈亮、刘过、刘克庄、刘辰翁等，被称为辛派词人。
　　第十七章 姜夔与宋末格律词派
　　“格律词派”，其代表人物是姜夔、吴文英、史达祖、王沂孙、周密和张炎等。姜夔，字尧章，号白石道人。以词的成就最高，著有词集《白石道人歌曲》，存词80余首。他的词有感叹国事的内容，但在表达上低回深沉，如《扬州慢》（淮左名都）等；也有不少咏物词，仅咏梅的就有28首，其中代表作是《暗香》、《疏影》二首。姜夔词的风格特点是“清空”，这一评价最初是由张炎提出的。“清空”的主要内涵是：（1）词中的情感，多属于文人士大夫那种高洁清雅的意趣。（2）在表现手法上，多追求言外之意和空灵的的神韵。（3）词中的语言、意象偏向淡雅素净。（4）词的意境以疏朗开阔为主，结构上有跳跃性。
　　第十八章 姜夔与宋末格律词派（续）
　　1.吴文英，号梦窗，别号觉翁，四明（今浙江宁波）人。
　　2.史达祖，字邦卿，号梅溪，汴京（今河南开封）人。著有《梅溪词》一卷，存词100余首。他的词情景交融，咏物、节序之作尤为人称道。代表作有《双双燕•咏燕》等。
　　3.王沂孙，字圣与，号碧山，
　　4.张炎，字叔夏，号玉田。著有《词源》二卷，上卷论音律，下卷论作法。
　　第十九章 南宋后期的诗歌
　　“四灵诗人”是指南宋后期生长在浙江永嘉的四个诗人：徐照，字灵晖；徐玑，号灵渊；赵师秀，号灵秀；翁卷，字灵舒。因为这四个诗人的字、号中都有一个“灵”字，所以称为“四灵”，也称“永嘉四灵”。他们在思想方面，漠视功名富贵，安于贫贱，以陶渊明为师。他们的诗歌在内容方面着重表现大自然的秀丽景色和朋友之间的真挚情谊，艺术上追慕晚唐隐逸诗风，崇尚平淡自然的风格，语言精炼，以白描为主要表现手法。
　　第二十章 宋代话本
　　1.话本在宋代是指新体白话小说，也称为“平话”，它是“说话”艺人表演时所依据的底本。“说话”相当于今之“说书”，它起源于唐代，到宋代得到了大规模的发展。“说话”主要在勾栏、瓦舍中进行。宋代“说话”主要有三家：小说，讲史，说经。话本的体制包括题目、篇首、入话、头回、正话、篇尾六个部分。
　　2.现存宋代话本，小说类有《京本通俗小说》、《清平山堂话本》等，讲史类有《大宋宣和遗事》、《新编五代史平话》等，说经类有《大唐三藏取经诗话》等。
　　3.话本塑造了不少市民形象，揭示了他们与封建统治者之间的矛盾斗争，特别是表现了他们争取恋爱婚姻自由、反对封建压迫的民主思想。讲史类话本则体现了当时民众对历史事件与历史人物的新的评价。话本在艺术上以通俗性和生动性为主要特征，特别是在人物语言和细节描写上更为鲜明地体现了这一特色。
　　4.话本，特别是讲史话本的出现，为后代长篇小说的创作奠定了基础，如《水浒传》、《三国演义》、《西游记》等在著作形式和故事情节方面对收到宋代话本的影响。
　　元代文学史
　　元代社会的特点及其对文学发展的影响。疆域辽阔，经济繁荣，俗文学兴盛 民族压迫，矛盾尖锐，反抗意识强烈 文士落魄，转向通俗文学创作。多民族杂居，各民族文化融合，形成元代文学独特的风格。
　　第一章：元代文学概述
　　元代文学的主要形式是元曲，元曲分杂剧和散曲两种，杂剧是戏剧，散曲是清唱曲。元曲流行的区域主要在北方大都一带，故也称北曲。元杂剧的前期作家主要有关汉卿、王实甫、马致远、白朴、纪君祥、康进之等，后期作家主要有郑光祖、乔吉等。在元代南方还流行着另一种戏曲形式——南戏。它是由南方语言和南方音乐组合而成的戏曲样式，最初流行于浙江温州一带，称温州杂剧或永嘉杂剧，著名的南戏为高明的《琵琶记》。
　　散曲是元代出现的新诗体，分小令和套数两种。小令是单支曲，套数是由两支以上宫调相同的曲子联缀而成的组曲，也称套数、散套。散曲的前期作家主要有关汉卿、白朴、马致远、张养浩等；后期作家主要有张可久、乔吉、睢景臣等。
　　元代诗文从总体上走向衰落，元诗以宗唐为主，但亦受宋诗的影响。前期作家主要有刘因、卢挚、赵孟兆页 等；后期作家主要有萨都剌、杨维桢、王冕等。元词亦呈衰落的趋势。元词人多宗宋词，大致可分为宗苏轼、辛弃疾和宗周邦彦、姜夔两派，前者以刘因、萨都剌为代表；后者以张翥为代表。元代散文主要以唐代的韩愈和宋代的欧阳修为学习对象，代表作家有姚燧、虞集等。
　　第二章 元杂剧的渊源、形成和体制
　　第一节 元杂剧的历史渊源和形式
　　元杂剧是在宋杂剧、金院本的基础上，吸收诸宫调等说唱文学的成就而形成的成熟的戏剧形式。
　　第二节 元杂剧的体制特点
　　（一）剧本结构：一般分为一剧四折一楔子，剧末附“题目正名”。
　　（二）演唱体制：用北方歌曲演唱，流行的宫调有五宫四调。
　　（三）脚色：分为旦、末、净、杂四大行当。
　　（四）宾白：剧中称为“云”，指剧中人的说白。有韵白和散白两类，韵白为诗句，散白为散文。
　　（五）科范：剧中称为“科”，指演员的做工、武打、歌舞等表演，
　　第三章 关汉卿
　　第一节 关汉卿的生平和创作
　　关汉卿是元杂剧的奠基人，为元代剧坛的领袖。号已斋叟， 他博学多才，性格倔强而滑稽，以玩世不恭的生活态度表示对现实黑暗的反抗。代表作为悲剧《窦娥冤》、喜剧《救风尘》、历史剧《单刀会》。
　　第二节 悲剧名作《窦娥冤》
　　一、剧作的题材来源：从古代流传的“东海孝妇”的故事演化而来。
　　二、剧情梗概和脚色扮演：
　　通过窦娥幼年被卖作童养媳，成年后被流氓欺负，陷入冤案而被杀害的悲剧故事，揭露了元代高利贷盛行、恶势力猖獗、吏治腐败的黑暗现实。而以窦娥临刑发出三桩誓愿，死后鬼魂报仇的方式，表现了元代下层人民反抗压迫、要求政治清明的呼声。窦娥的形象分析：（1）是中国封建社会被压迫妇女的典型，一个悲剧形（2）是遵守封建道德，尽孝守节的本分善良的妇女形象。（3）是反抗封建压迫、富有斗争精神的形象。
　　三、艺术特色（1）剧作结构：一人一事，主干突出，详略得当。（2）戏剧冲突：在正反面人物的尖锐冲突中塑造鲜明的正面人物形象。（3）语言特色：关汉卿为本色派语言大师，此剧的语言既然质朴自然，又酣畅泼辣，体现其大师风格。名曲有第三折 [滚绣球]。
　　第三节 喜剧《救风尘》
　　主题思想：剧作通过花花公子周舍欺骗、虐待歌妓宋引章，赵盼儿以“风月”手段回击周舍，解救受难姐妹的故事，揭示了元代妓女的不幸命运，表达了元代人民反抗强暴的理想和愿望。赵盼儿形象的分析：（1）饱经风霜，世故机智。（2）侠义心肠，仗义救人。（3）泼辣豪放，出语痛快。
　　艺术特色：（1）勾栏喜剧：剧中的主要人物为妓女、嫖客，赵盼儿战胜周舍用的是打情骂俏的“风月手段”，具有青楼调笑的作风。（2）语言特色：质朴自然，泼辣明快。
　　第四节 历史剧《单刀会》
　　主题思想：通过蜀汉关羽单刀赴东吴鲁肃之会，宣扬汉室为正统的观念，塑造关羽英武的民族英雄的形象，含蓄地表达了作者反抗元蒙统治者的民族情绪。
　　人物形象分析：（1）关羽：对大汉赤胆忠心，大智大勇，为富有民族气节的英雄形象。（2）乔公：对汉朝怀有浓厚的感情，反对战争，渴望和平，欣赏关羽的英武过人。（3）司马徽：厌倦战乱，绝意功名，赞赏关羽的勇武。
　　乔公和司马徽都是衬托关羽的人物。
　　第五节　历史剧的特色
　　（1）改造史料，借古讽今。（2）改造史料，突出主要历史人物关羽的形象（3）用铺垫和渲染之法塑造人物。（4）语言刚劲有力，融入诗词。
　　第六节 关汉卿杂剧的艺术成就
　　一、善于塑造不同身份性格的鲜明人物形象。二、戏剧结构多为一人一事，主脑清楚；剧情发展迅速，又曲折多变。三、在尖锐的矛盾冲突中塑造人物。四、本色自然的语言特色。
　　第四章 王实甫
　　王实甫的生平和创作：王实甫，名德信，字实甫；一说名信，字实父。大都人。《西厢记》为其代表作。一部爱情戏的杰作。
　　创作主题：《西厢记》结尾曲词：“愿普天下有情的都成了眷属”是该剧的点睛之笔。传统的封建婚姻讲究门当户对、父母之命，金钱权势是婚姻的基础，父母作主是婚姻的缔结方式。而此剧强调婚姻的基础是“有情的”，而不是“有钱的”、“有权的”，而“有情”只能由婚姻双方的当事人才能完成，这样，就将婚姻的决定权从局外人手里夺回到当事人的手里，具有鲜明的反封建婚姻的色彩。
　　人物形象分析：
　　张生：志诚种——忠于爱情，将爱情置于功名之上。 才气与勇气——追求爱情和解决危难果断、机智、大胆。傻角——软弱、忠厚、傻气。
　　莺莺：美丽而多情——离经叛道，不满父母包办的婚姻，追求理想 爱情。内热外冷—受封建礼教约束，感情丰富而外表贞静，常有“假意儿”。
　　红娘：富有正义感——不满老夫人的背信弃义，同情崔、张为爱情 而苦恼，成人之美。 机智——巧妙帮助崔、张，反驳老夫人的责骂。 泼辣——尖锐批评张生、莺莺的缺点，嘲讽郑恒配不上莺莺。
　　王实甫为元杂剧文采派的代表作家，其剧作语言被朱权的《太和正音谱》称为“如花间美人”。
　　历史地位：王实甫的《西厢记》杂剧是元杂剧对后世剧坛最有影响的作品，它所宣扬的反对封建婚姻、争取爱情自由的思想，成为后代爱情作品的精神源泉。它与明代的《牡丹亭》、清代的《红楼梦》被称为中国文学史中三大爱情作品，具有里程碑式的历史地位。
　　第五章 元代前期剧坛
　　第一节 白朴与马致远
　　白朴与马致远是元代前期剧坛地位仅次于关汉卿和王实甫的重要杂剧作家，与关汉卿和元代后期杂剧作家郑光祖合称“元曲四大家”。白朴，字仁甫，号兰谷，《墙头马上》、《梧桐雨》。《梧桐雨》取材于白居易的叙事长诗《长恨歌》，写安史之乱中唐明皇与杨贵妃的故事。
　　主题思想：与白居易《长恨歌》着重歌颂李杨爱情不同，此剧一方面表现唐明皇对杨贵妃的深切爱恋，一方面又不回避他父纳子妇、杨贵妃与安禄山有私情的丑闻；而且，更着重批判他对安禄山养虎为患的昏庸误国。因此，此剧并非纯以歌颂爱情为主题，而是着重表现一种对国家兴亡原因的反思。联系白朴幼年逃难的经历、刘祁《归潜志》中金章宗纵容悍将胡沙虎、金哀宗在蒙古军攻汴京时逃难归德的史实，此剧显然是以古讽今，表达白朴在国破家亡后的沧桑之感。艺术特色：（1）社会悲剧：此剧颇为符合西方悲剧的概念，主人公为贵族（皇帝），在各种社会因素的作用下，一步步走向衰亡。剧作结局凄凉，打破元杂剧大团圆结局的惯例。（2）典雅而富有文采的语言。
　　《墙头马上》以白居易的乐府诗《井底引银瓶》为素材，写李千金和裴少俊的爱情故事。主题思想：通过李千金和裴少俊悲欢离合的爱情故事，歌颂了青年男女自主婚姻的合理性，猛烈抨击了以裴行俭为代表的封建卫道士，表现了元代青年追求理想爱情与个性解放的思想。 马致远号东篱，大都人《汉宫秋》是其代表作。历史剧《汉宫秋》写昭君出塞的历史故事。艺术特色：（1）抒情悲剧。（2）典雅酣畅的语言特色。
　　第二节 杨显之和康进之
　　一、杨显之和《潇湘雨》 杨显之，时称“杨补丁”。是元杂剧本色派的作家之一。今存剧目8种，剧本二种，《潇湘雨》为其代表作。二、康进之和《李逵负荆》李逵形象的分析：（1）憨厚直率，热爱梁山事业，也爱梁山的一草一木。（2）疾恶如仇，鲁莽急躁。（3）知错能改，真诚正直。
　　第六章 元代后期剧坛
　　郑光祖，字德辉，平阳襄陵（今山西临汾）人。是元代后期重要的文采派作家之一。是“古杭书会”的领袖人物。《倩女离魂》是其代表作。《倩女离魂》的思想内容和艺术特色取材于唐代陈玄祐的传奇小说《离魂记》。
　　主题思想：通过对张倩女为追求爱情幸福而灵魂离开躯体的描写，说明封建礼教可以限制青年的行动，却无法拘束他们追求自由幸福的思想和愿望。并否定了门第观念和喜新厌旧的思想。
　　张倩女形象的分析：（1）大胆反抗封建礼教，热烈追求自由幸福——灵魂离开躯体，追随王文举。（2）有沉重的精神负担——担心母亲悔婚，王文举得官后易妻。
　　其他后期杂剧作家：一、乔吉一名乔吉甫，字梦符，《两世姻缘》为其代表作。二、秦简夫秦简夫，大都人，流寓杭州。《东堂老》为其代表作。三、无名氏的《陈州粜米》是元代包公戏中的优秀作品。
　　第七章 元代散曲
　　第一节 散曲的兴起和体制特点
　　一、什么叫散曲
　　散曲是在元代出现的新诗体，一种带有音乐性的诗歌形式，因多用北方歌曲演唱，也叫北曲。散曲小令也叫街市小令、叶儿。
　　二、散曲的来源和兴起（1）宋词。（2）诸宫调。（3）北方民歌。
　　三、散曲的体制和特点
　　（1）分为小令和套数两大类，小令只有一段，句句押韵；套数又称套曲、散套，由同一宫调的数支曲组成，一韵到底，有尾声，但不必句句押韵。（2）在小令和套数之间有带过曲，为小令的变体，用同一宫调的二至三调。（3）多用衬字。（4）无入声。（5）抒情直露。
　　四、元散曲作家的流派和分期
　　元散曲的流派大致分为豪放与清丽两大流派。豪放派以马致远为首，其他作家有张养浩、贯云石等。清丽派以张可久为首，其他作家有白朴、乔吉等。元散曲前期的创作中心在大都，主要作家有关汉卿、王和卿、马致远、白朴、卢挚、张养浩等，以马致远的成就为高。元散曲的后期创作中心在杭州，主要作家有张可久、乔、贯云石、睢景臣等，以张可久的成就为突出。
　　第二节 元代前期散曲
　　一、马致远的散曲
　　马致远在元代被誉为“曲状元”，有散曲集《东篱乐府》。马致远的小令名作为《[越调] 天净沙•秋思》，被称为“秋思之祖”。这首小令连用名词，描画出一幅萧瑟悲凉的秋景图，篇末画龙点睛，点明游子思乡的主题。全曲情景交融，富于诗情画意，有唐诗的韵味，故备受称赏。马致远的套数名作为《[双调] 夜行船•秋思》，写作者愤世嫉俗的情怀，对隐逸生活的歌颂。艺术特色：（1）感情强烈，表现酣畅，多用感叹句、反问句。（2）善用鼎足对和博喻。（3）语言明快宏放，雅俗兼备，体现出豪放派散曲家的特色。
　　二、张养浩的散曲
　　张养浩，字希孟，号云庄， 代表作为《[中吕]山坡羊•潼关怀古》，作者从沿途景色勾起思古之情，追昔抚今，结句点题：指出历代王朝的兴亡，都是建立在人民苦难的基础上。在艺术上，此曲寥寥数语，高度概括，精警深刻，尤以结末的对句：“兴，百姓苦；亡，百姓苦”为影响深远。另外，全曲气势雄浑、语言刚劲，也体现了张养浩作为豪放派散曲家的特色。
　　第三节 元代后期散曲
　　一、张可久的散曲
　　张可久，字伯远，号小山，庆元（今浙江宁波）人。他与马致远被誉为“元曲双璧”。有散曲集《小山乐府》。张可久的散曲名作为套数《[南吕] 一枝花•湖上晚归》，描写作者携美人游西湖的赏心乐事，寄托隐者流连湖山的高雅情趣。艺术特点：（1）营造清雅的意境；（2）
　　化用前人诗词名句；（3）语言清丽文雅，善用对句和鼎足对，体现出清丽派散曲家的特点。
　　二、睢景臣的散曲
　　睢景臣，字景贤，扬州人。代表作是《[般涉调] 哨遍•高祖还乡》套曲。这首套曲通过村民嘲讽汉高祖刘邦还乡时的装腔作势，揭露他的丑恶老底，表现出对封建皇权的极度蔑视；实际上是借古讽今，讽剌元蒙统治者每年耗费巨资回东北祭祖，反映出作者的民族情绪。
　　第八章 宋元南戏
　　第一节 南戏的概述及其体制
　　什么叫南戏？南戏是南曲戏文的简称，亦简称戏文，是宋元时用南方歌曲演唱的戏曲形式。它最初流行于浙东温州（永嘉）等地，故亦称温州杂剧或永嘉杂剧。南戏现存的作品 主要有：《永乐大典戏文三种》，元末明初四大传奇，高明的《琵琶记》。南戏的体制：（1）结构：以出为单位，可十几出至几十出。第一出为副末开场介绍剧情，从第二出开始才是正戏（2）音乐：以南方歌曲为主，有入声。曲词组织一般有引子、过曲、尾声。（3）演唱：各个角色均可演唱，还可合唱、伴唱。（4）脚色：生、旦、净、丑、末、杂。
　　第二节 高明与《琵琶记》
　　一、高明的生平和创作：高明字则诚，号菜根道人。作品有南戏《琵琶记》。主题思想：《琵琶记》取材于宋代南戏《赵贞女蔡二郎》，但作者在用现实主义手法描写这个悲剧故事的时候，客观上揭示了科举制度对人们的伤害，统治阶级的专横不法、官场的贪污给人们带来的深重灾难；歌颂了劳动人民善良、坚忍、互助友爱的美德，有一定的进步意义。
　　艺术特色：（1）悲剧特色：善于塑造苦境，抒发苦情，以情动人。主要以苦境苦情塑造赵五娘历尽苦难的悲剧形象。（2）双线结构，交叉发展，对比映衬。语言特色：以质朴自然为主，兼有文采之美，兼顾不同人物的身份和具体环境。
　　第九章　元代诗文
　　元代诗文从总体上走向衰落，但仍在继承唐宋诗文的基础上继续发展。
　　一、刘因的诗和词：刘因，字梦吉，号静修 是著名的元代理学家。诗作多沉痛的故国之思。在诗歌艺术上受元好问影响，风格豪健而沉郁。
　　二、萨都剌的诗和词：萨都剌为元代最杰出的少数民族诗人，风格既刚健俊爽而又清丽婉转。其诗《芙蓉曲》为乐府诗，原诗题下有“兼善状元御史”六字。
　　明代文学
　　第一章  明代文学概述
　　根据几种目前通行文学史的分期方式，我们可以大致将明代文学划分为三个时期：即前期、中期和后期。前期为从明初到成化年间，约一百年。这一时期的文学成就不高，诗歌方面的代表人物主要有高启、宋濂和刘基等人，这些人经历了元末战乱，作品较有现实内容；其后出现了歌功颂德的“台阁体”，以杨士奇、杨荣、杨溥为代表。在小说方面出现了罗贯中的《三国演义》与施耐庵的《水浒传》。文言短篇小说的创作则以瞿佑的《剪灯新话》与李昌祺的《剪灯余话》为代表，主要上承唐人传奇笔法而少创变。戏曲的创作则落入低潮，仅有邱濬、邵璨等人可以一提，然其皆以剧载道，殊无艺术感染力。
　　中期从成化末年至隆庆年间，约一百年。这一时期，先是在苏州一带出现了以唐寅、祝允明为首的“吴中四才子”，同时在京城出现了以李梦阳、何景明为首的“前七子”。他们都提出了复古的口号，比如“前七子”提出“文必秦汉，诗必盛唐”的主张，给予台阁体文风以沉重打击。此后又出现了以唐顺之为首的“唐宋派”（著名散文家归有光即被划入此派）和以王世贞、李攀龙为首的“后七子”，均带有复古倾向。这一时期戏剧的创作开始走出低谷，出现了徐渭的《四声猿》以及梁辰渔的《浣纱记》，后者专为当时经魏良辅改良的昆腔而创作。著名的长篇小说《水浒传》在这一时期开始流行，神魔小说《西游记》亦于此时问世。
　　后期为万历至明亡，约七十余年。这一时期，戏曲创作进入丰收期，汤显祖陆续完成其包括《牡丹亭》在内的“临川四梦”四部剧作。与此同时，也出现了沈璟、王骥德等对戏剧进行理论探索的文人。小说创作在此时也进入高潮，长篇人情小说《金瓶梅词话》、《醒世姻缘传》及神魔小说《封神榜》等先后问世。在白话短篇小说方面，则有冯梦龙的“三言”与凌濛初的“二拍”等相继刊刻流行。诗歌方面则主要出现了以“三袁”兄弟为首的“公安派”和以钟惺、谭元春为代表的“竟陵派”，提倡一种“独抒性灵”或“深幽冷峭”的风格。晚明时期又出现了一种抒写情性的短小散文——小品文，其代表作家有“三袁”和张岱等人。（此概述参考了以下两种文学史：章培恒、骆玉明主编《中国文学史》、刘大杰《中国文学发展史》）
　　第二章  《三国演义》
　　一、《三国演义》的成书、作者及版本
　　三国故事自晚唐时即已开始流传于民间，至宋时尤盛，金元杂剧中亦多演绎之。上个世纪二十年代日本学者发现了元刊《三国志平话》，从这部书中我们可以看到后来的《三国志通俗演义》的基本轮廓。经过前辈学者的研究，《三国志通俗演义》的成书过程基本上为人们所了解：即它是在民间的三国故事、戏剧以及正史资料的基础上经过罗贯中的整理、加工而成。罗贯中是元末明初人，大概是一个不太得志的下层文人。《三国志通俗演义》现存最早版本是嘉靖本，以后各种本子都是在其基础上加以更动。明末时出现了一个所谓的“李卓吾评本”，将嘉靖本的回目予以合并，并加入批语。清代康熙年间毛纶、毛宗冈父子则对此书加以整理，删掉了原来的评语后自行加批；其次又对该书的文字和情节都作了一些更动，这使原书的艺术性有所提高，但思想主题亦偏离原著，比如历史宿命感、历史循环论与正统观念的加强，对“忠”这一君臣伦理的宣扬盖过原书对“义”的强调。
　　二、《三国演义》的主题及艺术特色
　　关于《三国演义》的主题长期以来有各种不同的观点，比如封建正统说、拥刘反曹说等。这些说法都从各个不同的侧面发掘了这部小说的思想内涵。但是纵观全书，小说中除了对正、邪的截然区分，对忠、义等伦理价值的宣扬之外，实在很难说还有什么集中的主题思想。在这部小说中，作者主要是描述了一个历史过程中的风云变幻，反映了政治与军事斗争中的波谲云诡，从一个更高的立场来表达对历史沧桑的咏叹。书中最为吸引人的部分也都是对政治军事谋略铺排描写，和对智慧与勇敢类型人物的集中塑造。比如对赤壁之战的描写即体现出很高的叙事技巧（可参看林庚先生《中国文学简史》中的分析），对诸葛亮、赵云、关羽、曹操、周瑜等人物的塑造也十分成功。但书中对许多小规模战争或战斗的描写却之失简单和草率，对人物的性格塑造也有脸谱化、平面化的倾向，某些人物性格特征则有夸张过头的嫌疑。对此，已有许多学者指出，不必赘述。
　　第三章 《水浒传》
　　一、《水浒传》的成书、作者及版本
　　《水浒传》成书的情形有类于《三国演义》。北宋末年发生了以宋江为首的武装起义，虽然起义最终被镇压下去，但关于这次起义的各种传说却开始在民间广为流传。到宋元之间的《大宋宣和遗事》中已经具备一个后来水浒故事的轮廓。元代戏曲中数量众多的水浒戏说明这一时期水浒故事日趋发达。到元末明初先由罗贯中将传说、戏曲中的水浒故事综合、加工成一个本子，其后施耐庵对这个本子加以完善而成《水浒传》。《水浒传》的版本大致可以分为繁本和简本两个系统，现在一般认为繁本先出。此系统中所知之最早版本是《忠义水浒传》一百卷；其次则有嘉靖间郭勋所刻百回本。现存较完整的百回本则有天都外臣序本。繁本中还有一种袁无涯所刻一百二十回本，但内容有所增饰。明末金圣叹又将繁本删削成一个七十回本，保留了最精彩部分，成为最流行的一个本子（以上参考章培恒主编《中国文学史》）。
　　二、《水浒传》的主题及艺术特色
