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柳宗元生命 “愿景”之内涵：
“生命之树常青”，这是一句至理名言，但生命之树能否常青，还需要有相应的外部环境和内部的成因，二者缺一不可。在浩瀚的沙海荒漠中，只有红柳能够倔强地生存与成长起来。柳宗元被贬谪到偏远的永州呆了整整十年，后来到柳州任刺史，虽然远离了政治中心的长安舞台，但他并没有放弃自己为之奋斗过的理想。他仍然用自己手中的弱管，笔耕不已，摇旗呐喊。柳宗元只活了47岁便英年早逝，他的一生虽然非常短暂，但由于其多方面的才能与活动，由于他在众多的思想领域所取得的成就，及其在当代、对后世所造成的影响特别深远，由于他思想理论上的建树既丰富多彩又新颖、深刻，因而使他可以跻身于世界伟大思想家的行列而毫无愧色。他不仅在我国文学史、宗教和哲学发展历史上做出过重大贡献、占有重要的地位，而且是我国古代一位具有多方面才能、超一流成就的大师。
他在《答周君巢饵药久寿书》中说：“生人之性得以安，圣人之道得以光，获是而中，虽不至耇老，其道寿矣。……掘草烹石，以私其筋骨而日以益愚，他人莫利，己独以愉，若是者愈千百年，滋所谓夭也，又何以为高明之图哉！”柳宗元认为，若是能使生民百姓得到安宁，尧舜与孔子所倡导的道德行为规范得以发扬光大，就算不能长寿，他的道德生命也能不朽。……至于那些采掘草药、烹炼矿石，来强壮自己筋骨的人，真是越来越愚蠢，对他人不利，只顾个人的享乐，就算活上千百年，也因为失去道德生命而如同夭折一样，又哪里称得上高明的图谋呢？！
柳宗元曾经写过《行路难》诗歌三首，第一首为：“君不见，夸父逐日窥虞渊，跳踉北海超昆仑。披霄决汉出沆漭，暼裂左右遗星辰。须臾力尽道渴死，狐鼠蜂蚁争噬吞。北方峥人长九寸，开口抵掌更笑喧。啾啾饮食滴与粒，生死亦足终天年。睢盱大志小成遂，坐使儿女相悲怜。”诗的大意是，您没看见夸父追逐太阳，窥探深渊，跳过北海，超越了昆仑。身披云霞，大汗如无边的洪水，眼眶开裂，左右的眼球像遗落的星辰。一会儿就耗尽了精力，在半道上口渴而死，很快就被狐狸老鼠野蜂蚂蚁争夺吞噬光了。北方的峥人身长只有九寸，拍着巴掌开口大声哄笑喧闹。他们虽然能够不愁饮食填饱肚皮，从生到死无忧无虑地度过终身。睁开眼睛看看谁的志向大小，不要让儿女们坐等光阴虚度才相互悲哀怜悯。
柳宗元在这首诗中，塑造了一个顶天立地的夸父形象，虽然没有实现自己的远大理想与追求，但那种无畏的勇气却足以惊天动地，永为后人所敬仰。而那些身长只有九寸的峥人，尽管可以平平安安地度过一生，但却显得格外渺小，令人感到遗憾与可怜。两相对比，给人以强烈的震撼。不仅写出了他自己的追求与向往，也写出了自己对朝廷的一片耿耿“忠”心：宁可像夸父一样逐日而死，也不愿像峥人那样坐着等死。这种生与死的抉择，充分表现了柳宗元不畏死、不怕难的殉道精神。他在《非国语?箕子碑》中，对箕子的佯狂为奴，明哲保身，以备必要时辅佐嗣君治国的行为大加赞赏，把夸父和箕子当作自己生命的“愿景”与偶像，毕生向往，苦苦追求，堪称鞠躬尽瘁，死而后已。
四、柳宗元政治与生命之“愿景”的三个时期：
他的政治与生命曲线，可以用“飙升——陡降——复升”这么三条明显的线段来进行描绘；而他的政治与生命之“愿景”，同样也可以划分成“雏形——定形——范形”这么三个不同的时期。
（一）雏形时期——朦朦胧胧发宏愿