　　《水浒传》是一部表现一百零八位好汉聚义梁山、替天行道的英雄传奇。这些人走上反抗道路的共同原因在于官府的黑暗，所以他们反抗的对象也主要在于权豪势要。其次，梁山好汉聚义的一个共同基础还在于侠义精神的感召，这便使梁山的英雄群体具有一种强烈的精神魅力。另外，替天行道的主张也体现着黑暗政治中一种行动理想，并为他们的反抗提供了合法性。而反贪官不反皇帝的反抗方式与最终的招安结局固然说明了这种反抗的不彻底性，同时也表明了一种叙事策略（为了小说能够顺利地流传）。这部小说在艺术上所取得的成就历来受人称道：首先，是其叙事及结构之精妙，对此金圣叹在其《读第五才子书法》中有精辟阐说；其次，是书中众多英雄性格的成功塑造，正所谓“人有其性情，人有其气质，人有其形状，人有其声口”；第三，是小说强烈的情节性，让人在阅读中获得欲罢不能而又痛快淋漓的审美感受；第四，是小说的语言生动活泼，极具表现力，堪称古典白话小说中的一个典范。当然，这部小说在结构上不够浑融紧密，各个不同人物的经历在小说中处于相对独立的状态，不过对于早期长篇小说来说，这种缺陷似乎是难免的。
　　第四章  《西游记》
　　一、《西游记》的成书、作者及版本
　　《西游记》跟《水浒传》一样，也是在历史与传说的基础上经文人编撰而成。唐代僧人玄奘赴天竺取经乃实有其事，后来玄奘弟子根据其口述先后撰成《大唐西域记》和《大唐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两部传记作品。此后关于取经的传说开始在民间流传，大约晚唐五代时期出现了《大唐三藏取经诗话》一书（关于此书的成书时代有不同看法，此处取李时人、蔡镜浩说），此书已初具《西游记》轮廓。到宋元时期又出现了许多与取经故事有关的戏曲。至元末明初则出现了比较完整的《西游记》一书（取鲁迅、孙楷第先生之说），但此书仅有片段佚文保存在《永乐大典》中。《西游记》的版本流传情形比较复杂，若概而言之则有：明代金陵世德堂刊本（为现存最早刊本）及李卓吾评本——此二本均无“陈光蕊赴任逢灾”一回；至清人刊《西游证道书》一百回，乃增第九回，遂成定本。关于此书作者，先有邱处机之说，后有吴承恩之说，然后说亦迭遭质疑，其作者归属竟成悬案。（以上参考史铁良《明代文学研究》一书）
　　二、《西游记》的主题及艺术特色
　　关于《西游记》的思想主题，长期以来歧说并出，这从一个侧面说明这部小说内涵之丰富性。诸说之中似以游戏之说出现较早、亦更切近题旨。清人焦循《剧说》中云：“此特射阳游戏之笔，聊资村翁童子之笑谑，必求得修炼秘诀，亦凿矣。”鲁迅先生上承其说，更进一步指明游戏之中又兼以讥讽当时之世态（以上参考史铁良《明代文学研究》一书）。林庚先生则又创新说，认为《西游记》的成功在于其童话般的活泼自由精神，其喜剧性也来源于这种童话性。并认为这种童话性乃是时代思潮（如李贽的“童心说”）在文学中的一种反映。这种观点可谓抓住了《西游记》艺术魅力的本质。此外，本书的成功还在于塑造了孙悟空和猪八戒这两个成功的人物形象。关于孙悟空形象的来源学界有过长期争议，主要有来源于印度史诗、来源于本国神话与来源于二者之综合三种观点。印度故事对中国小说之影响在六朝小说中已见端倪，至于猿猴变化的故事在六朝至唐代小说中都不乏其例。其次，唐代小说中还有大量表现精怪变异题材的作品，这些都有可能成为孙悟空和其他精怪形象的艺术渊源。此外，《西游记》以一个旅行（或历险）的框架结构全书，这种结构方式在世界文学中也具有一定代表性。
　　第五章  《金瓶梅》
　　一、《金瓶梅》的作者、成书年代及版本
　　《金瓶梅》是中国文学史上第一部以描写人情与日常生活为题材的长篇小说，开拓了中国古典小说的新纪元。但是这样一部重要作品却还存在着许多未解之谜：首先是，它的作者“兰陵笑笑生”到底是谁？这个问题从明代以来已经有了多个答案，比如王世贞、屠隆、李开先、李渔、冯梦龙、汤显祖、贾三近等。但是到目前为止，还没有一种说法得到学界的普遍认同。另外也有一些学者提出，《金瓶梅》是在民间说唱文学的基础上由某个文人整理写定的。这个说法虽然可以找到许多文本上的证据加以支持，但是文本之外的证据却很少，对于一部百万字的长篇小说，如果其中的故事曾在民间流传过，可我们却几乎看不到多少文献上的记载，似乎不可想象（这跟《水浒》和《三国》的情形实在相去甚远）。其次，象《金瓶梅》中所描写的这种平凡、琐碎的日常生活，似乎也不太适合于在说唱文学中予以表现。关于《金瓶梅》的第二个未解之谜是其写作年代，到目前为止，主要有嘉靖和万历两说。明人笔记中首先提出此书出自嘉靖间大名士之手，至郑振铎、吴晗等人始提出万历说，迄今未能趋于一致。《金瓶梅》刊刻之前已有抄本在社会上流传，其初刻于万历四十五年（1617年），现存最早的刊本《新刻金瓶梅词话》（1932年在山西发现）乃据初刻本翻印；明末崇祯年间所刻之《新刻绣像批评金瓶梅》则经过删削和修改，尤其是第一回作了很大改动，这从一定程度上改变了这部书的主题。另外一个重要的本子乃清初康熙年间刊行的《皋鹤堂批评第一奇书金瓶梅》，此即张竹坡评本。此外清代还出现了一些其他删改本，然多背离原著甚远。
　　二、《金瓶梅》的主题、艺术特色及影响
　　《金瓶梅》乃是以《水浒传》中武松杀嫂一段情节作为整体叙事框架而发展起来的一个长篇巨制，虽然小说中的时代设定在北宋末年，但其所反映的生活场景却是属于晚明时代的。小说以西门庆这个人物为核心，描述了他在对金钱、女色、权势的追逐中耗尽生命的短暂一生，与此同时小说中又以大量笔墨描写了一个暴发户家中成群妻妾勾心斗角、争风吃醋的生活图景，刻画了潘金莲这样一个乖巧机变、情欲旺盛而又阴险狠毒的不幸的女性形象。此外，作者又对官场的腐败、世态的炎凉多所揭示。在这部小说中，我们看到的是一个冷酷无情、弥漫着欲望气息的成人社会，作者以一种冷静的自然主义的笔调在叙述这个社会的聚散离合，描述它的短暂的繁华和彻底的毁灭，除了一丝宗教拯救的渺茫希望之外，看不到多少理想的色彩。在《金瓶梅》中，作者以一种客观的手法来塑造其中的人物，人物的性格都更为真实、丰满、复杂，一改以往小说中好人全好、坏人全坏的局面。《金瓶梅》中的人物已经难以完全按照某一种标准去衡量，而是应该进行全面的、具体的分析。《金瓶梅》又以一种近似于重复、琐碎的笔法去描写当时的日常生活，改变了过去小说所形成的审美期待和阅读方式（我们不再可能从中获得阅读《水浒》、《三国》等书时的审美愉悦）。《金瓶梅》所开创的题材领域与写作方式对后世的长篇小说（如《红楼梦》）产生了深远影响。
　　第六章  汤显祖与《牡丹亭》
　　一、汤显祖的生平及思想
　　汤显祖（1550—1616），字义仍，号若士，江西临川人。万历十一年（公元1583）中进士，授南京太常博士、礼部主事等职，曾与顾宪成、高攀龙等人交往。万历十九年上书议政，被贬官广东徐闻。万历二十一年调任浙江遂昌知县。万历二十六年弃官归临川。他在文学上的杰出成就主要体现在戏曲创作上，代表作品有《紫钗记》、《牡丹亭》、《邯郸记》和《南柯记》，合称“玉茗堂四梦”或“临川四梦”。其中后三者均作于弃官归乡以后。汤显祖在思想上先后受到罗汝芳、达观、李贽等人的影响，兼备老、庄、儒、佛、心学等多种因素。在创作思想上他强调“情”的价值，这正如他在《牡丹亭》的“题词”中所云：“人世之事，非人世所可尽。自非通人，恒以理相格耳。第云理之所必无，安知情之所必有耶！”《牡丹亭》的写作正是体现了这样一种主张。
　　二、《牡丹亭》的主题及艺术特色
　　《牡丹亭》这部戏曲的构思受到魏晋隋唐文言小说中女鬼再生题材的启示，但又融进了全新的时代内涵--杜丽娘乃是太守之女，从小受到父母的严格管教，除了每日在闺中刺绣，她基本上没有太多的行动自由。为了使她能够成为知书达理的“贤淑”，父亲便为她请了一位腐儒教授《诗经》。但是这样一种陈腐的教育方式却并不能遏止丽娘青春生命的冲动。在一次偷偷的游园经历中，她看到满园荒颓中的“姹紫嫣红”，不禁油然地感慨自己在孤寂中虚度的华年（“可惜妾身颜色如花，岂料命如一叶乎！”）。当她回到闺中，便恹恹入梦，却不料在梦中与一位俊秀的书生相遇，二人欢情缱绻。然而春梦无痕，丽娘从此幽思成疾，以至抱恨而终。不久之后，那位梦中的书生（柳梦梅）竟然来到园中，拾到丽娘临终时留下的画像，日夜焚香参拜，感动丽娘幽魂降临。二人海誓山盟，更兼宿缘前定，丽娘乃获重生，与书生结为夫妇。在这个戏剧中所体现的这种对礼教的抨击、对人性的尊重正与晚明的时代思潮相一致。《牡丹亭》在艺术上也取得了极高的成就，尤其是其中的曲辞精致优美，充满了诗一般的抒情氛围；全剧风格在深沉、含蓄中兼以诙谐、幽默；剧中所涉及的生活面及地域空间也很开阔，这都使其超出当时的其他剧作而显得卓尔不群。
　　三、《牡丹亭》的影响及流传
　　在这部戏剧问世之后，立刻广为流传，产生了巨大影响，以至“家传户诵，几令西厢减价”（沈德符《顾曲杂言》）。由于剧中深刻地揭示了那个时代中青年女性的普遍处境，因此尤其受到她们的青睐。万历年间，江南才女冯小青曾在幽居水阁的凄寂生活中写下这样的诗句：“冷雨幽窗不可听，挑灯闲看牡丹亭。人间亦有痴于我，岂独伤心是小青。”表达了她心中强烈的共鸣。与汤显祖同时代的戏剧家沈璟曾将此剧改编，以适合昆腔的演唱形式。现代戏曲大师梅兰芳曾排演昆曲《游园惊梦》，是对该剧《游园》一出最为完美的演绎。
　　第七章  明代短篇小说
　　一、短篇文言小说
　　明代前期文言短篇小说的创作主要以瞿佑的《剪灯新话》与李昌祺的《剪灯余话》为代表，再加上万历年间邵景詹的《觅灯因话》，可合称“三话”，这三种小说集主要上承唐人传奇笔法而较少创变。明代后期文言小说集则有宋懋澄的《九籥集》、《九籥别集》，冯梦龙纂辑的《情史》，以及朱孟震的《河上楮谈》、《汾上续谈》等。这些集子中虽仍带有前代小说的痕迹，但已经出现了许多新的题材，如《九籥别集》中的名篇《珠衫》即完全以当时的社会生活为题材。冯梦龙等人的拟话本小说亦曾从这些文言小说中取材。这一时期的文言小说仍然包含不少狐鬼花妖的题材，可以视为唐代传奇与清代文言小说之间的一个过度阶段。
　　二、白话短篇小说
　　中国的白话短篇小说在宋元时期已较为发达，宋代小说家话本中的某些篇目得以保存在明人所刻的《清平山堂话本》中，使我们可以略窥当时白话小说的概貌。到了明代，文人创作的拟话本大量涌现，标志着这种文体形式的成熟。其中冯梦龙和凌濛初先后编著的“三言”（《喻世明言》、《警世通言》、《醒世恒言》）、“二拍”（《初刻拍案惊奇》、《二刻拍案惊奇》）乃是这类小说的集成。现在一般认为，“三言”中包括了一部分经过改编的宋元话本，此外基本是明人（包括冯梦龙）的创作。“二拍”中的作品则基本出于凌濛初的个人创作。冯梦龙对白话小说的关注乃有其明确的“导愚适俗”的主张：“明者，取其可以导愚也；通者，取其可以适俗也；恒则习之而不厌，传之而可久：三刻殊名，其义一耳。（《醒世恒言》叙）”这注定“三言”会带有道德教化的色彩，但是其中的道德伦理观念也已经带上时代的烙印，比如对于人的自然情欲的充分尊重，对背离礼教的行为则在一定程度上表示宽容等。“三言”、“二拍”中的小说也更加广泛地表现了那个时代市民阶层的生活状况，尤其是他们的爱情婚姻生活。其中的许多作品在叙事以及塑造人物方面也取得了很高的成就，比如《蒋兴哥重会珍珠衫》、《卖油廊独占花魁》即是历来受人称道的名篇。在“三言”、“二拍”之外，明末人刊刻的《西湖二集》、《型世言》也是较为重要的白话小说集，但其艺术性都已大逊于前。
　　第八章  晚明小品
　　小品文是公安、竟陵文学主张的产物，体现了他们“独抒性灵，不拘格套”的创作理论。这类文章不拘形式，不限题材，随心所欲，没有道学气，最能体现出人的性情和襟怀，所谓“文章新奇，无定格式，从自己胸中流出”。在晚明文坛，小品文的代表作家有袁宏道、袁中道、谭元春、刘侗、王思任、张岱等人。袁宏道为人洒脱，不滞于物，辞官后纵情山水，写下大量小品文的佳作，如《高梁桥游记》、《晚游六桥待月记》等，均文字清丽活泼，令人怡情悦性。谭元春、刘侗等竟陵一派小品则幽深孤峭，于新奇拗涩之中蕴涵深趣。王思任则于幽峭之中杂以谐谑，似又别为一体。张岱则为晚明小品文之集大成者，其代表作有《陶庵梦忆》、《西湖梦寻》、《琅嬛文集》。张岱中年经历明朝的覆亡，家境也随之败落，所以他的小品文中常暗含家国之痛与沧桑之感。张岱拓展了小品文的表现领域，各种题材、各种文体到他手中无不各臻其妙，而且获得一种表达的自由。
　　清代文学
　　第一章 清代文学的时代特征与发展演进
　　清代文学作为古代文学的最后一个段落，它的发展既与前代文学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又与时代演进密不可分。这使得清代文学更具包容性，也更富于变化。
　　第一节  政治与文学
　　与前代文学相比，清代文学与社会政治的关系有着非常密切的联系，明清易代之际，抗清志士、遗民诗人以及钱谦益、吴伟业等对鼎革或激烈、或隐曲地反映将古代文学与政治色彩大大强化了。而自明末发端的时事文学也突出了小说、戏曲在表现现实重大政治题材方面的真实性、时效性。近代文学更与政治变革息息相关。
　　第二节  集大成的文化趋势及其在文学上的反映
　　清代文化从不同方面表现出对古代文化集大成的发展趋势，这一点在文学领域也得到了充分的反映。第一，文学观念更趋自觉、成熟和包容性；第二，各体文学在清代都有所发展；第三，在一些领域，如小说方面，出现了能全面体现古代文学丰富内涵和艺术成就的优秀作品。
　　第三节  走向近代化
　　清代文学上承晚明文学，继续向近代化方向发展，为中国文学的转型奠定了基础。近代化的表现是一个过程，首先在一些作品中反映了与传统观念相背的新的思想意识；其次，在文体方面，也有所革新，特别是到了晚清，社会变革的要求与新的传媒，使各体文学革命成为一种时代要求。　
　　第二章   清代戏曲
　　继元杂剧、明传奇之后，清代戏曲在戏曲发展史又有了新的特点，戏曲体制更加完善，文人化的倾向也有所加强。与此同时，戏曲在民间也孕育着新的变化，形成了以京剧为代表的各种地方戏。
　　第一节《长生殿》
　　《长生殿》是传统的李、杨题材的新发展。李、杨题材具有新奇性和丰富性，历代作家对这一题材的处理，回避与增饰兼而有之，《长生殿》吸取前人经验教训，突出“至情”和“兴亡”的主题，赋予了这一题材新的艺术生命。其中《密誓》、《惊变》、《哭像》、《弹词》等出，脍炙人口。
　　第二节《桃花扇》
　　《桃花扇》通过侯方域和李香君的悲欢离合，描写了南明王朝覆灭。作者意在总结历史兴亡的普遍经验。剧中的李香君富于正义感，是戏曲舞台上少见的女性形象。《却奁》、《骂筵》等出，表现了她气节和刚烈，也可看出剧本描写人物的高超技巧。
　　第三节　花、雅之争
　　戏曲发展到清中叶是一个重要的转折，自明中叶以来占主导地位的昆曲，至此开始为更富于生活气息的地方戏所取代。昆曲被称为“雅部”，其他地方戏被称为“花部”。地方戏与昆曲的争胜过程则被前人描述为花、雅之争。京剧的形成是戏曲史上的又一里程碑。但昆曲并没有完全退出舞台，许多地方戏的剧目也可以在昆曲中找到他们的祖本。
　　第三章   中短篇白话小说的繁荣
　　白话小说在清代有了新的发展，中短篇小说的既适应的文化市场的需求，也为《儒林外史》、《红楼梦》等作品的出现进一步铺平了道路。
　　第一节　体制与创作特点
　　白话小说经过宋、元、明三代的发展，已有成熟，并在文体、题材等方面形成了不同的流派，但随着白话小说广泛地为文人小说家所创作，在体制与创作特点上也出现了一些新的变化，如短篇小说的章回化，中篇小说的广为流行，叙述风格与角度的灵活多变等。
　　第二节  才子佳人小说　
　　才子佳人是清初小说的一个热门题材，从思想上看，它们是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对晚明倡导真情的文学的折衷，艺术结构虽然较为简单，但笔法的精致也为小说的进一步发展作了有意义的尝试，其中也有一些作品值得一读，如《玉娇梨》、《好逑传》等。
　　第三节  李渔的小说
　　李渔是清初一位很有个性的小说家，他在明清易代尘埃落定后，迅速选择了一条带有职业化特点的通俗文艺家的生活方式，大量从事小说、戏曲及其他畅销书的编印发行。他的作品充满喜剧色彩，追求一种通脱自然、轻松诙谐的思想情趣与艺术风格。
　　第四章  《聊斋志异》
　　文言小说在唐传奇之后，虽代有创作，续有发展，但其光芒为同时白话小说所掩。《聊斋志异》的问世，带来了文言小说的中兴。
　　第一节　蒲松龄的生平与创作
　　蒲松龄在科举道路上很不得意，是一个典型的乡村知识分子，他的创作与这种特殊的身份与经历有很大的关系。他不同于那些精英阶层的文人，与冯梦龙、凌濛初等周旋于市井间的通俗文艺家也有所区别，他更多地关注的是下层民众的生活状态，对普通士人的精神追求也表现了极大的同情。
　　第二节　丰富的内容
　　《聊斋志异》体裁复杂，以短篇小说为主，兼有杂记、寓言等多种文体，故事来源也不一，有得之传闻的，也有出自前代文献的，但其中较为重要的作品往往并无依据是蒲松龄匠心独运的创作。《聊斋志异》题材广泛，其中《促织》、《席方平》等作品揭示了社会的黑暗和权势者的残暴，并歌颂了民众的反抗精神；《贾奉雉》、《司文郎》、《叶生》、《王子安》、《胡四娘》、《镜听》等则从不同角度表现了科举制度的弊端及其社会危害；而《婴宁》、《小翠》、《连城》、《阿宝》等则塑造了一批聪慧美丽的花妖狐魅和志诚痴狂的青年男子，讴歌了纯净的精神追求和美好的爱情。
　　第三节　艺术特色
　　作者充分发挥想象，创造了一个神奇的艺术世界。小说情节曲折与细节丰满，较之以前的志怪、传奇，有很大的发展。语言华朴兼擅，古雅清新，凝炼而富于表现力。“异史氏曰”拓展了小说的思维空间，使议论与叙事相互补充。
　　第五章   《儒林外史》
　　《儒林外史》是一部以知识分子为中心，这一题材的长篇小说在小说史上还从未出现过。因此，如何处理这样一个没有剧烈情节冲突的题材，从结构、人物、描写、语言等各方面，对小说家来说，都是一个新的挑战。
　　第一节　吴敬梓的生平与创作基础
　　“五十年中家门鼎盛”的祖上荣耀与“乡里传为子弟戒”的现实压力，使在科举道路上不得志的吴敬梓精神极为痛苦，移家南京，接触了更广泛的社会面，特别是知识人群，为他创作《儒林外史》提供了丰富的生活基础。
　　第二节  儒林命运的历史反思
　　文人作为叙事者，不再盲从上层意识形态，与世俗文化心理也保持着一定的距离。为了突出儒林人物的精神状态，作品以所谓“功名富贵”为“一篇之骨”，对形形色色的知识分子作了入木三分的描写，同时又广泛涉及了与之相关的社会环境。作者的描写既有现实依据，又包含了深刻的历史思考，使《儒林外史》的思想内涵超越了一般的世情小说，而表现出一种全面总结历史文化的意识。
　　第三节　讽刺艺术和情节结构
　　《儒林外史》以前的小说，也时有讽刺描写，但象《儒林外史》这样，以讽刺作为全书的一个重要方面，而讽刺手法又表现出多样性，具有鲜明的独创性。
　　故事情节的淡化，是《儒林外史》的特点之一，也反映了一向重视情节离奇、巧合的中国古代小说在审美特点上的新变化。
　　《儒林外史》在结构虽无情节主干，但分散的人物与自成段落的故事，仍然前后呼应和衔接。思想的内在统一保证了作品的“形散神不散”，而散点透视式的描写，又更加自由灵活地展开了流转、开阔的社会场景。
　　第六章   《红楼梦》
　　《红楼梦》是小说史上的高峰。这一高峰是曹雪芹创造的结果，也是二百多年来无数读者通过不断的接受认识共同塑造的结果。
　　第一节　曹雪芹的家世和《红楼梦》的创作
　　曹雪芹的家世与《红楼梦》的创作及情节有很密切的关系，这已经是“新红学”以来的考证研究所证明了共识。关键是与此相关的对小说性质的认识，《红楼梦》当然不是曹雪芹简单的“自叙传”，但在这部小说中，作家的经历与感受却有着比以往任何一部古代小说更重要的联系。它强化作品的现实性与情感力度，而曹雪芹不以“奇书”自诩，既强调“按迹循踪，不敢稍加穿凿，至失其真”，又着意“将真事隐去，用假语村言”的创作理念，更使《红楼梦》达到了古代小说艺术思维的新高度。
　　第二节  没落的贵族家庭与新的人生态度
　　《红楼梦》的内容主要包括相互关联的两个部分，一是作者深刻全面地描写了一个贵族大家庭的没落。作为以家庭为核心的小说，《红楼梦》较此前的同类小说如《金瓶梅》等有极大的发展。作者通过“冷子兴演说荣国府”，揭示了贵族大家庭没落的原因与表现，其中最严重的是所谓“一代不如一代”的问题。无论是贾政、贾赦、贾敬等人的昏聩，还是贾珍、贾琏以及贾蓉等人的荒淫，或是贾宝玉的率性而为，这个家庭的男性成员都不能承担起“于荣时筹画下将来衰时的世业”（秦可卿语）。而在“富而好礼”的掩饰下，家庭成员内部的尖锐、复杂矛盾，又昭示出大族人家“必须先从家里自杀自灭起来，才能一败涂地”的哲理。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作者以强烈的同情，描写了宝、黛、钗三人的爱情、婚姻悲剧。宝玉鄙弃世俗与传统观念，不愿秉承父辈旨意，走求取功名之路，这使得他从心底里亲近与功名无缘的女性，特别是与志趣相投的黛玉建立了深厚的感情。但这一脱离当时社会现实的感情追求，难以有美满的结局。相比之下，宝钗的世俗更多赢得了家长们的认同。后四十回描写黛玉的早逝、宝玉的出家和宝钗的独守空房，完成了宝、黛、钗的悲剧命运。不过，从曹雪芹的命意来说，“白茫茫大地一片真干净”是一种对现实更为彻底的否定。
　　第三节  艺术的高峰
　　《红楼梦》是中国古代小说艺术的高峰。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一，大旨写情，揭示人物内心世界；二，真实而内涵丰富的细节描写；三，整体结构的严密、精巧与情节安排的灵活多样；四，高超的语言艺术；五，浓郁的抒情意味。
　　第七章  传统文体的新发展
　　清代是诗、词、文全面丰收的时代。虽然这些文体在清代以前早已成型，并出现过创作的高峰，但清人在继承传统的同时，以更为细致、精巧的笔法，将上述文体运用得得心应手，进一步展示了传统文体的艺术魅力。
　　第一节　诗学四派
　　清诗在发展中形成了不同的诗学主张与流派，其中比较重要的有王士祯的“神韵说”、沈德潜的“格调说”、袁枚的“性灵说”、翁方纲的“肌理说”。
　　第二节  词的演进
　　词至到清代，已在整体意义上发展成为一种与诗并立的、独立的抒情文体。清前期的陈维崧、朱彝尊等人为清词奠定了超越元、明的基础，而纳兰性德则被王国维誉为“北宋以来，一人而已”。他的词多写离别相思与个人闲愁，风格却不纤弱，其中融入了对人生的体悟，较之前人同类作品有所开拓。张惠言则在词的理论上有所发展。
　　第三节  桐城派
　　康熙至乾隆年间产生的桐城派，是清代最重要的一个散文流派，持续时间长达二百余年，几与清朝相始终。桐城派创始人是方苞，他论文最重“义法”，这里所说的“义”即“言有物”，也就是要有内容；“法”则是“言有序”，也就是指形式技巧。刘大櫆继方苞之后，进一步论述了文章的作法，着重探讨了“神气”、“音节”、“字句”的关系。姚鼐则提出了义理、考据、文章三者兼备的观点。至此，桐城派完成了自己的古文理论构建。由于这一理论构建借鉴了历代古文创作的经验、教训，因此，又是古文理论集大成的表现。
　　第八章　古代文学的转型
　　近代文学产生于中国社会发生巨大变动的背景，因此，它必然带有大变动的特点。它在文学史上最重要的意义就是开始了古代文学向现代文学的转型，这一转型是全方位的，即有思想观念的，又有艺术形式上的。而由于思想观念上的转变不彻底，艺术形式上的转型也有很大的局限，但无论如何，变化已经不可逆转的展开了，近代文学因此获得了较以前任何一个时期都更重要的方向性、过程性意义。
　　第一节  龚自珍
　　龚自珍生活的时代虽然距近代社会的大变动还有一段时间，但他无疑已经敏锐地感受到了大变动的即将到来，或者说，他通过自己对社会敝端的观察与思考，最早以文学的形式呼唤着改革的到来。《已亥杂诗》是龚自珍以七言绝句形式写的大型组诗。这组诗有强烈的现实感。
　　第二节  诗界革命
　　1895年甲午战争失败以后，改良派兴起，文化思想界发生了“旧学”与“新学”的对立，热心宣扬新学的夏曾右、梁启超等人，写诗时大量采用新名词、外来术语及典故，并在一定程度上突破了旧诗格律的束缚，被称之为“新诗”。1899年梁启超正式提出“诗界革命”的口号，主张新诗要有新意境、新语句，而又以古人之风格出之。黄遵宪主张“我手写我口”，他的诗“吟到中华以外天”，大量抒写外国的奇异风物、重大历史事件和资本主义社会的物质文明，表达了改良主义的政治愿望。
　　第三节  新文体
　　戊戌变法前后，改良派很重视利用报刊作宣传工具，其中影响较大的有康有为主办的《中外纪闻》，梁启超主办的《强学报》、《时务报》、《新民丛报》等。这些报刊大力宣扬变法维新的主张，介绍西方政治文化思想，并对时局发表评论，文章的体裁和风格也发生了明显的变化，这就是所谓“新文体”。因为“新文体”以梁启超等人的文章为代表，所以又称为“新民体”。
　　梁启超是改良派的领袖之一，大约从1895年开始的10年间，他写了《变法通议》、《少年中国说》、《说希望》、《新民说》等一大批很有影响的散文。如《少年中国说》全文充满积极进取的精神，展望祖国繁荣富强的美景，古今中外，纵横议论，思路流畅，半文半白，极富有感染力。
　　第四节　小说观念的转变与谴责小说
　　近代小说大致可以分为两个阶段，从鸦片战争到甲午战争（1840－1894）为第一个阶段。这时出现的一些流传较广的作品如《儿女英雄传》、《荡寇志》、《三侠五义》等，基本上还是受此前小说的流波余韵。但其中也出现了引人注目的变化，如《海上花列传》就与不久前的狭邪小说如《花月痕》、《品花宝鉴》等，在题材上虽接近，内涵上却不尽相同，它初步展示了上海这一发展中的大都市对传统道德观念与生活方式的冲击。
　　从甲午战争到五四运动（1894－1919），是近代小说发展的第二个阶段。这一阶段，改良派的兴起，抛弃了以往轻视小说的观点，从理论上高度评价小说的社会作用，提倡小说为改良主义政治运动服务。这些观点集中体现在梁启超的《译印政治小说序》、《小说与群治之关系》等论文中。在这种誉论的引导下，出现了一大批所谓“新小说”，其中较为突出的有李宝嘉的《官场现形记》、吴沃尧的《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刘鹗的《老残游记》、曾朴的《孽海花》等，这些小说尖锐地揭露了社会的黑暗，特别是官场的腐败，所以鲁迅称之为“谴责小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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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二部分   现代文学
　　第一章 文学思潮与运动
　　一、 文学革命的发生与发展
　　（1）首先要了解文学革命发生的背景与动因。通常把1917年初发生的文学革命看做是一个历史的界碑，以标示古典文学的结束，现代文学的起始。当今学术界也有人试图将近、现、当代打通，以“20世纪中国文学”的概念涵盖百年中国文学。事实上，虽然晚清以来已出现文学变革，如“诗界革命”、“小说界革命”和白话文的提倡，等等，但总体上仍是局限于传统文学内部的结构调整变通，真正有革命意义的突变还是在1917年文学革命发生之后。因此，必须大致了解晚清的文学革新运动如何为后起的文学革命做了准备。
　　（2）应了解文学革命的背景与直接动因主要是新文化运动。对新文化运动的性质，有各种解释，注意这里解释为“本质上是企求中国现代化的思想启蒙运动。”文学革命作为新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其性质与导向、成就与局限，都与新文化运动的启蒙宗旨息息相关。新文化运动的思想启蒙主要做了两方面工作：一是重新评判孔子，抨击文化专制主义，倡导思想自由；二是广泛引进和吸收运用西方文化。新文化运动立足于“破”而矫枉过正，以对传统文化的批判为主，对西方文化径直急取，有负面影响。但总的来说，又造成多种文化比较选择的开放活跃的局面，文学革命直接从中获取了动力。
　　（3）文学革命的发生与发展过程，是本章学习的重点。作为知识性了解，应注意掌握：以《新青年》为中心而形成的反封建思想文化阵线及主要的代表人物，胡适《文学改良刍议》与陈独秀《文学革命论》的基本内容与历史功绩，白话文运动的提倡与推广过程，林（纾）蔡（元培）之争，与“学衡派”和“甲寅派”的论争。
　　（4）关于文学革命的性质与意义，可以从文学观念、内容以及语言形式这三方面去评判，考察其对于传统文学的彻底革新，理解新文学是如何在文学的世界化与民族化的矛盾对立运动中逐步实现文学的现代化。
　　二、外国文艺思潮的涌入和新文学社团的蜂起
　　（5）外国文艺思潮的影响是文学革命发生与发展的外因。胡适、陈独秀发动文学革命就依持过进化论等思潮，周作人也得益于西方人道主义文学理论，这都是影响的例证。大规模的文学翻译活动，是文学革命的组成部分。“五四”后短短几年间，思想大解放如冰河开封，西方文艺复兴以降各种文艺思潮几乎都同时涌入了中国。对这种历史上罕见的思想活跃状况应有所了解。在以后整个课程学习当中，都应当把外来文学思潮的深刻影响作为考察中国文学现代化的重要方面。
　　（6）受不同文艺思潮和艺术手法影响的不同创作倾向的作家群，又各自聚集为文学社团。其中文学研究会和创造社的影响与贡献最大。应当了解文学研究会、创造社会的成立及成员组成的基本状况，包括各自的代表刊物和作家，最足以体现社团倾向的基本观点。对于前者追求“为人生而艺术”的现实主义，和后者侧重“为艺术而艺术”的浪漫主义，也应从创作观念与流派特色上加以简要评析。此外，还要了解新月社、语丝社、浅草社和湖畔诗社的基本情况。
　　三、 胡适、周作人与新文学初期理论建设
　　（7）胡适对新文学理论建树最突出、影响最大的是“白话文学论”和“历史的文学观念论”。进化论与实验主义对胡适文学观念的建构都有积极的作用，应结合《文学改良刍议》与《建设的文学革命论》对胡适的文学观念在新文学发难期所做的贡献做出客观的评价。周作人以“人的文学”来标示新文学的内容特质，适合了“五四”个性解放的热潮，对文学革命的推进起到很大的作用。后来周作人转向强调文学的独立性与自由表达思想的原则，提出比较脱离现实的“自己的园地”文学观，代表了倾向自由主义的作家另一路的追求。这一节不作为重点，但应学习如何应用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评价那些影响大而思想立场可能比较复杂的作家。
　　四、文学创作潮流与趋向
　　（8）第一个十年文学发展可以分为三个阶段：即1917年初到1919年“五四”爆发，为文学革命初期；“五四”爆发，为文学革命初期；“五四”到1926年“三•一八”惨案，是思想解放和创作最为活跃的时期；此后到1927年“四•一二”事变，相对沉寂并转向“革命文学”提倡的试验期。这种大致的阶段性划分，可以帮助同学联系时代社会变迁去把握文坛的趋向。
　　（9）第一个十年的创作也可以从总体上去归纳与描述其共同的兴趣与归趋，或区别于其他时期的新的文学特色，即：理性精神、感伤的情调、个性化与多样创作方法的尝试。
　　第二章 鲁迅（一）
　　一 《呐喊》与《彷徨》：中国现代小说的开端与成熟标志
　　（1）中国现代小说在鲁迅手中开始，又在鲁迅手中成熟，这在历史上是一种并不多见的现象。把握鲁莽迅小说的高度成功，可以用鲁迅自己的两句话：一是“表现的深切”，二是“格式的特别”。前一句指独特的题材与思想发现，后一句指小说接线员构模式与形式手法的创新。鲁迅创作抱着启蒙主义的目的，所以取材“多采自病态社会的不幸的人们，意思是在揭出病苦，引起疗救的注意”，并由此开掘了表现农民与知识分子两类题材。
　　鲁迅观察与表现的视角也是独特的，即重在表现病态社会里的人的精神病苦，以及对现代中国人的灵魂“拷问”，理解这一点，可以结合《药》、《在酒楼上》等一系列作品的分析，探讨其艺术“视角”的独特性与深刻意义。
　　还要注意鲁迅小说中常的两种情节结构模式，即“看/被看”与“离去—归来—再离去”。前者可以举《示众》等作品为析例，了解鲁迅所要表现的麻木愚昧的国民性弱点以及对于“启蒙”的无奈质疑。后一种模式可以举《故乡》或《在酒楼上》为析例，探讨其中内蕴的“反抗绝望”的哲学和生命体验。要注意透过情节结构模式看到鲁迅独特的眼光，既要考虑到通常的从社会批评所达到的意义层面，又要深入一步，充分体验鲁迅观察人生社会的深刻感受。
　　（2）所谓“格式的特别”，是指鲁迅小说在形式手法方面的创造性与先锋性。如《狂人日记》中的两重叙述角度及与此相关的反讽的结构。《孔乙己》外在喜剧性中所蕴涵的悲剧意味，《在酒楼上》作者主体的渗入以及通过人物“对话”关系所形成的互相驳难的性质，都可以作为分析的例证，考察鲁迅小说的实验性与先锋性。要注意体会鲁迅小说艺术是如何继承传统又冲破传统，发挥了无羁的创造力与想象力。以上两个要点都有难度，必须结合具体作品的分析，去深入探讨，尊自己的阅读体验，又注意从理论上解说这种体验的原理。建议同学根据自己的阅读体验分析，动手写一篇小论文，具体评论某一篇鲁迅小说或你所认为的某点“鲁迅艺术特色”。
　　二 《野草》与《朝花夕拾》
　　（３）《野草》和《朝花夕拾》开创了现代散文创作的潮流，这可以更多地从“文体”与写作的姿态上去理解。“闲话风”是对《朝花夕拾》风格的概括，主要指那种自然、率直、亲切的韵味，那种“任心闲谈”的“漫笔式”写法。所以鉴赏《朝花夕拾》，不妨多注意其笔墨情趣。
　　（４）《野草》的风格与写作姿态不同于《朝花夕拾》，也可以用“独语”来概括。这主要是逼视与抒发自己灵魂深处的矛盾、紧张、焦虑，包括难于言传的感觉、情绪、意识与潜意识，并引向哲理的思考。所以说，《野草》是心灵的炼狱中熔铸的鲁迅诗，是浸透着生命体验的“反抗绝望”的哲学。《野草》很晦涩难懂，阅读时关键是琢磨体会其用意象象征（暗示）的感觉、意趣与思维，要把握其“独语”中所表露的“自我审视”的性质。不必要求青年学生完全理解《野草》中鲁迅的哲学。鲁迅也说过，他并不希望青年读懂他的《野草》，因为《野草》只属于他自己。因此，学习《野草》可偏重于文件的鉴赏，当然，也该从这非常个性化又非常峻的艺术世界中，领略作家深刻而孤寂的心境及由此发生的无羁的想象力与创造力。
　　第三章 小说（一）
　　一 “五四”小说取得文学的正宗地位
　　（1） “五四”时期小说转型的多种原因，其中除了社会变革的推动，还包括：新式教育所培养的一代青年学生成了新的读者和作者群体，白话文学运动的成功，西洋小说的影响，等等。要有一个大致的印象：本时期除了鲁迅等个别作家之外，大部分创作仍比较幼稚，只是为后来的发展开了源头。
　　二、从“问题小说”到人生派写实小说
　　（2）理解“问题小说”形成的两方面原因：一是“五四”思想启蒙造就了思考的一代，他们渴望用小说来提出和讨论社会问题与人生问题；二是受易卜生等欧洲与俄国现实主义作家和文学思潮的影响，提倡为人生的创作。“问题小说”并非流派，而是一种创作的风潮，提倡为人生的创作。“问题小说”并非流派，而是一种创作的风潮，贴近青年所关注的人生现实问题，但视野与题材仍比较狭窄，难免概念化。对“问题小说”形态与得失的理解，可以举冰心为主要的分析象。其《超人》是比较典型的“问题小说”。该小说文笔和情节结构都与传统小说相去甚远，重在写人物的心理，并抒发作者的感受，但有些概念化，明显带有“五四”的特征。还可以分析王统照的《沉思》、《微笑》等小说，其提出和表现“问题”时所追求的虚幻、玄想的特点，也带有“五四”时代的情味。
　　（3）“问题小说”风潮过去之后，很多作家都转向写实。考察这变化的痕迹可以引举叶圣陶为例。叶也是从“问题小说”起步，后来支转向专写“小市民智识分子的灰色生活”，并着重用冷静批判之笔揭露小市民精神病态。可以重点评析其早期代表作《潘先生在难中》，注意其如何在不长的篇幅中塑造出一个典型的小市民形象，并领略其不动声色地讽剌的手法。
　　（4）关于20年代中后期出现的乡土小说作家群，是本章学习的重点。要了解这一群体的主要作家及其代表作。应以鲁迅在《中国新文学大系•小说二集导言》中对“乡土文学”的界定为出发点，理解这一群体涌现的文学史背景：回忆、乡愁、风土、写实，是乡土小说的突出特色。
　　可以在阅读一些代表的基础上，休会与掌握王鲁彦（《菊英的出嫁》）对奇特民俗的描绘，彭家煌《怂恿》）对闭塞乡村世态人情的揭露，台静农（《拜堂》）对宗法制度下农民心理困苦难表现，等等，从而理解乡土小说的基本特色，及其使新文学小说的题材转向社会民众，手法转向写实，描写转向以人物为中心等变化。总之，应注意从中学会如何从文学发展的历史脉络中去考察一种文学潮流。
　　三 “自叙传”抒情小说及其他主观型叙述小说
　　（5）强调小说抒情主观性的主要有创造社作家。抒情小说也是现代小说的一种新样式，其中“自叙传”抒情小说侧重于作家的自我暴露，以及个人私生活和心理的描写，这是接纳日本“私小说”和其他一些外国小说的影响而形成的一体小说，郁达夫是其代表作家。生点把握郁达夫创作的鲜明特色，《沉沦》和《春风沉醉的晚上》可以作为深入分析的文本。其特色表现在：小说有以“零余者”为代表的确良抒情主人公，这其实也是对自己精神困境的一种自述或宣泄：多写“时代病”，即“五四”时期青年知识者生理与心理的病态和变态，又并非展示病态，而是发泄对病态社会的不满与抗议。
　　分析郁达夫小说不必过于考究其情节结构或语言运用的完整程度，应重在领略其非常独异的艺术个性，那充溢篇中的才气、激情，那真切的感伤和忧愤。此外，有关其小说中病态性欲的描写，也可以作为本课重点探讨的一个问题。这应理解为郁达夫试图用新的眼光去剖析人的生命和性格中包孕的情欲问题，在当时也带有向虚伪的封建传统道德及国人矫饰习气挑战的意味。
　　（6）了解“五四”抒情小说的特色，还应当考察庐隐、滏女士等。她们与创造社和郁达夫没有承传关系。庐隐、滏女士等。她们与创造社和郁达夫没有承传关系。庐隐的《海滨故人》表现新旧交替时代青年女性的精神饥渴，滏女士的《隔绝》等作品大胆袒露敢于冲破旧道德牢笼的青年女性的内心隐秘。这些作品艺术上并不完整，但联系当时的时代精神需求来阅读，就能理解其当时受欢迎的原因。
　　（7）同样注重抒情却又在艺术上达到较完整的境界的本时期作家，还有冯文炳和许地山。前者可以《竹林的故事》为中心，欣赏其如何以冲淡、质朴的笔调描写古朴、和谐的田园生活之美，及其如何借鉴古典诗词的手法构设小说的意境。欣赏许地山的《缀网劳蛛》等作品，则应当把握其倾向浪漫主义的丰富的想象宗教传奇的情节韵味。
　　第四章 郭沫若
　　一、《女神》的自我抒情主人公形象
　　（1）诗歌研究无定法，一般而言，评论一位诗人，应抓住最最能体现其思想艺术追求的独创的方面。而“自我抒情主人公”形象，便是《女神》的特色。对这一形象的特征及其时代内涵的分析，可从两方面入手：一是“开辟鸿荒的大我”，即“五四”时期人们心目中觉醒的、新生的中华民族形象（如《凤凰涅 》中的凤凰，象征民族的新生）。所谓“大我”的情怀，是古老中国历史上少有的一种崭新的精神，也就是“五四”式的彻底、不妥协、战斗和雄强的民族精神。这种精神还体现为对自由与个性解放的热烈追求，是对人的价值、尊严和创造力的充分肯定，是那种“天马行空”的心灵世界（可以《天狗》为析例）。其次，“自我抒情主人公”形象又应当理解为同时是诗人的个性与灵魂的真实袒露。“大我”与“我”是统一的。从郭沫若诗中也会听到不和谐的声音，展现其骚动、矛盾的内心，在表达进取时可能又有颓唐厌世。这也可以从“五四”时代心理情绪的复杂多样怀方面去理解。惟其如此，更真实地立体地表达了一代青年的思想情感。学习中会碰到对郭诗那种似乎大喊大叫袒露直切的写法不大能欣赏的情况，应当联系“五四”时代刚刚觉醒过来的一代青年的心境去同情了解，这样会发现《女神》的确有不可重复的精神魅力。
　　二、《女神》的艺术想象力、形象特征与形式
　　（2）郭沫若所理解的泛神就是无神，他把一切自然都视作“神的表现”，“我”即是神，那么一切自然也都是“我”的表现。关于这个问题，较细致的介绍也可以参考“评论节录”中的研究观点。要了解由于泛神论的影响，《女神》更加思绪沸腾，想象奇特，大自然常常被人化，人与自然合一（可重点评析《地球，我的母亲》）。而且从泛神论的影响出发，郭诗崇拜万物不断创造更新的“力”和“动的精神”。总之，《女神》的主导性风格是壮阔、雄奇，正代表了“五四”的那种狂飙突进的时代特征。
　　（3）《女神》创造了自由诗的形式。其自由诗有两种类型：一类是有外在格律，押韵、诗节与诗行大致整齐。另一类是讲求情绪自然消长的内在节奏，他也并非完全不讲外在形式，而是在自由律动中大致取得某种外在整齐与和谐。因为郭沫若是自由诗的首创者之一，这一体诗歌在后来有断断续续的发展，所以不妨结合诗作对自由诗有较为细致的剖析。
　　三、从《星空》、《瓶》到《前茅》与《恢复》
　　（4）比较郭沫若这一时期的诗与《女神》时代诗作的异同。《星空》缺少早期诗作那种时代的激情，但技巧趋于圆熟。《瓶》是爱情诗，仍较多体现郭沫若浪漫主义的意识精神。《前茅》（写于1923年）和《恢复》（写于1928年）中充满革命的时代气息，还有无产阶级诗歌的尝试，从中可以了解郭沫若诗风的转变。这一节主要注意知识性的掌握。
　　四、以《屈原》为代表的历史题材的剧作
　　（5）历史题材的剧作是郭沫若又一文学贡献。应了解郭沫若在“五四”时期所写的《三个叛逆的女性》，和在抗战时期创作的历史剧《屈原》、《棠棣之花》、《高渐离》、《南冠草》、《孔雀胆》。应掌握这些历史剧的共同点：一是全部取材于战国时代。郭沫若认为战国时代是打破旧束缚的时代，也是许多志士仁人追求人的解放与进步的时代，他看重与采取的正是那种求进步和“知其不可为而为之”的悲剧精神，要重视和张扬这种精神去反对当时国民党的法西斯专政，去推进民主。所以郭剧有强烈的政治性与时代性。二是郭沫若式的历史剧有他自己的“史剧观念”，并形成了突出的浪漫主义的艺术个怀。郭所实践的是所谓“失事求似”的历史剧创作原则，即在“大关节目”上不违背历史的真实，但又容许出于主题的需要的自由虚构和改造。此外，强烈的主观性与抒情性、浓郁性的诗意，也是特色之一。
　　第五章 新诗（一）
　　一、 新诗的诞生——“五四”新诗运动
　　（1）晚清“诗界革命”止于对宋诗派的摹仿，是在传统范围内的调整与改良。而“五四”新诗运动对晚清“诗界革命”有所继承，更有所突破。重点了解胡适在其《论新诗》中提出“作诗如作文”的主张，事实上有“战略选择”的意义：即以散文化（或者说是“非诗化”）去对过分成熟的传统诗歌语言形式进行有组织的反叛，在传统诗歌结构之外去另寻门路。还应当进一步理解胡适们提倡“诗体的解放”跟“平民化”的启蒙主义目标有内在联系。不妨将学习第一章有关新文化运动的知识结合于此，从时代发展及“五四”新文化运动所促成的大趋势中去理解新诗运动的价值与意义。
　　二、“尝试”中的新诗——早期白话诗
　　（2）新诗的“最初形态”简要的归纳：主要用白描和托物寄兴手法，倾向于散文化和平实的风格，以求跳出旧诗词的束缚，实现诗体解放。《尝试集》和其他早期白话诗很幼稚，对其艺术形式的分析主要应着眼于如何有别于传统诗歌，并考察其贡献、价值与局限。
　　三、“开一代诗风”的新诗创作