柳宗元十七岁时踏上科举之路, 德宗贞元五年(公元788年)时参加了由尚书省的礼部主持的考试，写了一首《省试观庆云图诗》（2）。这首诗是一种应试之作，相当于现在高考时语文试卷中的“看图说话式”命题作文，虽然因为受到内容和时间方面的限制，难以充分展示其才华，但在谋篇布局、写景状物、遣词炼意、借用典故等方面，都显示了柳宗元的过人之处。诗歌中的第5、6句“抱日依龙衮，非烟近玉炉”，和第11、12句“恒将配尧德，垂庆代河图”，将他亟望得到皇帝的赏识与重用，推行“尧舜之道”，做一番利国利民的惊天动地伟业的急迫心情，已抒发得淋漓尽致。
贞元九年(公元793年)二月，20岁的柳宗元与刘禹锡等33人登进士第，曾在长安慈恩塔题名。贞元十四年(798)二月，中博学弘词科，被授予集贤殿书院正字一职（相当于现在负责收集典籍、佚书重新编撰、校对的“官员”）。他在京师任职以来，踔厉风发，名声大振，交往日益广泛，与韩愈、刘禹锡、吕温、韩泰等人的私交更加密切，应酬和诗词赠答也比较多。
同年九月二十四日，谏议大夫阳城因为得罪了奸相裴延龄，被贬为道州（今湖南道县）刺史。160余名太学生闻讯后，群情激愤，“投业奔走，稽首阙下，叫阍吁天，愿乞复旧”（《柳宗元集》卷九《国子司业阳城遗爱碣》）。这段话的意思是说，那些太学生们听到阳城被贬的消息，情绪非常悲愤、激动，他们丢下学业，聚集到皇宫门前，跪拜请愿，乞求皇帝能够收回成命，让阳城官复原职。
柳宗元得知太学生们的请愿事件，深表同情，于九月二十六日挥笔写下了《与太学诸生喜诣阙留阳城司业书》，旗帜鲜明地表态支持太学生们，反对朝廷贬谪阳城。他在这封声援书信中，引述了汉朝时期李膺率3万太学生与宦官斗争而被捕的历史事件，以及晋朝时期嵇康即将被押往东市杀头时三千太学生群起救援的典故，来高度评价和赞许太学生们此次的行动。
他还在《国子司业阳城遗爱碣》中，称赞阳城“守节贞固，患难不能迁其心；怡性坦厚，荣位不足动其神。”对阳城的人品与学识深表钦佩，说“听闻嘉言，乐甚钟鼓。瞻仰德宇，高逾嵩岱。”甚至说“公征甚遐，吾党谁师?”认为阳城被贬道州，远离长安，自己这一伙子年轻人都没有了可供请教的老师和前辈。
柳宗元这两篇激情洋溢的文字，充满了正义感，不仅表明了他嫉恶如仇、向善如流、敢于仗义执言的刚烈性情，而且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也可以看作是表明他政治观点的宣言书。
贞元末年，朝廷用人不当，为相者不是贪婪奸猾之徒，便是因循无能之辈，柳宗元针对这一弊端创作了《梓人传》，以梓人指挥建房为喻，对官吏的作用和施政的问题，提出了独到而精辟的见解。文章中写一位姓杨的“都料匠”，他不懂得木匠、泥匠等技术活，但擅长审度材料，根据建筑图样，指挥调度，建造房屋。作者认为这与做宰相治国的道理十分相似，并以此类比，深入阐述了为相治国之道。他首先肯定“彼为天下者本于人”，天下之所以成为天下，它的根本就在于人，治理天下就要以人为本。辅佐皇帝的宰相，要像梓人（建造房屋的总指挥一样），“能知体要”，把握全局，预见未来，从宏观战略上去谋划治国方略，各个部门的官吏只是具体的实施者。因此，为相者的首要任务，在于“择天下之士，使称其职；居天下之人，使安其业”。要善于选拔人才，量才录用，以发挥他们的作用；使天下的人都安居乐业，各守其本分。“不亲小劳，不侵众官，日与天下之英才讨论其大经”，就像梓人善于分派指挥众多工匠干活而不以手艺自夸一样，不要亲自去料理一些琐碎的事务，不要干预下属部门官吏的职权，抓大放小，只有这样才能举纲张目，将国家治理得井井有条。