　　（3）“开一代诗风”主要指郭沫若，也可以说是这一批诗人。如果说胡适一代新诗创建者对旧体诗的批判是要突破旧格局，那么这新一代诗人则开始探索新诗到底应有怎样的艺术建树。他们选择了早期白话诗缺少“诗味”，作为批评的目标，因此这次艺术反拨是新诗内部的结构性调整。这是本章理解的要点。由此入手，不妨大致了解成仿吾的《诗的防御战》与郭沫若的《论诗三札》等信纸作中的代表性言论，注意其如何强调“情感”、“想象”和诗的“抒情本质”，如何探求“语体诗”的长处与艺术发展的前景，也可以结合前一章对《女神》的分析来理解这种艺术反拨的意义。同时，还要大致了解“湖畔诗人”的爱情诗所带有的“历史青春期的特色”，“小诗体”——一度引起关注的原因及其在诗体探索方面的得失，以及冯至对诗情哲理化与半格律体的追求。
　　四、新诗的“规范化”——闻一多、徐志摩为代表的前期新月派
　　（4）新月派提倡“规范化”，标志着新诗的艺术探求进入了更为自觉的阶段。这里要着重了解“理性节制情感”的美学原则和形式格律化主张。所谓“理性”是指艺术上克制，并非一般所说的诗的哲理化，其目标是要纠正“五四”新诗中滥用的直抒胸臆和极端的感伤主义，转为将主观情愫客观对象化，追求诗的蕴藉含蓄和非个人化倾向。这一点，可以通过分析闻一多的《口供》等作品来加深理解。与此相关的是“和谐”与“均齐”的诗美追求，和以“三美”为标准的“新诗格律化”主张。此为本章重点，也是难点。在掌握其有关知识的同时，最好能深入思考新月派的诗学主张为何可以理解为是“在新诗和旧诗之间建立一架不可少的桥梁”，并在经过新诗运动激烈反传统并立住脚跟之后，重新与中国诗传统的主流（尤其是唐诗宋词）取得衔接与联系。
　　（5）评述闻一多与徐志摩的诗作。关于闻诗，细读《忆菊》、《发现》、《一句话》和《死水》等名作，不止于一般地用爱国主义去解释，还应看到中西文学冲突所引起的心理、情感和思想上的矛盾和痛苦。若再深入一步， “东方主义”文化观与受西方文化影响的现代感受，复杂地交织涌现于闻一多诗中的。学习中注意体味闻诗的矛盾张力与沉郁的风格，及其试验“新诗格律”的得失。对徐志摩其人其诗，可称为“古典理想的现代重构”。他的活泼潇洒个性，不羁的才华，以及对爱、美与自由的热烈追求，形成了诗歌中特有的飞动飘逸的风格。对徐诗要注意运用直观的把握，即在阅读中整体感受其情绪和韵味，和那相应的节奏诗律。不妨选诗《雪花的快乐》、《再别康桥》等名作，认真朗诗和品味。徐志摩是新月派前期与后期的重镇，其在30年代的创作情况可以合并于此讨论。此外，可以细读朱湘的代表作《采莲曲》，对这一性格焦躁、诗风却有“东方的静的美丽”和古典的诗人，也有大致的了解。
　　五、“纯诗”概念的提出与早期象征派诗歌
　　（6）这一节的知识点有三个：一是纯诗的概念，1926年穆木天在《谭诗——寄沫若的一封信》中指出，诗应有不同于散文的思维与表现方式，强调暗示与朦胧。另一诗人王独清则提倡诗中感觉的表达。他们的意见代表了当时对新诗“非格律”化的不满与反拨。二是李金发的象征派诗。可举出《弃妇》等作品，进行细致评析。此为难点，可以参照“评论节录”中的有关赏析文。把握这一类诗的关键，是抓住“多远取喻”，即发现事物之间的“新关系”，以及意象跳跃、暗示和感官呈像等手法。借此还可以对诗坛常有争议的“朦胧”“晦涩”的一路诗歌有所理解。三是“早期象征诗派”，除了解李金发等的创作和上述有关诗论，还应从“又一次历史的反拨”角度去理解这一诗派的文学史地位, 。在推进新诗艺术探求方面，新月派探索新诗格律，李金发等人则注重东西方诗的沟通，都倾向“贵族化”（纯诗化）一路。
　　第六章 散文（一）
　　一、《新青年》“随感录”作家群
　　（1）1918年4月《新青年》第4卷4号开始设立“随感录”栏目，专门发表杂文。此后有诸多报刊仿效开设同类栏目，使杂文承担了社会批评与文明批评的任务，成为最早显示白话文艺术特质的文体之一。《新青年》随感录作者大都是新文化运动的先驱者，鲁迅是其中主要作家。“随感录”杂文大都是论战批判色彩浓厚的急就章，必须联系当时特定的时代氛围来阅读。同时，应初步了解“随感录”对后起的“语丝”派等散文诸流派的影响。
　　二、周作人与“言志派”散文
　　（2）周作人思想比较复杂，“五四”时期就有所谓“叛徒”（反抗者）与“隐士”（超离现实者）的两重性格，但他又是现代散文的大家，对他这方面的历史地位应充分肯定。一是要了解其散文观。他紧早从西方引入“美文”的概念，并提倡抒发个人情性的“言志”小品文。二要了解周作人小品的艺术特质，即多作闲谈体，借鉴明人小品与外国随笔的笔调，形成自然隽永，冲淡平和的风格，或者可用“闲适”两个字来概括。应精读其《喝茶》、《乌篷船》、《故乡的野菜》等作品，留意自己原初的阅读感觉，注重其耐人咀嚼的那种“涩味”与“简单味”，并分析产生其“味”的因素（如文体、语言、节奏、趣味，等等）。当然，也需看到周作人散文有所谓“中年心态”的落寂与颓唐一面。应了解周作人于抗争的小品之外，又分出闲适的一脉散文来，在文学史上有其一定影响。如俞平伯、冯文炳（废名），都是这一派散文家。
　　三、冰心、朱自清和“文学研究会”作家散文
　　（3）冰心与朱自清的散文也应作为评析的重点。要了解“五四”时期“冰心体”散文容易引起青年读者共鸣与模仿的原因。对其如何将文言文、白话文与西文调和成典雅、凝练、明丽的文学语言，应多加细析。朱自清的散文多选入中学语言语文课本，考察其如何在20年代就被看做是娴熟使用白话文创作的典范。对其散文中常见的那种温柔敦厚的气质，以及有时难免着意为文的缺失，也应有所讨论。此外，对“用赤子之心”写作的丰子恺，受英国随笔影响甚大的梁遇春，以及报告文学的先行者瞿秋白，都应有大致的了解。
　　四、郁达夫和“创造社”作家散文
　　（4）郁达夫散文带有“自叙传”特点。读他的散文，应侧重领略其才情及其坦率自然的写法，不但在传统散文中少见，在新文学中也很独特。可以重温第三章有关郁达夫小说的评述，这会加深对郁达夫自剖式散文的理解，因为其小说与散文界限不明显，而基色却是相同的。
　　五、“语丝”派和“现代评论”派的散文
　　（5）由“语丝”派所生成的“语丝”体散文，其特色主要是作文明批评与社会批评，且“任意而谈，无所顾忌”。应看重其文体创造方面的贡献及后来的分化与影响。而“现代评论”派散文在思想取向上不像“语丝”派那样具有批判性，文体方面的影响也不及前者。对徐志摩“浓得化不开”的自由而华丽的散文，以及陈西滢的“闲话”式幽默散文，亦应有知识性的了解。
　　第七章 戏剧（一）
　　一、文明新戏：中国现代话剧的萌芽与诞生
　　本节追溯中国话剧艺术的源头，作为知识性的了解，应注意如下几点：话剧是舶来品；最早对中国现代话剧艺术进行自觉探讨与试验创造的，是春柳社；最初出现的有别于传统戏曲的新的戏剧形式是“文明新戏”；1910年底建立的第一个职业性的新剧团体是任天知等人发起的“进化团”，以配合宣传辛亥革命为职志，演出所谓“天知派新剧”；1914年以后，以上海为中心形成了以“职业化”和“商业性”为特色的“文明新戏”演出风气，但不久终因艺术上的粗糙而失去了观众。
　　二、“五四”新文化运动与“建设西洋式新剧”的战略选择
　　本节主要介绍“五四”前后如何催生话剧，应理解小标题所标示的“战略选择”的含义，并抓住有关新旧剧论争的几个要点，即：《新青年》发动“旧剧评议”，对传统旧戏发动猛烈的攻击，并希望建设“西洋式的新剧”；以《新青年》的“易卜生专号”为发端，形成译介为中心，提倡“国剧运动”，通过整理传统旧剧去建立新剧。对“旧剧评议”的偏激和“国剧运动”的保守，应放到历史的与学理的两个层面去评析，不宜简单褒贬。
　　三、业余的、非营业性的“爱美剧”与“小剧场运动”的倡导
　　这一节介绍话剧艺术由早期的理论倡导转入建设与实践的阶段，标志是1921年民众戏剧社与上海戏剧协社的成立。两个团体都倾向于“写实的社会剧”和面向民众的戏剧艺术，并产生了自己的剧作家。30年代初，还出现“爱美剧”和“小剧场运动”的提倡。这主要是针对文明新戏职业化与商业化引起的弊端，而形成的学生业余演剧的高潮。而这些演剧活动在艺术实践上又多采取“小剧场”形式，使话剧走向正规化与专门化。对“爱美剧”与“小剧场运动”应有知识性的了解。
　　四、“小剧场”培育的田汉、丁西林等话剧文学的开创者及其创作
　　这一节是本章重点。首先应从话剧文学角度了解“社会问题剧”的最初成果。其次，掌握田汉早期剧作所在地具有的唯美主义与社会批判的两类主题，及其“诗人写剧”的浪漫主义特征。而重点可放在对丁西林独幕话剧艺术的评析上。分析丁西林话剧应注意理解几点：一是发掘生活中的喜剧因素，并转化为剧作中的喜剧趣味。二是其独幕剧的戏剧冲突基本模式。三是智慧与幽默的戏剧语言。可以结合对《一只马蜂》、《压迫》或《酒后》等作品的细致评论来理解上述概括。
　　第八章 文学思潮与运动（二）
　　一、30年代文艺运动发展的基本线索
　　（1）应大致了解第二个十年，即通常所说的30年代文学发展的总体特征：一是文学思潮的空前政治化，二是无产阶级文学运动在文坛上起决定性的作用，三是左翼文学与自由主义及其他多种倾向的文学彼此对立竞争，又共同丰富这一时期的创作。此外，对本时期多种文学思潮的兴发竞存情况，也要有知识性的了解。
　　二、革命文学论争和以“左联”为核心的无产阶段文学思潮
　　（2）首先应了解1928年由创造社和太阳社倡导的“革命文学”基本主张，其所受苏联“革命文学”基本主张，其所受苏联“拉普”等外来思潮的影响，其对鲁迅等“五四”资深作家的批评，以及鲁迅等人对“革命文学”倡导者“左”的思潮的反批评。应了解双方主要的观点，并结合历史状况做出评判。其次，应了解“左联”的历史贡献及其在“左倾机械论影响下的缺失。贡献方面包括译介马克思主义文艺批评，推进文艺大众化运动，探讨创作方法，等等。对“左联”存在的缺失，一般归纳为思想理论上的教条主义和组织上的宗派主义与关门主义，应放到大的历史背景下去评价。
　　（3）本节还涉及对前苏联传入的“唯物辩证法创作方法”的评价，以及对“左联”批判“文艺自由论”和“第三种文学论”的再思考，是重点与难点。应注意考察这些现象的历史缘由，理清“左”倾机械论的影响，不作简单的褒贬。有关“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口号的传入，也应作为重要的文学史现象来认识，因为这个口号和相关的创作方法对后来有巨大的影响。
　　三、自由主义作家文艺及两大文艺思潮的对立
　　（4）先要对“两大文艺思潮”对立的基本情况有所了解：马克思主义文艺思潮在自由主义文艺思潮论争的过程中，在不断克服自身的左倾幼稚病的过程中，成为影响巨大的文学主潮。而自由主义文艺思潮在理论和创作上也有不也忽视的实绩，并对主流派文学起到某种补充的纠偏作用。可以把朱光潜的代表性观点作为重点评析对象，一方面看到其超离现实、不合时代需求的缺失，另一方面又看到其毕竟比较重视艺术创作的某些规律。
　　（5）有关30年代两种文艺思潮的对立，还应了解左翼作家与新月派、《论语》派和“京派”的论争。与新月派论争的焦点是人性论和天才论。应理解鲁迅对梁实秋批评的历史理由与着眼点，以及鲁迅是如何坚持与“左右”两种倾向做斗角的。同时，也要了解梁实秋对左翼文坛的批评所包含的某些合理性。有关左翼对“京派”的批评，也应注意到其主要是在政治层面进行的，未能从“不合时宜”的论说中剥离出某些合理成分。此外，对于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指导下的文学批评（如冯雪峰、茅盾的批评），与自由主义的文学批评（如刘西渭、沈从文的批评）各自基本的立场与模式，也应有常识性的了解。
　　四、文学创作的潮流与趋向
　　（6）把握这一时期整个文坛的趋向，应关注左翼、京派与海派三大派别（潮流）之间的对峙与互相渗透。三派各有不同景观，却又可以找到共同的时代特征。这表现为三方面，即：题材与表现角度的开拓，中长篇小说成为收获最丰的体裁，注重典型环境与典型性格的塑造，以及心理刻画的重视，等等。这里只要求对基本趋向有轮廓性的了解，而且尽可能将这种概评与如下几章对具体作家作品的评析结合起来。
　　第九章 茅盾
　　一、开创新的文学范式
　　（1）理解茅盾如何在小说领域建立了全新的“革命现实主义文学模式”，应注意这几方面，即：历史性的巨大内容，宏伟的史诗性结构，客观的叙述，以及时代典型的创造。而这一切，又都与写作中的理性指导分不开。也可以用“社会剖小说”来概括茅盾所开创的这一类型创作，以区分其不同于其他流派的特质。还应当注意茅盾所具有的“社会科学家气质”，如何使其创作充分适应30年代社会生活内容的变化，并大大提高了小说反映广阔社会生活的可能性。近年来学术界有轻易否定茅盾小说创作的贡献与地位，学习中不妨思考与讨论这些不同的意见，但应注意将茅盾放到30年代的历史环境中，并从文学史的角度去评析其在当时提供了什么新的东西。
　　二、茅盾的小说成就
　　（2）首先应理解茅盾小说的史诗性特征，即注重题材与主题紧贴时代的变迁，自觉追求“巨大的思想深度”与“广阔的历史内容”。可以将茅盾主要的长篇联系在一起来考察，这样会发现他几乎提供了一部20世纪上半叶中国社会的“编年史”。茅盾注重以社会斗争为故事的轴心，并常以历史代言者的姿态进入创作，表现出强烈的政治性。
　　（3）茅盾长篇小说注重从复杂的社会关系及其变化中来展现人物性格和命运，追求对人物行为、情感、心理的多面性和立体化的描写。这一特征，可以举《子夜》中的主人公吴荪甫置于错综复杂的社会关系和经济关系中去刻画；二是如何写出吴荪甫复杂性格。要注意分析这个“新人”形象所包含的深刻的社会内容，以及其悲剧性命运可能引起读者同情的那些“悲壮性”的因素。此为难点，可以引发对“典型环境”中“典型性格”的塑造，以及悲剧理论的理解。同时，对茅盾小说如何创造民族资本家与时代新女性这两类人物形象系列，也应有所了解。
　　（4）还应了解茅盾小说的结构方式和心理描写的特征。特别要掌握《子夜》蛛网式的密集结构，是如何适合与表现社会变迁的复杂内容的。要注意茅盾小说的结构与心理描写艺术，对于中国现代长篇小说的发展所具有的意义。
　　三、理论批评与其他方面的贡献
　　（5）本节作为知识性了解的有两点：一是茅盾如何建构现实主义文艺术理论体系，并成为现代中国文学批评的开创者之一；二是领略茅盾散文创作的成就与特色。
　　第十章 老舍
　　一、 文化批判视野中的“市民世界”
　　（1）老舍在现代文学史上的独特地位与价值在于：对文化批判与民族性问题的格外关注。而这主要是通过对北京市民日常生活全景式的风俗描写来达到的。老舍主要是通过对北京市民日常生活全景式的风俗描写来达到的。老舍笔下的市世界和人文景观，已经成为文化史的象征。因此，应把“市民世界”的分析作为理解老舍成就的切入点。分析中应注意把握老舍“视点”的独异性：他关注的并非阶级或阶层的划分，而是“文化”对于人性与人伦关系的影响，老舍与“人”的关节点是写“文化”对于人性与人伦关系的影响，老舍写“人”的关节点是写“文化”。抓住这种视点之后，就可以分析老舍笔下几类人物形象的文化内涵。一类是“老派市民”，主要通过写其虚荣、浅薄、堕落，蕴涵有对西方文明包括“五四”后引进的“新潮”所进行的反思与批评。还有第三类开象是“正派”或“理想”的市民，又常常体现老舍倾向传统的道德观。难点在于要发现并分析老舍批判传统文明时的失落感受与对“新潮”的愤激之情交织的复杂情形。
　　二、《骆驼祥子》：对城市文明病与人性关系的探讨
　　（2）在阅读作品的基础上，最好能结合自己的印象与感受，去思考《骆驼祥子》不同层面的主题意蕴。通常认为这部小说反映旧中国城市底层人民的苦难生活，祥子的悲剧中主要体现社会批判包括国民性批判的内涵，这是从社会分析的层面去理解作品。也还可以进入更深的层面去作另一种理解，即认为这主要是描写一个纯朴的农民与现代城市文明病与人性关系的思考。老舍试图揭示文明失范如何引发城市中的人性的污浊，对病态的城市文明给人性带来的伤害深深忧虑。应注意到老舍这类探索现代文明病源的作品，在30年代是很独特的。此外，有关如何分析虎妞的形象，如何看待老舍对人性的刻画与道德审视立场，都应有深入思考与讨论。
　　三、老舍作品的“京味”与函默
　　（3）了解老舍是“京味”小说的源头。把“京味”作为一种风格来理解与体味，主要包括四个方面：一是取材充分表现北京地域文化特色，包括风俗的描写。二是对北京社会文化心理结构的揭示。如“官样”的体面、排场、气派和礼仪，追求懒散、谦和、温厚的生活，等等。注意老舍在《四世同堂》等作品对“北京文化”的批判所表现的情感上的矛盾以及“挽歌情调”。三是创造性运用北京市民俗白浅易的口语。四是带有北京市民文化烙印的幽默和趣味。
　　第十一章  沈从文
　　一、首先应大致了解沈从文特殊的身世经历给他带来特殊的气质，那就是常以“乡下人”的眼光（其实又不可能除去知识者的身份）来看待中国的“常”与“变”。应理解其处于左翼文学与海派文学之外，以地域的、民族的文化历史角度，去思考和表现现代文明进入中国的初始阶段的问题与困扰。
　　二、乡村叙述总体及其对照的世界
　　重点考察沈从文笔下的“湘西世界”。应注意沈试图以“化外之境”那种原始、质朴、和谐的“生命形态”来区别并批判现代都市文明。此为沈从文创作的宗旨。可以举《萧萧》、《丈夫》、《柏子》等短篇为析例，看沈从文是如何着意表现和赞美湘西下层人民的“自在状态”与质朴坚毅的生命本性的。不过，重点还应该是对代表作《边城》的评析。读这篇作品注意领略那乡情风俗、自然景致与人事命运浑然一体的优美境界，那美丽得令人忧愁的牧歌情调。小说中所写天真纯洁的女孩翠翠，她那超越一切世俗利害的朦胧的爱情，以及他们恬淡自足的生活，都灌注射了作者美好的怀旧、想象与企盼，也隐伏着深深的悲剧感。应理解沈从文构筑这种牧歌情调的湘西“人生形式”，带有文化批判的意味，即对照批判他所认为的现代都市文明弊病，让人们从这美丽的图景中认识“这个民族过去伟大处与目前堕落处”。
　　了解与“湘西世界”相对照的现代都市的病态文明景观。注意沈从文都市小说（如《八骏图》、《绅士的太太》等）中常用的讥讽调侃的调子，其刻写城市各色人等，特别是“高等人”的虚伪、无聊、压抑和变态，展现“文明”的绳索如何反过来捆绑人类自己，导致生命力欠缺的都市“阉寺”病。此类小说写得较浮泛，但不妨与“湘西世界”的小说对照起来读。
　　三、文学理解的寂寞
　　应理解沈从文何以被人称为“文体家”。沈对现代小说艺术的突出贡献，在于创造了非常有艺术性的抒情小说。“造境”是沈从文的关键。纯情人物的设置、自然景物与人事民俗的融合、作者人生体验的投射，加上水一般流动的抒情笔致，共同造成现实与梦幻水乳交融的意境。
　　沈从文的散文成就也很高，且比小说更有历史感，也更能直接表露他自己的灵魂与情思。可以选读《湘行散记》、《湘西》以及《烛虚》中的一些作品，并通过对这些散文的评析，加深对沈从文他作视点与文学地位的理解。
　　第十二章 小说（二）
　　一、“左联”和左翼小说
　　（1）对“左翼”小说的产生与发展可作大致的了解。其中“左联”成立（1930）之前以“太阳社”为代表的小说大都为革命的呐喊，尽了时代的责任，但思想大于艺术，有概念化通病，并受当时共产党内左倾路线的影响。而“革命加恋爱”曾一时成为流行主题。1931年丁玲《水》的发表，标志着对“普罗文学”的突破。1932年瞿秋白等五人为华汉的《地泉》作序，开始批判“革命的浪漫蒂克”倾向。对这些文学史现象的评价，不能脱离特定的时代氛围。
　　（2）应了解的左翼小说家有：蒋光慈、柔石、丁玲、张天翼、沙汀、吴组缃、叶紫、艾芜和萧红。其中蒋光慈影响最大，是革命文学的元老，1925年五卅运动中就写出《少年漂泊者》，1927年又完成反映上海工人起义的《短裤党》。其作品及时反映时代斗争与重大历史事件，强调宣传鼓动，体现“革命浪漫蒂克”文学的特点，观察与表现比较浮泛。后期创作《咆哮的土地》反映农村革命，则转为写实，有新突破。可将蒋光慈作为左翼作家的早期代表，不必拘泥于对其作品的细读，而应从他的创作经历透视左翼文学思潮的流变。柔石和胡也频也属于早期左翼作家。柔石的中篇《二月》和《为奴隶的母亲》都超离了当时概念化的风尚，有较高的艺术水准。
　　（3）后起的左翼青年作家改变了“左联”前期浮泛的写作风气，取得殷实的业绩，既显示各自的艺术个性，又共同趋向“社会剖析”的目标。应注重把握各位青年作家小说艺术探求上的特色与贡献。张天翼是几次率先突破左翼创作僵局的一位，抗战时期也开了国统区暴露讽刺文学的先河。在本时期，应注重他的《包氏父子》等小说，其劲捷、豪放和夸张的风格，以及片段性速写体的短篇形式，明显区别同时代其他讽刺型作家。
　　沙汀就不同于张天翼。他最能刻写旧中国农村《主要是四川西北部》黑暗生活，有农民的幽默气质。可以举《代理县长》等作品为析例，观察体会其小说中常有的阴暗沉闷的黑色基调，不露声色的细密凝重的笔致，以及从世态人情复杂的描写中体现的浓重的地方色彩。不妨将张天翼和沙汀两位讽刺作家作一比较。
　　吴组缃和叶紫虽不属讽刺型作家，却在“社会剖析”这一点上和张、沙接近，也是左翼小说的主要体式。不过，吴组缃擅用工笔式白描，讲求人物个性刻面，风格细致凝练；叶紫多描写农村阶级压迫与阶级对立，笔触阔大，虽不免粗疏，却如鲁迅所评说的是尽了战斗的任务。
　　此外，与沙汀几乎同时“出道”的艾芜，走的是抒情小说的另一种路子。可评析《南行记》中的短篇如何以漂泊的知识者的眼光观察叙述边疆异域的底层生活，在左翼小说圈内另辟了浪漫主义抒情小说的一支。还可以领略艾芜小说描写大自然景物的那种特异角度和笔触。
　　（4）本时期小说艺术更有创造力、文学史地位更为突出的两位女作家，是丁玲与萧红，可作为本章的重点来学习。应大致了解丁玲不同时段创作理路风格的衍变，从她的作品可以看到时代的鲜明印记。《莎菲女士的日记》是1928年发表的作品，当时与革命文学并无关联，但影响大，应作细读分析。可着重评析莎菲这个人物形象的时代心理内涵，主要应理解为是“五四”退潮后叛逆苦闷的小资产阶级女性的典型。应发掘莎菲的伤感、颓唐、自恋的情绪中所蕴涵的知识分子“时代病”特点，并认识其心理描写的成就。解读这篇小说，最好能够与丁玲后来其他描写女性题材的作品联成一体来考察。
　　萧红的创作近十年来受到格外的重视，学习中也应作为重点，尤其注意探讨其小说的两方面特色：一是多以纤细的感觉回忆与抒写北方中国农村生活的沉滞闭塞，人民的善良、愚昧，并由此展现深刻的生命体验；二是创造出一种介于小说、散文和诗之间的新型小说，自由地出入于回忆、现实与梦幻，善于捕捉细节，语言朴实纯净，风格凄婉明丽。可侧重从艺术鉴赏的层面重点解读《呼兰河传》，细心品味其丰沛的才情与越轨的笔致。
　　二、京派小说和其他独立作家的小说
　　（5）应大致了解京派形成的文化背景及其总的创作倾向。这一派的特点可概括为文化保守主义的立场，远避政治斗争和商业势力的态度，乡村中国和平民现实的题材，从容节制的古典式审美趋向，和比较成熟的抒情体讽刺小说样式。可选废名与芦焚作重点。废名的特色和贡献在文体，应把握其作品的“理趣”、“涩味”，以及诗化和散文化的小说体式，思考其如何借鉴唐绝句的韵味来写小说。读芦焚（师陀）的小说要注重其独异的艺术气质的发挥，考察和体味其小说中常见的抒情与讽刺、寓意的融会和弥漫于笔下北方农村衰败图景中的那种悲凉之气。此外，对萧乾和林徽因的小说也要有所了解。
　　李吉力人不归属某个流派。主要了解其《死水微澜》的成就，以及把史诗与世态刻写结合起来的“大河小说”的特点。
　　三、海派小说
　　（6）关于海派文学兴起的原因及其特点，可从四方面表述：一是世俗化与商业化，二是都市题材，三是性爱小说风尚，四是重视形式的猎奇与创新。代表作家中的张资平、叶灵凤等，都显现了驳杂的海派特点。对其性爱小说应主要持批判的眼光。
　　重点可放在对“新感觉派”的评析上。应注意其产生的文化根源及外来影响，把握其写作姿态上的现代性与先锋性，并大略了解其对后来以张爱玲为代表为沪港市民传奇的影响。此派作家主有刘呐鸥、穆时英和施蛰存，虽各自有不同的特色，但应从他们作品中更多地看到新感觉派的共性。施蛰存的《梅雨之夕》或《春阳》可作为细评的文本，注意其心理分析的手法以及由男女情爱透视人性的母题。
　　第十三章 新诗（二）
　　一、中国诗歌会诗人群的创作
　　（1）中国诗歌会是左联所属的诗歌团体，其特点：一是及时反映时代重大事件，表现工农生活及革命斗争，注重宣传鼓动作用，追求理想主义和英雄主义色彩和刚健壮阔的力之美；二是强调诗的意识形态化，表现集体的“大我”；三是摹仿现实，追求“歌谣化”，试图使诗成为“群体听觉艺术”。这一诗派的创作适应那个慷慨悲歌时代的要求，扩大了诗的表现领域，扩展了新诗的美学风格，缺失是容易忽视诗歌本身的艺术特质和创作个性，成为宣传的传声筒。可以联系殷夫和蒲风的诗作来理解这一诗派的得失。此外，应关注同样关心现实和底层人民苦难，却在艺术上与新月派血脉相通的诗人臧克家，着重体味其诗作中的现实主义精神与“苦吟”的特色。
　　二、后期新月派的创作
　　（2）应大致了解新月派前后的划分及联系。后期新月派的“旗帜”仍是徐志摩。关于徐志摩，也可以主要放到前一个十年去讲，这里再稍加提及。还应了解后期新月派如何针对左翼文坛（主要是中国诗歌会）而表现出脱离现实的、贵族化的“纯诗”立场。从陈梦家等诗人作品中看到这一派诗人那种“诚实表现自己渺小的一掬情感”的精神危机，也看到他们在诗艺上力图超越前期新月派，而重新转向探索“本质纯正”自由诗的努力。十四行诗的输入与试写，也是这一诗派值得注意的成绩。
　　三、戴望舒、卞之琳等现代派诗人的创作
　　（3）首先作为知识应该了解的有：《现代》杂志的创刊与“现代派”诗的关联、《汉园集》诗人和何其芳诗作、林庚对新的诗歌格律的探求，等等。其次，应着重评析这一诗派在诗歌艺术上对现代性追求。可参照施蛰存的分析，注意这一派对“现代生活”的“现代（感受）情绪”，以及“现代辞藻（语言）”所决定的“现代诗形”这两个方面。应当从“新诗谱系”中找到这一派与早期象征诗派的渊源关系。他们在30年代重倡“诗的散文化”，不过不是追求“非诗化”与“平民化”，而是坚持“纯诗”观念。他们显然又在一定程度上回归中国传统的诗歌主流。这是本章的难点。废名曾评介这一诗派，说它们的内容是诗的，形式则是散文的。不妨用此作为一个对现代派诗的观测点。
　　（4）理解现代派诗应当与分析其代表性诗人诗作紧密结合起来。评析戴望舒和卞之琳，也是重点。戴望舒的《雨巷》无疑是应该细读细品的名作，建议熟习吟诵。对该诗意蕴的阐释应顾及多义性，要注意诗中象征、意象及节奏处理等方面的特色，找到其象征派形式与古典派内容的结合。
　　不过，后来戴望舒的诗风与诗歌主张都往现代派大变。应了解这种变的痕迹，并结合分析三四十年代的诗作（可举《寻梦者》、《我的记忆》、《印象》等为析例），考察其现代派手法与诗形等特征。其中比较重要的是“不借重音乐”而借重“诗情”生发的“韵律”，注重意象叠加、具象的直观与抽象的暗示（联想）的融合，以及其对传统诗歌某些手法情调的“现代式”回归。
　　（5）卞之琳也可以作为重点评析的对象。结合对其诗作的细读，了解这一派“朦胧诗”的惯常手法。所谓“理趣”与“诗的非个人化”，是理解卞诗的主要切入口。此外，对刻意传承“诗禅”与六朝文风致的晦涩诗人废名，也应有所了解，读他的诗要注意瞬间顿悟。何其芳的诗的特色可用“冷艳的色彩”、“青春的感伤”和“独语”来概括，因多是为青年人而写，也易于为青年人所接受，也不妨稍加品鉴。总之，对戴望舒、卞之琳等诗人的评析，都应当归依到对现代派诗的历史性理解之中。
　　第十四章 散文（二）
　　一、林语堂与幽默闲适小品
　　（1）30年代前期，以林语堂的《论语》等刊物为核心，文坛上曾风行过幽默小品与闲适小品。因为比较超离现实与主流，以往文学史多持否定性评价。近年林语堂及其所代表的闲适小品重又得到欢迎。对这一文学史现象要有比较宽容而又客观的评析，既指出其“不合时宜（主潮）”的一面，又承认其有独特的审美价值，并拓宽了散文文体探索的路子。首先应了解30年代前期林语堂主办《论语》、《人间世》与《宇宙风》几种刊物的情况，以及幽默闲适文风成因。对林语堂提倡幽默和闲适的格调文法的典型论点，以及在当时和后来历史条件下所遭受的批评，要有所了解。在此基础上，可引举林语堂一些小品文为例子，评析其思想艺术特点，关键是理解其“中西比较”的眼光、知识趣味性，以及“闲话风”这几点。评价林语堂，应注意做到既尊重历史，又吸纳当代的视点。
　　二、左翼作家的“鲁迅风”杂文和风格多样的散文
　　（2）30年代鲁迅对左翼作家的散文特别是杂文创作有极大的影响，形成了“鲁迅风”创作倾向。如唐弢、徐懋庸、瞿秋白，等等，都是这一路有成就的作家。对此应有知识性的了解，并尽可能将鲁迅对三四十年代杂文的影响贯穿起来考察。
　　（3）此外，30年代擅写散文的作家中还应了解茅盾、萧红、郁达夫、巴金、吴组缃，等等。其中萧红的《商市街》中那些极有才气的作品，和郁达夫一些游记，可做重点鉴赏的美文。
　　三、“京派”与开明同人的散文
　　（4）主要了解何其芳《画梦录》的艺术独创性，应抓住“独语”这一关键词，理解其如何作为一种调式和感觉结构，来装潢与安排其唯美的境界。应了解这种形式追求对于现代散文史的意义，同时也要大致分析何其芳散文创作风格的变迁与得失。此外，对李广田、缪崇群、丽尼、陆蠡以“开明”派的丰子恺、夏丐尊，等等，也要了解其代表作以及不同的风格。
　　四、报告文学与游记
　　（5）要求能大致掌握我国报告文学的发生与发展的历史，以及瞿秋白、夏衍、邹韬奋、萧乾、范长江等的报告文学代表作。此外，对30年代国际题材的游记，也应有知识性的了解。
　　第十五章 曹禺
　　一、从《雷雨》到《原野》
　　（1）重点是分析《雷雨》。应注意对该剧作可以做两种角度或两个层的意蕴阐释。应抓住剧中“过去的戏剧”与“现在的戏剧”交织而形成的各色人物不同的命运悲剧，来分析血缘关系与阶级矛盾的相互纠缠冲突，如何揭露带封建劣根性的资产阶级家庭的罪恶。从这个角度可以理解《雷雨》的现实批判性。不过，也还可以透过现实描写的层面，从另一角度去解读《雷雨》中所蕴涵的对人性的人的生存状态的憧憬、困扰与恐惧。这可以透过“意象”分析，体会充斥全剧“郁热”氛围之中的所有人物的“情热”（欲望与追求），以及这些“情势”被压抑而引发的无用的“挣扎”。应注意理解剧本意在表现命运的残酷，以及对宇宙“不可知力量”的无名的恐惧。这种意蕴是深层的，复杂的，不容易说清，需结合阅读和鉴赏作整体的体验，进而作“还原性”阐释。
　　（2）不管从哪个层面去探讨《雷雨》的主题意蕴，都要注意抓住剧中人物的“贯串动作”和矛盾冲突，剖析其性格。对蘩漪的剖析是本章的重点。对其不应只是停留于阶级和社会的评析，还应考察其“雷雨式性格”的复杂心理内涵及其所以能产生震撼力和同情的原因。
　　（3）比较《雷雨》和《日出》的情节结构，可发现曹禺戏剧审美目标的转移：由传奇和变态转向平凡与常态，由“太像戏”转向简洁的世相勾勒，由回顾式的过去与现在“两种戏剧”的交织，转为由几个场面穿插展示的“横断面”的结构方式，主题也转为关注社会，表现对“损不足以奉有余”现实的抗争。应集中剖析主人公陈白露的性格矛盾及其悲剧的实质。
　　（4）分析《原野》时也要注意曹禺戏剧审美目标的再一次转移，即又从《日出》那样偏重社会悲剧的揭示，回转到写人性的悲剧，和《雷雨》那样是当作抒发强烈爱情的“一首诗”。不过应注意这部在复仇的主题之下写人的欲望感情困扰与无奈的剧，更深入地表现了人物的内心冲突，乃至灵魂的分裂。这部剧也可以作不同层次的解读。
　　二、《北京人》与《家》
　　（5）《北京人》是曹禺的又一杰作。应把握该剧的主题，即对那种以没落士大夫生活追求为特征的传统“北京文化”所进行的批判。同时，应重点分析曾文清与愫芳这两个人物。可以抓住曾文清如何变成“生命的空壳”，探讨剧本对传统文化荒谬性的深刻反思。愫芳是与曾文清对照的角色，其博大的爱与坚毅的精神，显然融进了剧作家的理想，而愫芳的悲剧，也体现了曹禺对生命存在价值的思考。还应当注意《北京人》的“生活化（散文化）”的戏剧追求，即格外注意对日常生活内在诗意的开掘，以及对人的精神世界的展示。
　　（6）注意比较分析巴金的小说《家》与曹禺改编的《家》，主要是情节重心的转移，由旧家庭罪恶的揭露，转向对爱情（友情）生活的描写，转向纯情美好的性格的展示，转向探索“诗剧”。
　　三、曹禺剧作的命运
　　（7）大致了解曹禺剧作的演出史。并理解内涵丰厚的作品在社会“接受”过程中可能被误读或排拒的复杂原因。
　　第十六章 戏剧（二）
　　一、走向广场：无产阶级戏剧、红色戏剧、国防戏剧与农民戏剧的倡导
　　（1）应对本时期的戏剧运动概况有大致的了解。三种戏剧运动都带有主潮的特色，即适应30年代革命与救亡的时代需求，其中“无产阶级戏剧”的中心在上海，1930年成立的中国左翼剧团联盟（后改为中国左翼戏剧家联盟）提倡“演剧大众化，以话剧直接反映现实革命斗争，并将演出面向工厂农村。在红军队伍中则活跃着为红色政权服务的“红色戏剧”。“九•一八”事变以后，为配合抗战，又兴起了“国防戏剧”。此外，还应对30年代前期熊佛西主持下的河北定县“农民戏剧实验”有所了解。以上几种戏剧运动都有共同的大众化的趋向，即让话剧“走向广场”。
　　（2）应注意前一期已成名的田汉在30年代创作出现的转向。包括题材转向现实，基调由感伤转为明朗，唯美的倾向让位于比较客观的写实。这种转向有得有失。其剧作《回春之曲》的成功，在于既表现现实的抗日救亡的题材，又保持了田汉原有的抒情浪漫的艺术个性。洪深的《农村三部曲》则是较早用阶级观点反映农村现实斗争的剧作。通过对两位剧作家创作得失大致的评析，可了解30年代主潮剧的一般面貌。
　　二、职业化、营业性“剧场戏剧”的确立与夏衍、李健吾的创作
　　（3）30年代中期上海等地“大剧场”演出，使职业化、营业性的“剧场戏剧”得以确立，不但培养了包括曹禺、夏衍等一批剧作家，也培养了观众。对这种现象应有知识性的了解，并与早期“文明新戏”联系起来，探讨隔代呼应的现象。
　　（4）30年代由“大剧场”培育的作家，曹禺之外，夏衍最重要，是评述的重点。应集中分析其代表作《上海屋檐下》。这部剧作将上海小市民的生活搬上舞台，从平凡琐悄的感情纠纷与人事摩擦中反映出时代的特征。和曹禺相比，夏衍不擅于从剧烈的传奇的冲突中展现人性悲剧，而是将焦点放到凡人小事，从朴素的取材中发掘悲剧性与喜剧性。也不同于曹禺的《雷雨》、《原野》等剧那样注重情节的精心组织，大起大落，而是追求情节结构的简约、含蓄。可以着重分析该剧如何在同一舞台空间展现五家人的悲喜剧，领略剧作者关注大时代中普通人命运时所流露的浓郁人情味，以及类似契诃夫含泪的微笑的艺术风格。此外，对李健吾、袁牧之等作家不同于主潮的艺术追求及其对戏剧艺术探索的贡献也要有所关注。
　　第十七章 文学思潮与运动（三）
　　一、战争制约下不同政治地域的文学分割并存
　　（1）“分割并存”是对本时期文学潮流的总体概括。既要注意战争和政治制约下的三个区域，即国统区、沦陷区与解放区文学发展的不同状况，又要注意不同区域文学的“共性”，尽可能依照不同阶级的先后来概览文坛的主潮与创作风貌，特别是那些唯战时所特有的文坛现象。抗战初期国统区文学的基调是昂扬的英雄主义，“救亡”压倒一切，重视时代性、战斗性；进入战争相持阶段后，创作则转为正视战争的残酷与艰难，面对现实中的黑暗，题材更深入到民族生活的底蕴，揭露与批判现实，追求史诗格调，风格趋向凝重博大。抗战后期到解放战争时期，文学再一次与民主运动结合，讽刺成了主调，许多创作都带上喜剧性的批判色彩。
　　（2）与国统区创作不同的是，解放区创作基调是明朗朴素的，即使在世界文学史上，也显出其特色。应大致了解解放区文艺运动的情况，并注意其在题材、主题与人物描写几方面所表现出来的不同于以往新文学的特点。还应格外关注文学大众化、民族化特色的形成，包括如何转向真诚地描写农民，采用农民喜闻乐见的形式，创造新文体，等等方面。可以从解放区作家与农民“对话”与“寻根”的角度，去理解解放区文学如何成为一种崭新的文学形态，又如何成为政治推动下单向突进式发展的运动；既要肯定解放区文学的特色，以及其对新文学某些缺失的纠偏与补充，又要看到后来引发的一些负面影响。此外，对沦陷区文学也应有常识性的了解。
　　二、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
　　（3）此为本章重点。应对《讲话》的文学史地位有明确的认识，即肯定其为“二战”以来马克思主义文论中最有体系色彩且影响最大的论作之一，是中共领导中国革命文艺运动历史经验的总结，是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中国化的重要成果。《讲话》的政治策略性很强，所讨论的问题大都是一些有关党如何领导文艺的问题，即所谓“外部关系”问题，这又必须顾及特定的历史条件与时代要求，才能理解《讲话》的意义与影响。把握《讲话》的内容，应抓住“为群众”以及“如何为群众”这个核心命题，具体落实在“工农兵方向”上。毛泽东的命题比“五四”以来新文学所一再提倡的平民化、大众化要具体得多，政治内涵非常突出，有很强的现实针对性。可以从历史纵向发展的环节上去理解这个中心命题或口号。然后，可着重从三方面去理解“如何为群众”的措施与要求：一是作家与艺术家的立场问题，要求“思想改造”并与工农结合，既解决了思想统一问题，又解决了创作源泉和服务对象问题。其二，是对文艺与政治关系的重新阐释。强调文艺从属于政治，为政治服务，同时，要求政治性与艺术性的统一。应首先肯定这仍是毛泽东作为政治家，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对文艺问题思考的结果，有其必要与理由，但“提法”上（尤其是关于批评标准）由于较多强调了服务政治，结果导致简单化、概念化。其三是文艺与生活的关系，以及继承文学遗产等问题，都有对马克思主义文论的发展。总之，学习与理解《讲话》，一要看到其在特定历史条件下的正确性、权威性以及统一思想的重要作用；二要看到其对马克思主义文论的发展，对一些文艺理论基本命题的建立曾有过继续起重大的作用；三是注意其有些属于政治策略性的提法不宜在其他历史条件下任意引申。
　　三、文学思潮、论争与胡风等的理论批评
　　（4）40年代文学论争多，固然与时代与政治的左右相关，但从另一层面看，则又是新文学理论建设更深入的探讨与建树。应对几次比较重要的论争如何发生、议论的焦点是什么、有哪些代表性的观点与理论探讨，等等，有知识性的了解。这几次论争，一是1940年以后国统区关于“民族形式”问题的论争；二是1942年延安整风时期关于“文艺与政治”、“文艺与生活”的关系的讨论，以及由此引发的对王实味文艺观点的批判；三是1945年国统区围绕茅盾的话剧《清明前后》与夏衍的话剧《芳草天涯》的评论而引发的有关文学与政治关系等问题的论争；四是《讲话》传到国统区之后，引起有关现实主义与“主观”问题的论争。这次论争延续时间长，“理论含量”高，涉及一些基本的文艺理论命题，并在事实上突出了胡风理论，应作为重点考察。在了解上述诸次论争所涉及的重大命题时，都应当有史的眼光，结合对新文学历史经验的总结去加以思考。
　　（5）胡风是三四十代乃至当代最有影响又最有争议的文学理论批评家，近年来学术界对胡风的研究空前地重视，并有新的成果。学习中应对胡风理论的形成、其基本框架与核心观点，其引起争论的焦点与原因，以及应给胡风理论的历史定位，等等，都有较全面的了解。可以把胡风的理论概括为“重体验的现实主义”，或能动的“反映论”。应把握其核心命题“主观战斗精神”的内涵。了解胡风的关注点始终是从生活到作品的“中介”特别是作者的主体因素在创作中的决定作用。还可以深入一步了解构筑胡风理论的三大支柱，或三个主要观点：一是“到处都有生活”说，即主张题材自由；二是“精神奴役创伤”说，反对以“民粹主义”立场将人民理想化，也不赞同贬低知识分子的历史作用；三是“世界进步文艺支流”说，强调“五四”新文学与世界文学的联系。应当将胡风理论放到大的时代背景与论争的语境中全面评价，了解其理论的独创性和不成熟的地方，还可以思考胡风理论在四十年代的“命运”这一深层次的问题。
　　第十八章 赵树理
　　一、赵树理出现的文学史意义
　　（1）“赵树理方向”首先是一种文艺政策性的引导，是对当时（乃至五六十年代）文学“主流”的一种阐释与倡导，关键是顺应大众化、农民化的审美追求，正好适应了当时解放区的社会变革需求，因而赵树理式的主题与文学语言形式被推崇到主流的位置。周扬当年关于赵树理是“新”的解释，实际上是要为共产党领导下的面向大众的革命文学树一个榜样，一种努力的前景。首先应从特定时代的要求来看这个问题，肯定其历史的合理性与特色，同时也应看到有得有失，不应轻易否定。
　　（2）赵树理的创作的确呈现出不同于以往新文学作家的新的历史特点。赵所代表的解放区新一代作家其创作现象的出现，是以解放区的特定历史环境为前提的，因此应注意其新的时代特点。这突出表现为大众化与农民化。赵树理追求的大众化是可以与农民对话的，而不是自上而下的赐给，能忠实反映农民的思想情感与审美要求，并真正为农民所接受。其次，是自觉地将写作与农村变革实践统一起来，常写“问题小说”，写农村变革以及农民的命运，心理、情绪,追求创作与现实生活的配合。注意赵树理创作的历史特点，其长处与局限性。应看到赵树理的出现对“五四”以来新文学的“欧化”现象，以及不能赢得最广大的农民读者，是一种反省与纠偏。但由于隔绝了外国文学的影响，视野也难免比较窄小。
　　二、塑造历史变革中的农民形象
　　（3）通过作品人物现象的分析，考察赵树理小说中所具有的新的素质，可以从一个侧面加深理解“赵树理方向”的文学史价值。先要大致阅读了解赵树理的几部代表性作品。然后可以和二三十年代描写乡土题材的作家相比较，去发现赵树理的“新素质”。主要从三方面评析：一是赵树理的小说所描写的特定历史时期新的生活，新的人物，紧密配合了社会变革，有“实效性”，能直接融入广大农民的文化生活中，这是以往任何一位新文学作家都没有做到的；二是以往描写农民的新文学作品，都是以人道主义观点发现和同情农民，赵树理则进了一步，直接与农民对话，展示农民新的道德精神风貌及其所面对的矛盾。三是以往作家包括鲁迅多写农民的痛苦与创伤，赵树理则写农民摆脱旧的文化习俗的艰难，但更注重表现精神上的“翻身”：通过农民精神、心理和人与人关系的变化，来显示农民“改造”的艰巨性。四是文学语言与形式的创造方面，真正实现了民族化与大众化的统一。以上几点，都应结合具体作品的分析来理解，是本章的重点。
　　（4）关于赵树理笔下的农民形象分析，还应当有更深入的理解。可以结合前述的“新素质”和“总主题”，去阐释赵树理小说中最常出现的两类人物：一是“老一代农民”形象，如《小二黑结婚》中的二诸葛、《李家庄的变迁》中的老秦，等等，都是背着沉重的封建主义思想包袱的旧式农民，他们面对巨大的社会变革，也有“翻身”后的新的困扰与痛苦。赵树理往往写他们的落后，也写他们的质朴、善良，并常安排或暗示了他们的转变与新生。二是年轻一代农民，即“新人”形象。如小二黑与小芹，还有李有才，他们都是试图开始掌握自己命运，并敢于挣脱旧的精神枷锁的解放了的一代，他们的行为性格被赋予社会变革的政治内涵，又自然植根于解放区的典型环境，有深厚的生活根据。通过对两类人物的形象分析，应看到赵树理对于农村题材的新的开掘和独特的发现。
　　（5）还应注意了解赵树理小说中浓厚的地域民俗色彩，那山西味道晋阳气息中所渗透的文化内涵。民风民习被他作为一种“社会景物”，即社会精神的附着物。后来在赵树理的影响下形成的“山药蛋”派，也具有此特色。
　　二、评书体现代小说形式