文中还指出：为相者的另一重要职责是“条其纲纪而盈缩焉，齐其法制而整顿焉”，正像梓人之用规矩、绳墨以定制一样，要整肃纲纪，统一法度，使之健全完备，条理分明，并得以实施，让各级官吏和天下百姓懂得有所为和有所不为。同时，作者还要求做宰相的应该坚持原则，执行成法，不合则去，不要贪图高位厚禄而置法制于不顾，讨好、迎合上意。柳宗元在本篇中表明的观点，都是针对当时法纪败坏、官乱职废的社会现状所提出的改革主张，为“永贞革新”起到了舆论准备的作用。
他还写了《种树郭蠹驼传》，文章借种树人郭蠹驼种树的经验阐述养民之术。郭蠹驼善于种树，凡是他种的树没有不成活的，而且“硕茂蚤实以蕃”，其秘诀就是“能顺木之天，以致其性”，“其莳也若子，其置也若弃，则其天者全而其性得矣。”而其他种树者则与之相反，根本不顾树木的生长规律，“爱之太恩，忧之太勤”，早上看了，晚上又去摸，甚至用指甲抓破它的皮来验看树的死活，摇动它的根看是栽得松还是紧。这样“虽曰爱之，其实害之；虽曰忧之，其实雠之。”作者将种树之理“移之官理”，认为做官治民也像种树一样，要经常了解老百姓的需求，不扰乱他们正常的生活、劳作规律，这样才能“番吾生而安吾性”。柳宗元在这篇寓言里，批评统治阶级“好烦其令”给人民造成的祸害。认为那些官吏表面上看起来，似乎是勤政爱民，从早到晚督促这，命令那，弄得老百姓连吃饭都顾不上来应付官吏，还是忙不过来，疲惫不堪，不得安生。“若甚怜焉，而足以祸焉”，这种做法，好像是怜惜老百姓，实际上是给老百姓增加了麻烦，带来了祸害。这种政令苛烦的现象，在中唐时代甚或整个封建时代都是普遍存在的，它是封建专制制度所固有的弊端。封建统治阶级就是要从各方面去限制和约束百姓，柳宗元揭露这一弊端，主张要调整和处理好统治阶级与民众的关系，要像郭蠹驼种树一样，使百姓能“天者全而其性得”，安居乐业，自由发展，虽然在当时不可能成为现实，但作为一种政治上的“愿景”却是进步的，也是符合民意的，至今仍未失去其哲理的光彩。
顺宗李诵即位后，柳宗元33岁时被提升为尚书礼部员外郎，成为中唐王朝政治核心的一员干将。在这几年中，他全力参与政治革新，推行善政。据《资治通鉴》第236卷记载，王伾、王叔文、韦执谊等人，“转相交结”；韩泰、柳宗元、刘禹锡等人，“主采听外事”。他们“谋议唱和，日夜汲汲如狂，互相推奖，曰伊、曰周、曰管、曰葛，僴然自得，谓天下无人。荣辱进退，生于造次，惟其所欲，不拘程式。”（3）这一段话，讲他们以伊、周、管、葛自喻，目无天下之人，虽然对他们抱有明显的贬斥态度，但从中亦可看出他们当时说话办事那种潇洒、倜傥的作风，敢想敢说，敢作敢为，勇于打破常规陋习的气魄。
文中的“伊”指伊尹，此人奴隶出身，曾经帮助汤推翻夏桀的暴政，建立商朝，因而在历史上被推崇为圣人。柳宗元的《梓人传》和《伊尹五就桀赞》，都曾提到过他，崇拜之情溢于言表。“周”指姬周，此人在年轻时，因晋国不畜群公子，曾经到东周去追随周王朝的卿士单襄公。柳宗元的《非国语﹒晋孙周》引《国语﹒周语下》中有单襄公对他品行的种种评价。“管”即管仲，春秋初年著名的政治家，他曾经辅佐齐桓公，九合诸侯，一匡天下，成为春秋第一霸主。他们都是辅助君主成就一番伟业而名传后世的大政治家。
雏形时期，地位“飙升”，从初举进士至入朝为官的十余年中，柳宗元热衷于政治，忙于政务，花在创作上的时间并不多，因此，流传下来并经过后人考证形成定论属于这一时期的作品也很少。他在自己的头脑中，对那种美好的政治与生命之“愿景”，虽然有了一定的朦朦胧胧的认识，但由于地位还没有完全稳固，处世的经验还非常有限，对人对事的判断还很不成熟，政治上的体认也很不深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