　　（6）应承认赵树理小说在现实主义艺术创造上的重要突破。赵的读者群包括广大识字的农民，他的现代评书体小说形式完全适应了这种读者的需要。应从两方面了解赵树理的小说形式如何改造和运用以说唱文学为基础的传统小说形式：一是扬弃了传统小说章回体的程式化框架，而汲取了讲究情节连贯性与完整性的特点；二是小说当通俗故事写，将情节描写及人物塑造融化在故事叙述中，保留口头性文体的特点，而又比一般传统小说明快、简约；三是口语化，在艺术与通俗性结合上达到很高的境界。
　　第十九章 小说（三）
　　一、暴露与讽喻
　　（1）有关抗战几个阶段国统区小说创作的变迁，只要求做知识性的了解。如初期偏重纪实性的小说“报告文学化”现象，稍后作家对战争中民族精神新变的表现，一直到小说创作中的暴露讽刺之风大盛，都可以联系时势的影响做概略的考察。而张天翼的《华威先生》和沙汀的《淘金记》与《在其香居茶馆里》等暴露讽刺作品，应有比较细致的分析。也可以与他们上一时期的创作联成一气来评说。
　　（2）但这一节重点落在钱钟书的《围城》上。应着重了解这部讽喻小说与现代文学史上其他讽刺类作品有何不同。评析《围城》应注意到一些确具特色的方面：主题意蕴的多义性，对西式知识分子的嘲讽，对“中国化”了的西方文化的再审视，对现代人生命处境的哲理思考，以及小说中机智的反讽、讽刺、比喻，等等。该小说近年来声誉日盛，好评如潮，但也有不同的批评意见。所附“评论节录”的观点也许会引发更深入的探讨。
　　二、体验与追忆
　　（3）所谓“体验与记忆”是从题材和写作姿态上的概括，其实作家的情况各不相同。“七月派”的路翎是本节评讲的重点。可以参照第二十一章有关“七月派”与胡风理论的细致评述，这样会加深对路翎创作倾向与风格的理解。《财主底儿女们》从现代历史大变动的背景中写一个大家庭的分崩离析，试图以青年知识分子不同的思想历程为辐射中心，展现现代史的动态。其最引人注目的却是“思想历程”的复杂性和作者强烈的生命体验。这部小说篇幅很长，可读性不高，若限于时间，也可以另外选读中篇《饥饿底郭素娥》。该小说描写并不真切，却主旨突出，就是写一个底层女子肉体与精神上的“饥饿”与“强悍”。路翎惯常通过他笔下的人物寻求“人民底原始的强力”，但也不忘其“精神奴役的创伤”。可以通过作品人物的评析，领略路翎小说实践胡风派理论的特征，以及类似陀思妥也夫斯基冷峻的气质。
　　（4）在倾向“体验与追忆”的一类小说中，还应当注意到冯至、师陀、萧红和骆宾基诸家。冯至的《伍子胥》近年来重新引起研究者的兴趣，应关注其如何用类似散文诗的片段来结构小说，并把人生的体验与感觉，用纯净的美的境界来表现。师陀在这一时期贡献的《果园城记》（短篇集）和《结婚》等作，或以怀旧情绪叙写昔日的温暖与凄凉，或给世态讽刺加入寓意与传奇，都比前一时期创作更有新意。萧红的《呼兰河传》等出色的小说是本时期产品，也是其代表作，适合做细致的文本分析和艺术鉴赏，可以和萧红上一个十年的创作合起来做整体评析。
　　三、通俗与先锋
　　（5）属于这一类追求的小说主要出产于上海“孤岛”和沦陷区，所以应考虑到“通俗”与商业文化联姻，以及“通俗”与“先锋”汇合的社会审美需求，主要是市民的需求。张爱玲是本章讨论的重点。张爱玲小说的特色可以概括为：多写都市男女婚恋中千疮百孔的经历，由女性角度来观察浮世悲欢，解剖人性的脆弱与黯淡。小说结构语言以中国古典小说为根底，感觉化意想的运用与深度心理的剖析，等等，又借鉴了现代派的手法。其小说既先锋又通俗，所以读者面大。90年代以来又再度走红，其中也有文学的社会审美心理变迁的原因。评析时可以以《金锁记》或《封锁》为中心文本。“评论节录”中所引的鉴赏文字可供参考。另一专以女性大胆笔触写男女情事的苏青，也可以和张爱玲做一比较。此外，对其他通俗又先锋的小说家，如徐讠于 表现爱与人性的多重性的“大众传奇”（《鬼恋》、《风萧萧》等）、无名氏的浪漫言情小说（《北极风情画》等），也要有知识性的了解，并和下一章的“通俗小说”结合起来评析。
　　四、现实与民间
　　（6）这一节专论解放区新型小说。孙犁是解放区仅次于赵树理的重要小说家。了解这位“白洋淀”派的鼻祖，应抓住两点特色：其一是重于发展和表达农民的精神和人情之美，尤其擅写纯真健美的北方农村青年妇女。这一特点，也可以联系现代文学史上历来对农民和妇女的描写类型，来进行比较；其二是单纯明净的叙事结构与语言风格。应注意从审美的层面体悟孙犁小说对“单纯情调”的追求。
　　（7）这一节还有一个论述和思考的重点是比较分析两部“土改小说”：丁玲的《太阳照在桑干河上》与周立波的《暴风骤雨》。要点是：前者较真实地表现了农村的阶级斗争和生活的复杂性，后者的表现则比较简单化、规范化；前者擅作有历史真实感的细致的心理刻画，后者则擅于场面和生活气息的描写；前者结构较平板，语言细腻但可能失之沉闷，后者的情节处理有波澜，语言也较生动简净。比较两者各自得失，可以引发对解放区乃至后来许多创作的成就与不足的思考。
　　第二十章 艾青
　　一、艾青的历史地位
　　（1）先要求大致认识艾青早在1934年就以《大堰河——我的保姆》而闻名诗坛。进入抗战时期，艾青的诗风有所转变，可概括为从“吹芦笛”（较多受西方现代诗风影响）转为“吹号”（探索新诗传达民族心声的道路）。艾青的贡献和地位在于完成了新诗不同倾向（忠于现实的战斗的传统与现代诗艺的探索）的“综合”，艾青诗歌的成功表现在既能走向现代大众，又能走向世界。
　　二、独特意象与主题
　　（2）意象分析是把握诗歌艺术的重要方法与角度。艾青诗中经常出现的意象是：土地与太阳。可以抓住两种意象去探析与体味艾青诗中所凝聚的诗人的发现、思想与情感。在“土地”的意象中可以感受到诗人对祖国的深爱，对人民的深受。可重点分析《我爱这土地》与《大堰河——我的保姆》，把握其中的爱国主义情感，以及对普通人民命运的深情关注。“太阳”的意象则蕴涵着诗人对光明、理想和美好生活的追求。可引举《向太阳》、《黎明的通知》等篇章，从中体验诗人如何真诚地歌颂民族的新生。意象与主题分析的关键是体会诗中的历史内容如何与个人的情感融合。
　　三、忧郁的诗绪
　　（3）诗绪即反复回旋在诗中的情感，是构成诗歌格调的基本要素之一。应从艾青不同的诗篇中去体味和把握其主导性的情绪，那就是艾青式的忧郁诗绪。这种诗绪形成的原因是多主面的，既来源于诗人的个性阅历，也来源于对苦难中国以及农民命运的深沉思索，感时愤世，形成“农民的忧郁”。应看到艾青的忧郁中浸透对祖国、民族和人民的爱，以及对美好生活执著的追求。这就可以理解，为什么艾青忧郁的诗不会使人绝望，而总是能给人深沉的力量。
　　四、诗的艺术与形式
　　（4）读艾青的诗，会发现其中丰富的光和色，可以从中体验诗人的情绪与感觉，然后进一步体会和发现这由情感与光色复合而成的意象中所暗示与象征的社会、历史、心理内容。总之，应注重形式与内容、光色与意蕴之间的对应依存关系。这是阅读艾青的诗的门道。在获得了对诗作的感受与理解之后，又可以倒过来，分析琢磨艾青是如何感觉与表现世界的，这就是诗人的创作方式与民惯常的姿态。首先应抓住“感觉”，这是关键。艾青写诗就像印象派画家一样，特别重视捕促瞬间印象与感觉，然后融进自己的思想情感，并引发多层次的联想，从而创造出既明晰又有象征意蕴的形象。艾青的诗很自然地借鉴了西方象征主义与印象派的艺术手段，却又能与中国古典诗歌常用的“意象”方式沟通，这是他诗艺通达的重要方面。
　　（5）对于艾青重新提倡“自由体诗”和诗的“散文美”，也应放到整个新诗发展的历史趋向中去考察与评价。应大致了解艾青是在什么前提下重新倡导自由体诗的，他如何追求更能表现动荡万变时代的诗的形式，以及新鲜、单纯和富于人间味的散文美。可以举《大堰河——我的保姆》等诗作为例，细致分析和感觉艾青诗歌的形式与节奏，包括诗行、句式、排比、复沓等等安排。
　　第二十一章 新诗（三）
　　一、从同声歌唱到七月派诗人群的出现
　　（1）所谓“同声歌唱”是指抗战初期，诗人们无论原属哪一派，全都真诚地为抗战、为祖国的命运而歌唱，诗的民族化、大众化以及战斗性、宣传性受到空前重视。虽然艺术上可能比较简陋粗糙，但毫无疑问也是一部清新健朴的与民族命运血肉相连的诗史。对抗战时期诗坛状况，宜做知识性的把握。其中对被称为“时代鼓手”的诗人田间的诗，及其带鼓动性的特点，以及艺术上的“不完全”性，也要有所了解。
　　（2） 这一节应较多关注七月诗派。这是艾青影响之下，以理论家兼诗人胡风为中心的青年诗人群。可联系第二十一章和第二十五章有关胡风与艾青的内容，加深对这一诗派创作理论背景的理解。应注意几点：一是七月诗派也属现实主义诗派，和此前中国诗歌会有承传又不尽相同。七月诗派强调“突入现实”的底蕴，包括对深广的历史内容的理解与个人体验的融入；二是追求作品的大气和“力”的风格，提倡散文美，将自由诗重新推向一个高峰。为加深对七月诗派的了解，可以评析阿垅的《纤夫》和绿原的《给天真的乐观主义者》等诗，注意体味他们诗中的思辨力量与比较成熟的情思。
　　二、从冯至等校园诗人群以穆旦为代表的“中国新诗派”
　　（3）冯至是20年代成名的诗人，此前已多有评介，本节着重评析的是他的《十四行诗》。要注意了解冯至诗中的“生命体验”如何转为智性的思考，达到知性与感性的融合，并以“有法度的美”的诗歌体式得以表现。冯至的这些诗沉潜深奥，却也容易引起解读的兴味，还可借此了解十四行诗“中国化”的课题。
　　（4）穆旦与“中国新诗派”是本章的重点。必须先对这一诗派形成的渊源及其自然组成的情况有知识性的了解。“综合”是这一诗派的核心观念，指的现实、象征与玄学的综合。其中“现实”既是时代社会的，也是个人的，包括人的内心世界；“玄学”是指追求思想的感情显现，象征则表现于暗示含蓄。此一诗派惯常将意象与思想凝合，传统的主观抒情让位于戏剧性的客观化处理。这种概括比较难于理解。因此必须重点评析代表诗人穆旦。关键要将穆旦与二三十年代的诗歌传统做比较，看其有何新创造：其一是穆旦诗中的“自我”不是传统的主客融和的圆满，不是浪漫的扩张，也不是知识者的感伤自恋，而现代式的困惑、分裂、破碎，是排拒了中和与平衡的处于矛盾张力上的“自我”。其二，诗人对现代生活的观照始终采用怀疑眼光，而且情思方式也摆脱二元对立，而取“思维的复杂化，情感的线团化”。其三，不用陈旧的形象意境，而用日常的“非诗意”的词句来表达深潜的诗意，达到抽象化的抒情。因此，读穆旦的诗要同时调动感觉和思考，去体悟那种冷峭沉雄之美。可以对《诗八首》和《春》等诗做深度分析，以体会穆旦对传统诗歌（包括二三十年代形成的传统）的叛逆性、异质性及创新价值。因穆旦诗比较难懂，可以参照“评论节录”中郑敏的有关评析。
　　第二十二章 散文（三）
　　一、报告文学的勃兴
　　（1）可回顾“五四”以来报告文学逐步发展的情况（见第十八章），以更清晰了解这一时期报告文学勃兴的理路。当然，应看到时代的需求是决定性因素。抗战初期要求文学贴近现实，担负传递战斗信息、记录抗战业绩的任务，报告文学成为首选的文体。应了解的代表性作家包括丘东平、骆宾基、曹白、范长江、萧乾与沙汀，等等。其中沙汀的《随军散记》记述贺龙将军的战斗生活风貌，应注意其如何以纪实性散文笔法叙写真实人物，这对于传记文学如何刻画人物性格，提供了可贵的经验。
　　二、继承鲁迅传统的杂文
　　（2）了解40年代杂文的创作潮流，一方面满足了揭露抵制社会弊端的时代需求，另一方面则受惠于鲁迅的传统。可重点了解聂绀弩的杂文创作成就，他也是在当代杂文文坛上标志性的作家。此外，还有唐弢和周木斋。解放区的时代环境并不适于杂文的生长，王实味的《野百合花》招来杀身之祸，此现象已在第二十五章论析过。
　　三、小品散文的多样风致
　　（3）就文学成就而言，这一时期的小品散文更值得分析鉴赏。应关注那些名家的散文在这一时期的发展与境界。其中萧红的《回忆鲁迅先生》是可读性甚高的传记散文，可注重欣赏其敏锐的感觉与才情，以及那不拘格套的笔法。冯至的《山水》多用诗的笔调来写散文，特色是好哲思，也可以选其中几篇来品评。重点可评析梁实秋与张爱玲。梁的《雅舍小品》是余闲的调剂品，不大适应时代潮流，但行文优雅怡裕，给人真切与愉悦。张爱玲《流言》中的散文与小说不分轩轾，都是将庸常生活陌生化，重在体味人生，描绘多用意象，议论显示机智。梁实秋和张爱玲的散文在90年代重又走红，不妨思考一下其中的原委，除了作品本身的艺术魅力，也与社会风尚有关。
　　第二十三章 戏剧（三）
　　一、“广场戏剧”的三次高潮
　　（1）了解抗战初期“广场戏剧”是适应战时政治宣传、鼓动的需求的戏剧，不仅舞台直接面对大众，其戏剧观念、写作与演出方式都朝“抗战总动员”这一目标发生变化。更值得注意的是敌后根据地的“广场戏剧”，包括新秧歌剧与新歌剧，这是第二次“广场戏剧”高潮。应肯定“广场戏剧”的社会功能，并大致了解戏剧在特定的政治化年代中宣传与宣泄民情的作用。
　　（2）在“广场戏剧”现象中，应重点研究新歌剧及《白毛女》的出现。首先了解《白毛女》的创作经过与艺术形式，主要是如何自觉地借鉴、利用与改造民间（农民）的艺术资源。还应大致掌握《白毛女》的情节内容，及其在“集体创作”中如何出于政治与政策的考虑而不断修改的过程。其次，应分析《白毛女》如何将西洋歌剧形式，包括抒情唱段设计，与传统戏曲的“道白”等手法结合，并创造性地吸收民族民间音乐素材的同时，在歌剧音乐戏剧化与性格化方面所做的尝试。应看到《白毛女》的成功除了上述艺术因素，更在于其既有鲜明的革命性主题，又充分注意满足农民观众的趣味与审美习惯，两者有较完美的统一。《白毛女》的成功也是解放区文学的典型现象，其现实影响以及对后来民族歌剧艺术发展的影响，都是巨大的，不可取替的。
　　二、大后方、上海孤岛：“剧场戏剧”再度兴起
　　（3）作为知识性了解的，是抗战时期大后方与上海孤岛“剧场戏剧”的三股潮流。一是历史剧创作的繁荣，包括阳翰笙、欧阳予倩、阿英等的代表性历史剧作；二是知识分子题材的剧作，包括夏衍、宋之的、于伶、吴祖光等的剧作；三是讽刺喜剧的发展，包括陈白尘、袁俊等的作品。应对这些潮流兴起的社会和心理的原因有简要的分析。
　　（4）其中对夏衍的《法西斯细菌》与《芳草天涯》应有较多的关注。前者的特色在于表现知识分子面对时代的严峻挑战所经历的心理困扰与自我否定的痛苦过程。后者则更深入探索知识分子敏感的精神世界，都是现实主义的成熟作品。在分析两剧所保持与发展的剧作者艺术个性的同时，也应注意其所代表的本时期知识分子题材剧作的共通模式，即：正面描写普通的知识分子的思想和性格矛盾，展示知识分子不同的人生道路，注重时代现实的表现，以及内心世界的发掘，等等。《芳草天涯》因对“一切从政治出发”的创作模式构成挑战，曾引起有关政治与艺术关系问题的热烈论争，对此也应有知识性的了解。
　　三、沦陷区：职业化、商业化的“剧场戏剧”的繁荣
　　（5）大致了解1944年前后沦陷区北平和上海出现过话剧创作与演出的高潮，是现代戏剧史上罕见的现象。职业化和商业化的演出更注重“市民性”，通俗话剧得以风行。由于较少政治色彩，有追求艺术创新的空间，也促成了一些较有艺术质量的剧作的产生。其中扬绛的两部喜剧可作为考察的重点。
　　第三部分  当代文学
　　中国当代文学是中国现代文学的延续，指的是1949年之后的文学。（该概念并不科学，可是已经约定俗成了）
　　导言
　　一、“中国当代文学”有什么用？
　　文学不是件值得被加以神圣化的事物，艺术亦是如此。在这个文学已经失去其客观标准的年代，没有人不能被称为“作家”，而文学作品的好坏功过，也是褒贬不一，唏嘘四起的。可是文学是有价值的，尤其是“中国当代文学”！其价值何在？当代文学中，可以了解五十年代的当代中国历史，并且是不同于“中国当代史”的真实的，逼真的历史。通过当代作品了解社会和人生即使中国当代文学非常糟糕，也无法否认优秀作品的存在，从中映射出的作家的人格与精神是值得我们学习的。
　　二、“中国当代文学”好学习（研究）吗？
　　面临多重困难：
　　1 想要全面的了解中国当代文学几乎是不可能的。仅中国大陆文学，每年长篇产量至少是300部，量大。所以只能有选择的读。
　　2 离我们的生活太近（无需考证可以是这一特点的益处）。在的当代文学作家很多，所以对于当代文学的评论并不客观，说“好”的评论文章往往是文坛“哥们儿”的“杰作”，势力强盛的作家使人们抱着“惹不起就躲”的心态……
　　3 离政治太近。私下里还有真话存在，越是在乎的场合越是谎言当道。“求真”的九原则难以在当代文学中贯彻。
　　三、当代大学教育的缺陷
　　基础知识，尤其是历史知识的残缺，每茬人的努力都只能是从零开始，因为前辈的足迹已被掩埋于历史的风沙中。“穿越遮蔽，逼近现场”的精神及能力是我们需要的。
　　四、怀疑和批判的精神（能力）的必要性
　　充满虚假的现实中需要使用理性（现实角度），中华民族的文化传统历来培养顺民，顺从（盲从）。
　　第一章：新规范的确立与大一统格局的形成
　　政治工具：“新”规范指导了所有作家，影响了所有的文学创作。
　　一、新规范的源流
　　1942年延安，当时只能延安边区的新规范，在1949年，随着军事上的胜利，在文化上也很快占领了全国。
　　三十年代：
　　（1）左翼文艺运动（上海大都市形成，严格说来其作家不是知识分子时征，左翼文艺与延安文艺是不尽相同的，“左翼十大西北地方合流”形成延安文艺）。
　　（2）革命文学运动：创作社，太阳社
　　（3）五四新文学运动，其与1942年之后的“新规范”究竟是否存在关系？继承关系？
　　“五四”文学最突出的特点是“人的文学”，新文学运动是一次人的解放运动。（南京大学徐稚英先生最早明确提出）因此，也可以说是“启蒙文学”“救亡文学”（八十年代李泽厚提出）
　　“启蒙和救亡是双重的变奏”。李老师认为：五四改变中国的精神，更新中国的文化传统是启蒙，是比救亡更重要的，而不是该为救亡所压倒。
　　启蒙的基本点是人的个性和自由。战争中步调统一的需要，困难当头国人的爱国情绪，使“启蒙”不得不被打断。一直到八十年代，李泽厚提出了一个全新的“启蒙救亡变奏”的文学论点。然而这一论点是不全面的。
　　启蒙+救亡+翻身，中国传统固有的“帝王将相宁有种乎”“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的阶级意识和斗争手段，在五四时期，“十月 命一声炮响”的推动，人民族阶级和影响下有了发展。新规范的源头是翻身而非救亡。
　　30年代左翼的本质是“无产阶级翻身求解放”目标下的团体。“工人无祖国”的思想使他们看重的不是“启蒙”，也不“救亡”。只当“救亡”成为挡在“翻身”前的必经之道时，他们才投入到民族解放的洪流中。
　　韦君宜晚年的《思痛路》回忆延安窑洞时期知识分子的希望破灭和遭受的压制力量。萧军、王夕照等人因无法忍受政治对文艺的绝对领导而愤然，结果遭到不平待遇。
　　二、大一统格局的形成
　　对比苏联，同样在压力之下却有文学作品大胆地真实地坚持文学道路。为什么在1949以后的中国，20年中却顺从地服务于政治？
　　（一）50年代一系列文学批判运动（持续不断的文艺批判）
　　1.对萧也牧的批判
　　《我的夫妇之间》（短篇）“知识分子眼光看工农干部”。
　　2.对《关连长》的批判
　　赞扬中中人民解放军下级军官的人道主义精神，却以“歪曲我军战斗精神”的名号被判。
　　3.对俞平伯红学研究的批判 （五四时期北大学生，胡适的大弟子）
　　同俞引起对胡适的批判 （胡适在文学界影响太大，毛泽东想要做有马克思主义观点批判新红学的运动的是“君”和“师”，实现政治和思想意识上的统治）。
　　4.对胡风的批判（鲁迅的追随者）
　　“固执”地坚持着鲁迅启蒙主义的知识分子的主体性，以“胡风反党、反革命集团”的名号受批判。
　　（二）知识分子改造运动 “上山下乡”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学习马、列，检查过去的资产阶级思想，以毛思想代替。
　　（三）作家的体制化——根本原因
　　50年代的有作家都被编入各自“单位”，本身的“自由职业”性质已被打破，“吃饭是重要的”，体制的力量使文学的大一统成为可能。
　　三、大一统格局下的实践后果
　　中国文学终于史无前例地变成了政治的工具(比任何一个朝代、时期更甚，更广泛和更彻底地)。50年代几乎所有的诗歌都歌颂党、领袖、解放军、新中国的欣欣向荣、抗美援朝、包括实际上有着强烈抵触的胡风公开发表的诗歌。
　　小说、散文……没有人写困难，没有人写存在的问题。“要据政治需要去创作”。“用阶级分析演绎文学作品”“爱、恨的复杂心理感情被简化”-----公式化，概念化的弊端由此不可避免。甚至连毛泽东，周杨等领导人也意识到并要求克服文学的“公式---概念”化，可是在今天看来，只要文学仍然充当着政治的工具为其服务，就注定无法走出这种模式作家们“深入生活”已经不再是自己的个人生活，而是工农大众的生活。可是什么才是深入了的生活，即生活的真实呢？时代要求作家反映若干亿工农兵的生活真实，可是当他们真的深入到生活中，他们看到的并不尽然是阳光明媚，当他们把这些生活的真实反映到作品中，就遭到批判，被诘问以“你看到了多少中国工农”，贯以“歪曲社会现实”的各号，受到批判 和压制。于是，50年代的文艺界，出现了诡辩的方流论、本质论。作家们只有在《人民日报》的社论中，红头文件中，毛泽东的语录中去把握生活的本质和主流----统一的虚假。于是被称作了“主流和本质上的真实”。柳青《创作史》无疑是文革前十七年当代小说中最优秀的一部长篇作者本人也是有良心的作家。
　　“梁生宝和改霞的恋受”在后者进城当工人的结局中结束，忙于合作社的工作使二人终不成眷属。可是真实的生活是“改霞”的原形“林改改”“提高自己觉悟，为革命贡献青春”------嫁给了前线的伤残兵。柳青的作品中没有这样的内容，并且显然回避着这些。
　　第二章 双百方针的提出与文学的突围
　　一、双百方针的提出
　　郭沫若、艾青已经 从女神的光芒突进和大堰河的深情饱满转变为工农生活的歌颂者。1956年，毛泽东提出“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双百方针。与其先前提出 的“二为”（文艺为无产阶级政治、为工农兵服务）实质上是矛盾的。
　　原因何在？经济要发展，光靠工人加班、农民合作是不够的，科学技术是必需的。因此，要调动知识分子的积极性，必须为其创造一定的宽松环境。这一时间，毛泽东在大知识分子面前的自卑感已经被克服得不错，全国上下学习毛泽东思想的现象给了他良好的自我感觉，马寅初还率北大教授邀请毛、周、刘、董等做他们的老师……天下太平了，可以让思想文化界开口讲话了。“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需要，是毛泽东心理上的一个要求。1956年，赫鲁晓夫清算斯大林，国际共产主义运动进入了低谷，毛泽东开始意识到总结斯大林教训的必要----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方针，于是有了“双百方针”的实践。上述背景之下，我们要关心的是----文学发生的变化。
　　二、昙花一现的繁荣景观
　　1956—1957：百花待放。小说：结束了所有作家都为新生活唱赞歌的局面。阴暗面、社会生活的问题及矛盾为一些作家所关注王蒙《组织部新来的年轻人》揭露和批判官僚主义。“林震”vs“刘世吾”。李国文《改选》政治生活的不合理，一心一意为工人的干部永远上不去。耿龙祥《入党》，白危《被围困的农庄主席》（也有人认为是报告文学）进入人的内心世界和情感深处，表现人情、人性、人道精神。农村干部为琐事所扰，无暇考虑建设的事实。宗璞《红豆》50年代短篇最优秀之一，简单而动人，“江玫”无产阶级革命家的红豆回忆，探索人的复杂情感与政治立场之间的关系，邓友梅《在悬崖上》革命者的外遇。50年代文学作品中还不是完全没有“love”，可是却呈现以下趋向：高度纯洁化（“性爱”与“肌肤之亲”不可能出现在共产党人正面人物身上）高度简单化（爱他/她什么？能劳动）。
　　诗歌：公木《据说，开会就是工作，工作就是开会》干部的工作状况，揭示官僚主义作风。
　　公刘 “红小鬼“-----“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1956，公刘的创作发生巨大变化。1.他看到了社会生活的不合理现象《禽兽篇》。2.近30岁的公刘首次陷入情网，自比“迟开的蔷薇”。
　　邵燕祥：叙事诗《贾桂香》，封建意识对新时代表年的迫害。流沙河：《草木篇》。白杨“纵然是死了吧，也不肯向谁弯一弯”人格独立的向往。
　　戏剧：海默《洞箫横吹》，杨履方《布谷鸟又叫了》团支部书记的爱情给予的压力。岳野《同甘共苦》进城做官的革命者的乡下“黄脸婆”和“城市新娘”当代史上惟一一部反映该类题材的作品。“不能写成悲剧”的苦衷使岳野无奈之下给了戏剧“大团圆结局”。
　　报告文学：刘宾雁《在桥梁工地上》队长、书记的微妙关系。《本报内部消息》报社内部的问题。两部作品。1957年，反右斗争中，上述作品大多被否定和批判为“毒草”，作家们也被打为右派。（1979，《重放的鲜花》上海文艺出版社）
　　文学批评：巴人《论诗人》、钱谷融《论文学是人学》显然是与宗璞《红豆》之类的小说是站在相同的“人本”立场上的。
　　三、反右运动与文坛生机的夭折
　　55万知识分子被打成右派。文学界是重灾区。首先从报告文学作家刘宾雁开始，一系列青年作家，如刘绍棠、王蒙等，都遭到批判。
　　毛泽东是不是出尔反尔？
　　“双百方针”所带来的1956---1957年的局面可能是毛泽东及中央上层始料不及的。他们真诚希望能听到意见，但没有意识到意见会那样激烈且繁多。广大知识分子尤其是民主党派的领袖们（如储安平）对共产党不是没有想法的，他们一旦开始讲话，中央就傻眼了。他们关于“民主政治”的意见，往往是中央不愿改和无法改的。大学生的力量汹涌“要民主、要自由”的口号惊动了上层，1957年的北大《广场》，主编张元勋和同学沈泽宣发表诗歌《是时候了》。
　　此时的毛泽东表现得相当不自信，他认为“拥护共产党的知识分子只有10％”，巧合或者必然的是，550万知识分子中，55万人陷入了批判和囹圄。从此，作家开始小心翼翼地回避现实生活和躲避真情实感，文学的萧条是必然。可是，从1958年开始，出现了“人人都是诗人”的奇怪现象。
　　第三章 “文艺大跃进”及其作用和影响
　　一、“民歌”到“文艺大跃进”
　　1958年春成都的最高国务会议上要求“要搜集民歌”，后又再三提出，成为一种重要的政治任务，“新的也要，旧的也要”，全国人民响应毛主席的号召，开始“采风行动总动员”从上至下的新民歌运动轰轰烈烈开展起来（“察看民情”是当时人们对“搜歌”号召的起初理解）
　　“村村要有李有才，社社要有王九，县县要有郭沫若”的口号，在“新民歌”的树标兵，评先进的氛围中应运而生。郭沫若提出“文艺也要放卫星”，要求文艺上的大跃进各省各地开始定计划、作规划，目标惊人却竟然被完成了，河北省还曾检讨“低估了人民群众的创造力”。“赛诗会”到处可见，文艺大跃进轰轰烈烈。大跃进民歌大量出版：1958年下半年出版的诗集数量超过了新诗（五四）产生以来的诗歌总量。《红旗歌谣》郭沫若，周扬（理论权威）编在郭沫若在为这个集子写的序中，他大胆地将“新民歌”称作“共产主义的萌芽”。
　　二、大跃进文艺的思想与艺术
　　从“民歌”创作到整个“大跃进”，与的建国后“新规范”下的文艺比较，都没有在思想上出现新的价值突破。且“歌颂”的过程比过去更简单，明朗。（这里有民歌特点的因素）“主席走遍全国，山也乐水也乐。蛾眉举手献宝，黄河摇尾歌唱……”选自《红旗歌谣》
　　“忆苦思甜”模式《三过黄泥坡》：
　　一过黄泥坡，黄泥坡上野草多
　　二过黄泥坡，黄泥坡上人马多
　　三过黄泥坡，……
　　表现在壮志豪情中的狂热。“时代的艺术风格”在整体化的时代里体现得很鲜明，想象力，夸张的能力是大跃进民歌的特色《月宫装上电话机》：“月宫装上电话机，嫦娥悄声问织女。听说人间大跃进，可有心思下凡去？织女含笑把话提，我与牛郎早商议。我去纱厂当女工，他去学开拖拉机。”
　　夸张把握到什么程度才能让人接受？
　　这是一个值得思考的问题。豪情壮志可以接受，荒唐可笑的牛皮却是不可以接受的。1958年上下比赛吹牛，诗人的夸张似乎可以理解，报告文学作家的夸张却似乎不可以接受，《徐水人民公社颂》放出了许多“卫星”。
　　三、大跃进文艺的文化功能
　　1957年的“55万右派”使一大批作家走向“劳动改造”，濒临萧条的文坛需要有生机来填补。“工农商学兵”都参与到“新民歌”和“大跃进文化运动”中，可以达到这样的“繁荣”
　　“新规范”被1956—1957“百花时代”打扰，“大跃进文艺”以一种文化上“农村包围城市”的方式，坚固着“新规范”，全面淹没着知识分子的文化，“俗”文化彻底战胜了“雅”文化。
　　第四章 走向“文革文学”
　　在“两结合”创作方法的规范之下，1958年产生，其影响一直持续至八十年代。“新民歌”和“文艺大跃进运动”中，毛泽东提到“新诗发展的方向”问题，处于偏见或不了解，他提出“在古典诗歌和民歌的基础上发展‘新诗’”。“诗歌在内容上应该是革命的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的统一 经过郭沫若和周扬的解释，“两结合”创作方法应运而生——革命的现实主义和革命的浪漫主义相结合。（在当时被理解为理想和豪情，致使文学无法再客观冷静地摹写生活）。在这一理论的指导下规范下，美好的共产主义前景被空前的强化，现实社会生活中的阴暗面被作品所回避。
　　关于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现实主义的核心是建立在“批判”眼光和精神下的真实性，然而，批判与政治的关系是复杂的。当一个政治力量要推翻一个旧的政治集团（政权）时，对于文学的批判性，他们是欢迎的。当一个新政权建立起来并存在不完善不合理之处而又不愿意面对并改正时，现实主义及其批判精神必将是难容于政治的。“两结合”的创作方法很好的适应了政治对文学的要求，更多作家原离现实生活和内心世界。1958—1961的“三年自然灾害”实际上是一场“人祸”。李锐（曾任毛泽东的秘书）在他的《大跃进亲历记》中回忆了“人民公社运动中”大食堂及其倒闭所造成的到面积的饥荒和死亡。1960年《人民文学》中农村生活却是一片喜气洋洋的幸福景象。
　　二、狭路上的探索
　　作家们在无法面对现实的情况下走了两条路：1返回历史，在相对自由的世界中进行研究2研究“美”，回避现实，既保持了真正的艺术审美又不至于碰处到敏感的东西。
　　严阵《江南曲》；杨朔，秦牧，刘白羽的散文，茹志鹃的短篇《百合花》，政治上毫无问题，艺术上的高超（不接触战争的具体）茅盾给予巨大的好评。王愿坚的《党费》《粮食的故事》《七根火柴》，写远去了的“长征”，从细处入手描写人物的心理，但是同那个时代的大多数作家一样，在歌颂宏扬某种精神的同时，忽略了“人性”，“人道”和“人本”的精神实质上的复杂感情。
　　三、从“歌颂”到“战歌”
　　严阵作品中那样的“颂歌”被称作“轻歌曼舞”，遭到批评。战斗的精神，生活中的阶级斗争在六十年代被强调 （毛泽东在1963年提出“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的指示）。诗歌界的代表人物郭小川，贺敬之创造了“阶梯式”：诗歌形式和叹词的大量运用，为表现战斗豪情而服务。如《竹矛》。小说以“阶级斗争”为题材的集大成者是浩然和他的《艳阳天》。剧本《千万不要忘记》，将“阶级斗争”引入家庭生活，“与中产阶级争夺下一代”的口号下，“红青年被丈母娘腐蚀”的故事情节存在于《千万不要忘记》中。
　　第五章  十七年的诗歌
　　郭沫若的《新体颂》、何其芳《我们最伟大的节日》、艾青《国旗》。三十、四十年代活跃的一批诗人（以郭沫若，何其芳，徐迟为例）在建国初期五十年代仍在歌唱，然而已无法代表这个时代。情感的空洞使诗歌变得苍白和不值一体。五十年代选择了属于他的诗人，年轻的能适应这一时代政治要求的诗人，他们从小就受革命的教育，未受资产阶级思想的“侵蚀”。
　　郭小川，贺敬之，闻捷，李瑛，公刘，邵燕祥：青春的激情+思想的深度=诗人（真正的诗人）。
　　郭小川的诗：自小接受革命教育。16岁“一二•九”中投身革命，后赴延安马列学院，曾任王震的秘书。抗战胜利后，回河北故乡任一任县长。建国后调入中共中央宣传部，管理“文化战线”，曾与二人合作发表大量杂文，笔名“马铁丁”，目的在于教育年轻一代接受党和社会主义。1955年调入作家协会，郭小川开始建国后的诗歌生涯，大量发表诗歌。1955—1956总标题为《致青年公民》的组诗，影响颇大，其中尤以《向困难进军》《投入火热的斗争》著名。他并不象大多数诗人那样空泛地歌颂，他看到了新中国的问题，这是值得肯定的。郭小川是自知的，1957年在诗集序言中说自己写诗像“抗战时期写标语一样”，从这一年开始，他在诗歌的题材，内容，艺术个性等方面，开始了新的探索。一系列的叙事诗《白雪的赞歌》，《深深的山谷》，《一个和八个》，《严厉的爱》等。有的写革命战争中的爱情，高大纯洁的必然旋律外，类似于宗璞的《红豆》那样的感情也贯注其中。《一个和八个》开始创作是在1957年5月1日那一天也是整风运动的开始，诗稿被封为“绝密”供“十三级以上的干部”批判（幸未被打为右派）。革命者王金被敌人抓住并逃脱，后又加入革命队伍，被认为投降敌人被打入革命队伍内部的奸细，关入牢房，与其他人（汉奸，开小差的士兵等）同被判死刑。在他抵住敌人突袭重回革命队伍时，再度被怀疑并判死刑……
　　抒情诗《望星空》作于建国十周年，“我们不算伟大，不算辉煌……走千山涉万水，就是走不到那个天堂。”这首诗遭到了“堕落”“资产阶级思想”等名号的批判。郭小川开始意识到创作道路的狭窄，爱情，人性，矛盾，困难等等，不是诗歌所能反映的了，红灯遍布的道路上，郭小川政治上不越雷池半步，题材上不再去突破，在歌颂的艺术上作了努力，为自己找到了躲避急风暴雨的栖息地，《甘蔗林—青纱帐》《厦门风姿》《林区三唱》就是这一类作品的代表。
　　限制之下的想象成就了《甘蔗林—青纱帐》的独特艺术视角，引发了人们对意象的强烈共。借自然风光反映了厦门的战士。写了东北大兴安岭以少见中取胜。文革开始之后，郭小川无法继承“走钢丝式”的创作，任王震秘书的经历，甚至连累了他，白天受批判，夜里搞创作，这种扭曲状态使他开始在他诗歌创作中运用“红太阳式”的弄虚作假，而在思想上又对这种作假行为感到矛盾。《团泊洼的秋天》《秋歌》等七十年代初的作品，在那一时期不能公开发表，只能留作自己欣赏，真情实感只能藏在心底。
　　战士与诗人，政治工具与艺术的矛盾始终贯穿于郭小川的一系列探索中。既不希望违背将令，有愿望着做一个真正的诗人，他具备着诗人的天赋，然而安分的灵魂却与整齐划一的的战士身份斗争。“服从？独立人格？”造成了他内心深深的痛苦和悲剧所在。红小鬼的“蜕化变质”实质上是在受到人类文化遗产教育教育之下的独立人格的苏醒。加之政治与文学的必然的距离，使文学的价值观本来就独立于政治领域的价值观，成为诗人的战士完全可能崇拜起普希金，成为作家的战士也无法忽视托尔斯泰。然而那个时代，郭小川一类的作家（诗人）无法背离毛泽东崇拜以及将令的要求，所以，诗人和战士的矛盾集中在他们的身上，反映于作品中，流露出深刻的精神人格的悲哀。
　　二、贺敬之的诗
　　时代特色较郭小川更为明显。
　　贺敬之生于1924年，抗战爆发时13岁，被迫辍学，辗转逃亡到延安。《乡村的夜》（五十年代出版的贺敬之的第一部诗集）收录了他在延安时期的早期的创作（贺敬之对王统照，臧克家尤其是对后者的摹仿痕迹是显而易见的）1942年，延安文艺座谈会后，贺敬之开始虔诚的改造自己的创作，使作品大众化。这些类似于顺口溜的诗作也在后来集结成书《朝阳花开》（《南泥湾》就是其中的作品）与丁毅和写的歌剧《白毛女》使贺敬之成为新中国戏剧的领导人，因此在建国初，贺敬之没有进行诗歌创作，只是集结诗作成书。至1956年，贺敬之重新开始诗歌创作。然而不同于1956—1957的“突围行动”，贺敬之的创作正是在“规范”之下的产物。重执诗笔之后的第一首诗《回延安》即引起了全国范围内的关注。诗人本身的艺术技巧是值得肯定的，而时代背景下曾经在延安生活过的人们的强烈共鸣也是《回延安》成功的重要原因。紧接着贺敬之以《放声歌唱》奠定了他在当代诗歌史上的地位。与《回延安》所采用的陕北民歌“信天游”的形式不同，《放声歌唱》这首诗中学习了苏联诗人迈亚可夫斯基的“阶梯式”形式，一写几千行，雄浑开阔庄严的特色，适应了五十年代的艺术梦想。新风格之下，诗人本身的技巧也是不可忽视的，贺敬之实现了政治动员的艺术化：1善于将抽象的政治概念转化为生动的艺术形象2政治议论的抒情化，以情动人。
　　三、闻捷等人的诗
　　1闻捷“适应政治需要和吸引读者”的夹缝中寻找创作道路，在大西北做随军记者多年，四十年代末五十年代初“颂歌风”中作品不多，到1955年才成为为人广泛知晓的青年诗人。最有代表性的是组诗《吐鲁番情歌》和《果子沟山谣》（均收入《天山牧歌》）。
　　闻捷诗歌的特色：“献给新中国和新生活的颂歌”是闻捷诗歌的主题，但是他写的是内地读者所不熟悉的生活，这种新鲜题材来自于他在边疆的生活，其中对于少数民族青年男女爱情的描写是受到读者欢迎和喜欢的原因。闻捷对于这些微妙复杂的感情的关注是歌颂新时代、新生活，充满着趣味和积极乐趣。这符合于时代艺术要求的创作旨意，也是闻捷作品未游历于时代的高明之处。然而为了避免让自己成为所谓的“爱情至上主义者”，闻捷刻意的替诗作中的爱情男女主人公安上“闪光点”这些曾被高度赞美为“表现了革命青年的理想高尚情操”等闻捷的诗在今天看来，恰恰是真情实感的败笔。
　　2李瑛、公刘、邵燕祥
　　李瑛手法上值得肯定，善于细致刻画。
　　公刘、邵燕祥50年代表现建设者、歌唱建设者的诗人代表。作为记者的邵燕祥，走遍全国进行报道和诗歌创作。
　　第六章 十七年的小说
　　一、农村题材的小说、赵树理的小说及“赵树理方向”。
　　1942年延安文艺座谈会以后，延安有意识的培养起来的样板，贯彻了毛泽东文艺方向进行创作。1948年赵树理在文坛已有了很高的地位，“赵树理方向”形式上通俗易懂，内容上为农民所喜闻乐见，追求大众化，不能以精英知识分子的立场“高高在上”的看待生活，或是用启蒙的姿态写农民。而是站在农民之中写生活、写农民。
　　鲁迅为代表的“五四作家”是从深层上透露了这一批精英知识分子在思想情感上与农民的不一致，站在高处看农民。从1949年以后的创作看赵树理，短篇小说《登记》是为了配合新中国《婚姻法》的出台，响应号召进行的创作，以其通俗易懂的内容和彻底中国传统的叙述方式，展示着乡村生活中的故事。长篇小说《三里湾》是第一部反映农业合作化的长篇小说。（主要反映的是初期“互助组”阶段）短篇小说《锻炼锻炼》作品的魅力来自于对农民心理情感的描写，幽默的笔法写了“吃不饱”和“小腿疼”，对这些好吃懒做的人批评之余，隐含透漏出农村妇女在那个时代的几分辛酸。
　　赵树理对农村生活、农村情感的了解程度是深刻的，体验是真切的。形形色色的人物、真实的细节，是他的作品在当时受到欢迎的原因。然而，他缺乏一种对人生的深刻的悲悯和同情，并不是本着宽大的情怀去创作。他嘲笑着那些在农村生活中被嘲笑的一群，只能在政治方向上跟从……
　　柳青和他的《创业史》：五十年代末，赵树理的时代过去了，而取而代之的是柳青和李准。
　　李准，五十年代初《不准走那条路》（指的是个人发家致富的道路）为互助合作唱赞歌；1958年中篇小说《李双双小传》轰轰烈烈的生活，妇女解放事业在农村的发展，塑造社会主义新人形象。柳青，史诗式的小说《创业史》（第一部最有价值）。梁生宝这个农业合作化运动的带头人形象，优点太多，以致于显得并不真实。相反，作家笔下受批判的人物，却写的较为真实。
　　浩然的《艳阳天》赵树理，柳青和浩然构成了十七年农村题材小说的一条发展线索。
　　二、革命历史题材
　　杨沫《青春之歌》：结构上以主人公命运为线索，带有强烈的自传色彩。林道静，知识分子在改造锻炼中成长为革命战士的主题，杨沫很好的适应了，并将青春之歌写得不那么乏味，重要因素是：杨沫对自己生活的珍惜。
　　不足：阶级观念和阶级本质性在小说中的反映；修改版中增添的，林道静在农村接受农民阶级教育和改造是对时代规范的遵从；他热情赞美林道静和卢嘉川，批判和否定了老实读书做学问的青年，这是一种革命价值观，可是在当时中共的执政党地位已经确定，这就注定了《青春之歌》处于一种尴尬的状态，宣扬一种革命的逻辑，却无法在求稳定的政治背景下倡导革命。
　　《红旗谱》等革命历史题材小说：作者梁斌想把它写成史诗，却写成了一部革命传奇。革命生活给了梁斌等作家以革命理想，对战争和斗争的历程、对人物，他们都是熟悉的，但是往往也是被拔高了的。小说写北方农村各阶级的人物，波澜壮阔的画面，从大革命一直写到“九•一八”，指出了自发斗争的失败的必然性，得出必须在党的领导下才能有革命的成功。
　　第七章 十七年的散文
　　魏巍等人的报告文学、杨朔等人的散文。杨朔善于结构文章，成为一种雕琢的模式，从根本上是缺乏真实性的。秦牧则以知识见长。邓拓等人的杂文。邓拓是北京是副书记，作官的文人。文革开始时对“三家村”批判，就是针对邓拓、吴晗和廖沫沙的批判，其实他们只写了一点社会上鸡毛蒜皮的问题的批判。
　　第八章 十七年的戏剧
　　老舍可以说是十七年话剧中最优秀的，为配合宣传而作，但是老舍懂得艺术，在顺从政治之余，他做过很大的努力争取，保留下了不少精彩的章节。郭沫若、田汉等人的历史剧：郭沫若是善于迎合政治和现实的，这使他的诗歌创作在1949年之后变的象小丑。然而他是通晓时理的，回避现实，从历史剧中求得创新，是他开辟的一条道路，《蔡文姬》为曹操翻案，同时作为大文学家，大文人的郭沫若在思想感情上对蔡文姬是有感情的，这使他的作品有了更深入动人之处。《武则天》则为武则天翻案。
　　田汉，浪漫主义手法歌颂伟大剧作家关汉卿。《千万不要忘记》等现代戏，代表着当时的一般潮流。作家们接受教训，回避生活纷纷进行历史剧的创作时，中宣部、文化部对这一现象是担忧和不满意的。“写十三年”口号被柯庆施提出，与此同时 ，毛泽东又一次提出“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亿苦思甜”运动在全国广泛开展。《霓虹灯下的哨兵》、《丰收之后》等现代戏剧涌现。“告戒青年一代继承革命传统，保持革命本色”为主题的。《千万不要忘记》、《霓虹灯下的哨兵》是与毛泽东思想占领社会每一个角落的阶级观念一致的。取材于民间传说的《刘三姐》，改编自历史剧的《天仙配》、《秦香莲》调和了当时一切戏剧都讲政治的格局。
　　第九章 文革文学
　　文革文学和十七年文学：将二者截然分开的文学史观来自于两个文学时段的观念对立，文革文学以江青为代表，而十七年文学以周扬为代表，他们是势不两立的。江青说十七年文学是一条资产阶级黑线，彻底否定了十七年文艺和周扬等人的实践，而认为样板戏开创了无产阶级文艺的新纪元，无产阶级文艺从《国际歌》到样板戏中间是一片空白。粉碎“四人帮”之后，十七年文艺黑线的代表人物也得以重新占据文坛，清理文革中的文艺队伍，被冠以“帮派文艺”的江青文艺受了批判。然而，二者实质上是一种继承发展的关系，因此不能割裂的对待文革文学和十七年文学，他们的区别在于，前者将后者中的主导思想高度的强化了，也就是说，文革文学是更符合毛泽东文艺要求的文学。
　　文革前期文学：文革以林彪事件为标志划分为前后期。
　　1文革的开始，1956年吴晗《海瑞罢官》遭到批判，当时叫“学术批判”这一运动中，毛泽东亲点的领导小组中包括陆定、彭真等在后来被打倒的人。1966年春，“三家村”遭到批判。1966年5月16日文革正式开始，开始时仅限于各大高校对资产阶级学术权威的批判，运动过程中，矛盾分歧慢慢出现，学术权威成为校长们所包庇的对象，于是矛头指向了校长和他们背后的中央领导。邓小平、刘少奇派工作组领导学生的造反运动，实际上则是逮捕了学生领袖，镇压了学生运动。毛泽东回到北京，指责了刘邓的“错误”，并接见了学生领袖和红卫兵。从1966年8月开始，著名作家相继遭到批判，叛徒、特务、黑帮分子等帽子剥夺了他们写做的权利。作协和中宣部都瘫痪了，全国文学报刊除《解放军文艺》之外都停刊。
　　2“文学空白”说的评价，事实上文学还存在，因为《解放军文艺》还存在和若干报纸的文艺副刊还存在。“红卫兵文学”大量充斥，他们没有刊号，没有统一的机构，但是却统治着一时的文化界。红卫兵创造中以诗歌居多，青春的激情和爱憎分明的背后体现着狂热盲目、个人崇拜和浓郁的火药味的暴力倾向。反文明、反人性倾向和恐怖主义色彩与人类文明的主流的健康价值标准是相悖的。对暴力的歌颂是对生命的不尊重；对革命洪流的追从，忽略了作为个体的自由和独立，更谈不上生命的尊严和权利；对战争的盼望，对英雄的歌唱，极端的显示出一种恐怖的美（法西斯美学）。《献给第三次世界大战的勇士们》真诚的情感却给历史留下带着毒素的作品，见证着那个时代的狂热和盲目。
　　文革后期文学：文革前期没有固定的刊物，作家被关入牛棚改造，“红卫兵文学”兴盛。文革后期政治动乱有所平息，实现了全国一片红，革命委员会实际掌握了全国政权，红卫兵上山下乡。毛泽东“希望有更多的好作品问世”，于是文学出现了一种新的状况：
　　1一大批曾被打倒或批判的作家从牛棚中走出来，重新开始创作。
　　2全国各地的文艺报刊纷纷复刊，还出现了一些新的刊物。
　　3大搞群众性创作，国家通过行政力量鼓励群众性的文学创作活动，成立群众创作组（与1958年大跃进民歌运动相似，天津的小靳庄是典型），这一方式，却真的培养了一批新的作家和诗人，他们活跃在文革后期的文坛上。这一时期代表刊物：《朝霞》、《学术与批判》。
　　然而权利对创作的控制仍是严格的，只要经过党组织盖章批准后，作品才能发表。“约稿”情况占大多数，以配合政治意图。因此，当时作家都学会了两种作品的创作，一种是写给刊物发表的，另外一种是私下写的，给自己看。
　　（一）样板戏
　　样板戏出现于文革前期，但是经过不断修改，到文革后期定型。钢琴伴唱《红灯记》、《红灯记》、《沙家浜》、《智取威虎山》、《奇袭白虎团》、《海港》、《红色娘子军》、《白毛女》代表了文革文学的最高成就。样板戏宏扬革命理想，为政治服务，每一部作品中都有一个高大的英雄形象。阶级斗争、民族战争是主旋律。大力宣传政治思想，塑造英雄人物表现某种革命哲学，却留下了它不可否认的缺陷，就是回避人性和英雄人物性格单一片面化。“三突出”的创作原则：在所以的人物当中突出正面人物，在正面人物中突出英雄人物，在英雄人物中突出主要英雄人物。
　　（二）浩然及其长篇小说《金光大道》
　　体现文革小说的精神面貌，从互助组到农业合作化到农民公社，反映出文革时期更为激进的创作意识。
　　（三）张永枚和他的诗
　　张永枚从1957年到文革都很受重视，文革中受江青的亲近和扶持，更是一帆风顺。《西沙之战》反映中越西沙战争，把江青的“把敌人从西沙赶出去”写入诗中。
　　（四）影视作品
　　《春苗》对农村赤脚医生的歌颂，对城市医生的丑化，反文化特点和倾向在这一时期是明显的。《决裂》再也不能让资产阶级占领我们的学校的思想下，反映教育改革，否定和嘲弄知识分子和大学生。
　　第十章 文革时期的地下文学
　　从黄翔到郭路生：黄翔是从事地下文学创造的第一位诗人，他出身不好，小学辍学，在自己家里看父亲留下的五四时期的书，而且接受了西方文学著作和中国民主时期文学中的思想，这使他和当时的主流意识格格不入，与监狱结下了不结之缘，文革结束后，他带了一百多张大白纸抄的《火神交响曲》去北京张贴，一个月后，又在天安门城楼上刷下标语“必须对毛泽东重新评价”，后来又希望美国总统插手中国人权问题。郭路生（食指），优秀的诗人是敏感的，但是过分的敏感会造成现实生活中的艰难，文革年代，郭路生是很早的觉醒者，于是他很孤独，《相信未来》的叛逆味并不重，以理想主义和浪漫主义色彩为主。《四点零八分的北京》是文革时期知青诗歌的起点（是北京第一列上山下乡的火车的开车时间）。北岛、芒克、多多都深受食指的影响。
　　知青之歌与白洋淀诗群：从郭路生的《四点零八分的北京》开始，下乡的知青开始了他们并不一定自觉的与主流意识相悖的诗歌创作。同时，知青在农村的生活单调无味，思想的苦闷无聊使他们开始了传书，甚至开始协作和相互传抄。舒婷就是在没有意识到自己会写诗的情况下声名远播的。顾城在文革时期随顾工到山东农村下乡，跟父亲一起放猪，但是心中还怀着一些梦想，于是就写诗，最后还发表了。然而知青创作并不是都有着顾城和舒婷这样的经历。他们的诗歌作品离主流意识并不远，但是也不主动的迎合主流意识，他们不再歌颂上山下乡的喜悦，他们写对亲人的思念、对情人的依恋、对寂寞和无聊的插队生活的排遣。但是后来出了“任毅事件”，知青们有了保密的意识，地下文学因之而得名和产生。
　　白洋淀诗群：河北白洋淀知青点，离北京近，而且聚集了大批官员子弟，最前沿的西方著作被中央统一引进，共副省、部级以上领导参考，白洋淀诗人则利用了这些优势。芒克、多多、根子等一批白洋淀诗人的出现为文革结束后中国诗歌的发展奠定了基础。
　　手抄本小说：文革时期的地下文坛产生了大量的手抄本小说。这些小说在流传的过程中，可能被经手的知青们逐一更改，弄清这些变化过程，对于研究者们对文革时期文学发展的探索，是很有益的。手抄本小说有以下几种：
　　a有一类手抄文学与当时的地上文学距离并不远，只是与文革特定时期的政治相冲突，粉碎“四人帮”后，很快得以出版。这些作品主要是歌颂周恩来和歌颂知识分子，如张扬的《第二次握手》
　　b其他的大量在政治上有问题的作品，在质量上并不好。
　　另一类作品离政治较远，只关心青年人的命运、生活状态，后来证明意义较大。毕汝协《九级浪》写女青年堕落的过程，男女情爱和性爱。赵振开的《波动》写时代中的政治中的爱情，精神状态、信仰危机以及对当时流行的哲学产生深深的怀疑。靳凡《公开的情书》据说是根据作者与朋友的真实通信而作，情书中谈情说爱的部分很少，更多的主题是理想、革命、精神……
　　通俗小说包括侦探、武侠……关于性的文学《少女的心》，写少女与其表哥的三次由浅入深的性接触，从笔触和自然主义的写作方式，可以想到，作者并非为文学创作而创作，而是很可能是一个有这样经历的少女的内心感情的真实抒发。
　　第十一章 时代的转折和文学的复兴
　　文革结束之后文坛的转机：粉碎“四人帮”时，一批诗人和作家为此而欢呼，如贺敬之的《中国的十月》、袁水拍的散文《十月的长安街》。然而到1978年底，人们还不能彻底否定文革，所以从1977—1978年文坛上的作品依然是“文革文学”。思考“四人帮”的罪恶时，首先想到的是“不听毛主席的话”，进而是破坏老干部，沿袭着文革时期的观念，使某部戏剧中出现这样一句台词“他竟然连主席都敢批判？”至于之后的“人”、“人性”、“人的权利”的思索都不是这一时期文学关注的到的。
　　歌颂党和国家领袖的主题，如李瑛《一月的哀思》，柯岩的《周总理你在哪里》都是歌颂周恩来的作品，这与文革时期红卫兵歌颂毛主席的诗歌是一脉相承的，文学在缓慢中推向前进。
　　建设四个现代化主题。华国锋提出“大干快上，建设四化”的口号，国门打开一条缝，知识分子看到外部世界的情况，意识到自身的缺陷。
　　一种低沉的和深沉的甚至痛苦的思考，取代了1977年时欢呼文革结束的狂喜。我们在危险的十字路口徘徊，光明还是黑暗都无法确定。
　　小说创作界在沉思的阶段出现了新的苗头。刘心武短篇小说《班主任》划开了文革文学与新时期文学的界限，在当代文学史上具有里程碑的意义。刘心武突出了班主任张俊石老师，是在“提高知识分子的地位”的政策影响下进行的。
　　徐迟的报告文学《哥德巴赫猜想》透露出对知识分子在政治上的要求放松了一些，只要他们爱国就可以了。
　　1978年开始的思想解放运动，“两个凡是”和“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交锋，并从理论争论扩展为政治表态，极大的推进了思想解放运动。平反冤假错案，使作家得以被释放并正名。归来的作家和诗人在告别文坛二十年后，重返文学舞台。恢复高考使一批正在上山下乡的对文革有深刻体验的知青，得到了机会从他们之中成长起来一批知青作家。两代作家聚集使文坛出现新的生机。
　　从伤痕文学到改革文学：卢新华《伤痕》1978年9月发表时被批评为公开反对毛主席、反党、反革命。但却获得了1978年的短篇小说奖。这篇小说奠定了伤痕文学的基本形式，1979年--1981年是伤痕文学的时代。郑义《枫》（短篇）、冯骥才《啊》（中篇）、周克芹《徐茂和他的女儿们》、莫应丰《将军吟》、李发模《呼声》（叙事诗）。
　　伤痕文学带有强烈的感情色彩。但由于主客观方面的原因，作品还缺乏深度，作家“先天不足，后天失调”，知识结构不健全。唯一的优势是有亲身经历。所以他们痛心疾首却无力去深层思考，加之此时中央尚没有从政治上否定文革。
　　反思文学是伤痕文学发展的必然结果，作家们开始追寻文革中灾难的根源，从而对十七年历史进行了回顾，被称为“反思”。鲁彦周《天云山传奇》，在中央尚没有给右派分子平反的情况下，在作品中给右派平反；张弦《记忆》反映了对毛泽东的个人崇拜；茹志鹃《剪辑错了的故事》、高晓生《立顺大造屋》、张一弓《犯人立铜钟的故事》、古华《芙蓉镇》、李国文《冬天里的春天》、杨牧《站起来大伯》。
　　反思作家让人们看到社会怎么样了，他们那一代作家社会责任感比较强，关心政治，反思文学比伤痕文学要深沉，有历史重量和作家思想力量，而不是单纯的伤感。在反思文学蓬勃发展之际，又出现了改革文学。
　　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处的作家是勇敢的，冒着政治上的极大风险而揭示现实社会中的缺欠，刘宾雁《人妖之间》（报告文学，写干部腐败问题）、叶文福《将军，不能这样做》（诗歌，发表后大受好评，在中国新诗史上很有地位）。《假如我是真的》（又名《骗子》，剧本）。
　　由于现社会中的诸多问题和当时社会下层已经开始进行改革，文学作品的改革倾向越大了。但在改革问题上，作家走的很慢，很谨慎，大概是由于对新的经济形式姓社还是姓资的问题的迷惑。
　　蒋子龙《乔厂长上任记》被认为改革文学潮头作，但并未反映多少改革内容。这里的乔厂长不过是恢复生产。真正的改革文学是对农村承包责任制的反映的作品。何士光《乡场上》《种苞谷的老人》是真正意义上的改革文学。蒋子龙《燕赵悲歌》，大赵庄，武耕新。
　　此后，改革文学出现两种趋势。一是以贾平凹为代表的回避生活中改革与反改革的斗争，进入道德领域和人的心灵深处来反映时代。代表作品有《小月前本》《鸡窝洼的人家》《腊月•正月》。也有人写人们内心对新东西的抵触，主要是黄河中下游地区的作家，他们用传统的道德观念来看待改革。如《鲁班的子孙》写了父子两代木匠，儿子认活不认人，干活就收钱，被村民所指责。作家们虚构了许多不择手段赚钱，有钱就变坏的人物形象，表现社会的物欲横流。
　　另一种倾向是张炜为代表，站在改革的主要矛盾的层面上，用怀疑的主要的目光看改革。所以曾被误认为反改革。其实他们的本意是支持改革，但不允许改革改象他们所写的哪样改，不允许改革改到他们所写的那个样子。张炜《秋天的思考》（写竞争起点不平等的问题）、《秋天的愤怒》，矫健《老人仓》（地方干部用改革发黑财），晓剑《被切割成两半的太阳正在升起》（一女子为权力和金钱出卖自己的灵魂）。此外还有一些反映城市改革的作品。张洁《沉痛的翅膀》、李国文《花园街五号》（有意识流的痕迹）。
　　寻根文学运动：寻根运动是1984年底出现的，1985年形成高潮的，代表人物有韩少功、阿城、郑义、郑万隆、李杭育。杭州会议讨论文学的发展问题，会后作家都发表理论文章，而且都举起了“寻根”的旗帜。
　　韩少功《理理我们的根》认为文学应该有根，跟深才能叶茂，文学的根应该植于大众文化。中华民族的文化已经出现了问题，在文革中已经被扫荡，主流文化已经腐朽，而民间文化仍然是鲜活的，因此，应该从民间文化中寻找有价值的东西。
　　郑义《跨越文化断裂带》寻访文化大革命以来对山西文化的破坏的历史。
　　阿城《文化制约着人类》感叹我们民族文化的衰败。
　　李杭育《文化的尴尬》“我们说我们是中国人，但我们的文化中还包含着多少中国人的特点呢？”
　　这些作家从为文学寻根开始，进而为文化寻根。在人为组织和理论倡导之下，作家怀着明确的寻根意识，以理论和文学创作轰轰烈烈的开展了这场寻根运动。该运动更深一层的背景有：
　　1、当时中国社会文化的发展使一些作家产生了强烈的文化忧患意识。
　　80年代初中国掀起的文化热与新儒学有关，国内的新儒学与国外的新儒学有关，国外的杜维明等人的文章进入大陆，国内的梁漱名等人有崛起。他们认为文革破坏了传统文化，使社会道德败坏，重建文化秩序就要回归儒家传统。
　　2、现代化的紧迫感
　　迫切希望实现现代化的理想受到了现实的阻力，情绪受挫的情况下回顾历史成为必然。
　　3、来自国外的影响，马尔克思的《百年孤独》就是拉美寻根文学的代表，给了中国作家很多启示。
　　寻根文学的主要表现：寻根文学实质是一种文化发掘，宏扬民族文化。阿城《棋王》、《树王》、《孩子王》宣扬道家的超然物外、无为而无不为、天人和一。郑义《远村》《老井》写边远困苦地区的人与人的和谐，及中国传统仁人志士的情怀。韩少功《爸爸爸》用一个傻子影射了亦神亦怪而生命力旺盛的中国人性格。郑万隆《生命的图瞻》属于异乡见闻，他的根寻向边远地区的少数民族，在走向民间的同时走向了半原始的生活状态，以对半原始的愚昧的生活的赞叹，追求痛快淋漓。莫言“红高粱”系列，为了赞美野性，颠覆了传统的道德体系，美化了爷爷奶奶在高粱地里的野合，认为他们那一代是完整的，而往后一代不如一代。反映了作家在诸多压力之下活的不象个人。张曼菱不太极端，多写新疆的比较开放的爱情生活。
　　寻根运动的影响：
　　1、正面影响，超越了政治视角，给文学带来了更多的文化内涵，引起了人们对传统文化的反思。
　　2、负面影响。1）宏扬道家的人生哲学，用来批评我们的正统文化，并对道家寄予厚望用传统的一反面来批评传统的另外一方面，行不通。 2）给民间文化高度评价，用民间文化救治主流文化，却没有看到民间文化包含着许多历史留下的垃圾，还受主流文化的影响并滞后与主流文化。 3）回头是岸，主张社会倒退，反文化。 4）理想化的超越，认为高度现代化之后，还要回归东方文明，不妨直接达到天人和一。
　　现代派及其流变：现代派的序幕，王蒙《布礼》、《春之声》、《风筝飘带》。在《布礼》（70年代末）中，王蒙已经开始打乱时空的秩序，尝试新的写作技巧。现代派真正的创始者是高行键。文革结束后就开始模仿西方现代技术，但是发表了许多小说没有被重视，转而普及现代小说的相关知识。中国许多作家有意地模仿西方的现代派技术，而屏弃起思想内容，拒绝荒诞。个别现象有，莫应丰《驼背的竹乡》有一些荒诞的故事。
　　刘索拉、徐星等人的小说
　　二人都出现于1985年，1985年是中国文学新潮的开始，被称为“85新潮”，各种流派和年轻作家纷纷出现，中国文学在各个方面进入真正的百花齐放，种种探索并发。
　　刘索拉的《你别无选择》、《蓝天绿海》、《寻找歌王》。刘索拉是音乐系的，文学功底不深。他把对周围人的片片段段的描述集结起来，就构成了时空顺序错乱的的意识流的现代小说。80年代的青年受存在主义的影响，强调自我和个性，反传统，但来自学校和社会的限制和压力使这些激进的青年彷徨。
　　莫言、残雪的小说：莫言发育比较晚，上小学时还不太会说话。成名作品是《透明的红萝卜》（黑孩儿，别人怎么欺负都不说话，也许是作者的化身）用独到的视角写别人看不到的事，夸大别人认为不足道的事，按照自己的感觉来主观化客观世界，被称为“感觉化”。莫言经常津津有味的写一些很丑的东西，美化尸体、粪便和野狗等，被人称为审丑。他以极不恭敬的态度写自己的先人，不回避人性的丑《红蝗》《十三步》揭示人性的冷漠。
　　残雪，高中文化，做过服装商贩。《山上的小屋》《苍老的浮云》《黄泥街》《突围表演》。在残雪的眼中，世界上没有光明的东西，世界和人性都是阴暗丑恶的。
　　王朔与王朔现象。王朔最早的代表作是“顽主”系列，《顽主》、《一点正经没有》、《玩的就是心跳》写那些都市中吃饱了没是干，无所事事的年轻人的形象。他们没有目标没有理想，他们玩世不恭，采取快乐生活的态度来对待人生，对社会对自己不负责任。他们有个性，愤世嫉俗，有反抗精神，但这种反叛不是健康积极的。
　　王朔这一时期的作品具有假定性，在生活中不一定有原形。他的作品雅俗共赏，受到知识分子，特别是大学生的喜爱。这来自于态度作品中的调侃、对神圣不可侵犯的事物的消解还有他反映了一代青年因为找不到出路而产生的苦恼。《玩主》涉及到了人的精神状态
　　进入九十年代，王朔适应了新的政治形式改变了创作思路，写了《渴望》。他不再挑战权威，转而嘲弄知识分子。
　　朱学勤（上海大学历史系教授）为王朔的痞子文学找到了根，就是（部队）大院文化，他们的父辈就曾经是痞子，他们这一代想做痞子，但社会不允许，所以只好做文学的痞子。
　　从马原到余华、苏童
　　余华，《十八岁出门远行》《现实一种》《世事如烟》《难逃劫数》。内容上写血腥暴力。
　　第十二章 90年代至今的文学
　　90年代文学:趋时应变,蓄势待发　　
　　处于世纪之交的90年代的文学具有独享天时、承前启后的重要地位。市场经济的全面确立给90年代文学带来异样的气质:开放性、多元化格局的形成；物质主义重心的倾斜；个性特征的张扬;都市、女性、商贸等类别的拓展……奠定了90年代文学在20世纪总体进程中特殊的、积淀与过渡性的、不可替代的地位。90年代的文学情境已自然成为百年来的最后一道风景线,其独享天时、承前启后的重要地位,引起了文学界及整个社会的关注和兴趣。无庸置疑,80年代是我国20世纪文学发展史上的一个活跃期、激变期、繁荣期。它走出了历史的泥泞,经历了“伤痕”、“反思”、“改革”等一个又一个文学热点的转换:从创作的复苏到文学的振兴；从步调整齐的轰动效应到旋律驳杂的声部交错；从文学之门的开启到各种外国艺术潮流的全面引进；从创作倾向的多样化到美学思潮的多元化,尽管80年代文学尚有许多不足之处,但它无疑为90年代文学的启动提供了一个相当高的历史起点。90年代初期的文学态势与80年代后期并无鲜明的界线。许多重要的文学特点和现象都是顺势沿袭过来的。由于市场经济大潮的冲击而呈现出的“文学圣殿的倾斜”、“作家光环的暗淡”、“轰动效应的失却”等还有增无减。一时间作家圈内,有的缀笔,有的改行,有的下海……令人困惑不解。文学创作的纷纭之态也达到“乱花迷眼”的程度。铺天盖地而来的通俗文学几乎将严肃文学排挤得无容身之地。难怪当时有的评论家一度以“衰落”、“危机”、甚至“死亡”等极端化的字眼表示出严重的忧虑。及至90年代中时,经过一阵混沌状态之后,文学情势方逐步显露出一些独立的品格和异样的气质。二世界冷战局面的结束及多极化格局的出现,高科技的迅猛发展,信息化社会的日益强化,国际间经济文化交流的频繁,以及全球化趋势的出现……形成90年代文学演进的大时代条件。而国内市场经济体制的全面确立,经济建设为重点的观念的不断深化,图书竞争市场新格局的出现,作家写作方式的现代化改善,文化传媒手段的丰富化……造就了90年代文学存在的具体的生态环境。90年代文学的生存策略必须是、也只能是及时地趋时应变。其最突出的标志就是,美学意义上的文学多元格局在80年代的基础上又向前迈出了平实的、稳健的一步。总之,90年代文学这种多元化的格局将会继续其深入发展的历史进程。从80年代理想主义的启蒙到90年代物质主义重心的倾斜,由此而产生的种种人生的活剧、情感的波澜、关系的沉浮、人性的开掘等,都悄然发生着前所未有的艺术表现的演化。三多元格局的开放体系的形成,给90年代文学带来了一些引人瞩目的新质。80年代中期已展露风采的女性文学演进至90年代,由于一批晚生代女作家的加盟更显出骄人的成绩。三代人顺承的女性作家汇集成阵容强大、实力雄厚的创作集团,同时在小说和散文两大领域中纵横驰骋。这在一向以男性作家占据统治地位的古今中外文学发展史上实属一道罕见的景观。被人们称为“时代的纪念碑”和“文学的重型武器”的长篇小说在90年代创作数量取得了惊人的进展。平均每年八九百部的数目已相当于建国后17年长篇小说创作的总和,创下历史上的最高纪录。可惜的是精品力作不多。另外,90年代的学者文学在散文圆地上成绩斐然。他们重点以随笔和杂感的形式领悟人生、反思历史、探求哲理、针砭时弊,表现出激情的深沉和睿智的超越。其它还有以创造性的虚构化写作而形成的现代寓言文学,以表现人物心理流变而见长的情感分析文学,以现代思维探险熔铸而成的幻想文学等,也都日渐成为90年代文苑的一朵朵奇葩。进入90年代以后,雅文学与俗文学二者之间的关系出现了新的走向。它们自身都在进行着一次大调整。出于生存竞争和发展自我的需要,彼此都发现对方有值得汲取的“营养素”。两者从疏离渐渐趋于合流。特别是一些雅文学作家开始从“高雅的创新”和“超前的试验”,转向“雅俗共赏”的美学追求。四从传统型文学向现代型文学过渡,从闭锁型文学向开放型文学过渡是20世纪我国文学演进的总轨迹。在百年来的漫漫历程中,文学经受了阶级搏杀的磨砺、革命烽火的洗礼、反抗侵略的锤炼、新旧转折的欣喜、文坛左右的纷争、百花凋零的浩劫、吐故纳新的探索……时至今日,世纪末的90年代文学尚不能给这个过渡画上一个圆满的句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