柳宗元的婚姻问题，曾经引起国内外专家学者们的较多关注。其中，最重要的一项是：柳宗元的妻子杨氏去世之后，他是否“玩妓”、“续娶”的问题。笔者对此也颇感兴趣，现将个人的研究心得拿出来晒一晒，以供大家参考，并请不吝赐教。
一、国内外研究的相关成果：
沙红兵先生在他的《对唐宋古文家的双重批评标准——从韩柳欧苏的妓妾声色谈起》一文中认为，“柳宗元原配杨氏在柳贬谪之前就已经过世，之后一直过着‘寡居’和‘无主妇’的生活。但‘寡居’与‘无主妇’只能理解为杨氏去世后柳宗元再没有正式婚姻。事实上，在柳宗元的婚姻生活中，除杨氏外，根据柳宗元自己的著作，与之有关系的女性可考者即有三人。一是和娘之母，二是马室女雷五之姨，三是周六、周七之母。可见，（这些）妓妾在柳宗元的生活中搬演着不可或缺的角色。”“食色性也，韩愈、柳宗元、欧阳修、苏轼等古文家也不例外。不过，同一个玩妓置妾、追求声色之欢的事实，历来批评家却对韩、欧严，对柳、苏宽。而往深一层看，这种宽严不均的批评现象其实还代表着对古文家评价的双重标准: 在儒道之正的标准下，韩欧的妓妾声色有可能成为人品方面的玷污，他们作为古文运动领袖需要人品与文品的合一，而在文章之妙的标准下，柳宗元、苏轼的妓妾声色经历不遭诟病，甚至还成为文采风流的一个必要组成部分。这种对古文家评价的双重标准，最终还与古文家本人不同的自我期许大有关系。”[1]
吕国康先生在《柳宗元的婚姻与子女》一文中提到：“专家们对柳的婚姻问题做了一些研究，取得了一定的进展，由于缺乏史料，他的家室之谜尚未完全解开。基本事实是，柳宗元丧妻后，虽未正式再婚，但曾与地位较低的妇人同居，生有多个子女。”他认为“和娘生在长安善和里柳氏旧宅，其母身份较低，地位卑微，可能是侍妾或外妇……柳谪永州时，和娘已五岁，公方认为己女，抛开顾虑，带着她南下，所以‘为父子晚’。和娘其母没有跟随来永州……根据目前掌握的资料，柳宗元的续娶乃马雷五之姨母，并随柳一起到柳州，共生育四个小孩，两男两女。”[2]
章士钊老先生也曾在他的《柳文指要》中明确指出：“为小女子志葬，非礼所有，而子厚屈于情，卒为之，以此窥见子厚蓄妓于家，其所妓者，殆妾也”[3]。意思是说，替小女孩撰写墓志，并非正常的礼节，柳子因为被感情所驱使，终于做了。由此可见他家蓄养着妓女，而这位妓女，实际上是他娶的小老婆。
沙先生的观点，认为柳宗元“玩妓……追求声色之欢”，板上钉钉，确凿无疑；而吕先生则认为柳宗元是“续娶”，并且将其带“到柳州，共生育四个小孩，两男两女”，也是有理有据，不容置疑。章老先生说“这位妓女，实际上是他娶的小老婆。”真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那么，柳宗元的妻子杨氏去世之后，他究竟“玩妓”没有？是否真的“娶了马雷五之姨母为小老婆”？笔者认为，目前还没有较为一致的定论，其中，仍然有值得商榷的余地。
二、关于“妓”的相关研究及释义：
《中国古代妓女和妓女文化》一文的作者，对中国古代的“娼”和“妓”，有着非常精准的分析。 他认为，“‘娼’这个字，本写作‘倡’，原本是古代的歌舞乐人。《说文》曰：‘倡，乐（yue）也。’《广韵》曰：‘倡，优也。’这个‘优’，不是‘优秀’，而是‘俳优’、‘优伶’，也就是戏子、艺人……‘倡’通唱，凡能唱者皆曰‘倡‘。唱戏的有男有女，无论男女，是戏子都叫‘倡’。后来有了‘娼’字，则男戏子们便改称俳优、优伶、伶人，不叫‘倡’了。”[4]
“同样，‘妓’也是这类人物。《广韵》曰：‘妓，女乐。’要言之，娼（倡）与妓，原本是上古时代的艺术工作者。不过他们的工作，主要是音乐、舞蹈和杂技，也可能还表演歌舞剧和滑稽戏，从事绘画、雕塑等艺术工作的则不能叫‘倡妓’ ……“妓”则通技，包括舞技和杂技，也写作‘伎’。‘伎’也有技巧、技艺之意，如‘伎俩’、‘伎痒’。据此，我们可以大体上推定：在上古时代，‘倡’主要是声乐和器乐演员，‘妓‘主要是舞蹈和杂技演员。此外，‘倡’有发歌、领唱之意，‘伎’有随同、伴侣之意，则大约领唱者为‘倡’，伴唱、伴奏、伴舞者为‘伎’。只不过‘倡’有男有女，‘伎’则似乎只指歌女和舞女。‘倡’男女不分,故从‘人’，‘妓‘以女性为主故从‘女’。总之，他们是从事音乐、舞蹈和杂技表演的艺术工作者，而非操皮肉生意的卖淫者。”[5]
《妓女——中国古代的文艺工作者》一文曾经指出：“在中国古代，几乎每个朝代都有妓女所做的诗词。《全唐诗》就收录了21位妓女的诗篇136首。中国古代的妓女、尤其是清代以前的妓女，在中国古代的文艺发展史上占有一定的地位，从而形成了一种‘妓女文化’现象。一些家妓、官妓(也包括极少数市妓)则是所处时代歌舞音乐艺术的代表，在推动中国古代艺术发展方面起了重要作用。事实上，‘妓’是从‘伎(技)’演化而来，‘伎’是指专习歌舞等技艺的女艺人。所以在古代，‘妓’是娼妓与女艺人二者的统称。有许多妓女，文才也很好，在琴棋书画方面都表现出较高的才华。在这方面，唐代的薛涛、鱼玄机、关盼盼，宋代的苏翠、严蕊，明代的马守真、薛素素、范钰等，可谓代表。”[6]
名为“杯酒挥斜阳”的网客，在他的《揭开中国古代妓女的面纱——一个被广泛误解的词汇》一文中，对此有过非常深入的探讨：“娼妓这一词并不指卖身，一般来讲，只有最下等的妓女才会单纯地卖身。上等妓女，按照那些资料上的说法，他们更象如今的‘三陪’，不过男权社会中，他们可买可卖，甚至可当作赠品，她们主要义务是为文人墨客或军旅人员助兴，或唱歌，或跳舞，或陪酒。我们经常在影视作品里看到的那些跳舞的宫女，其实就是妓女……” [7]
文人与妓女，往往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像李白、杜甫那样伟大的诗人，也常常在写好诗后，交给妓女们去弹唱。其实他们找妓女，并非都以‘睡觉’为目的；而且，妓女是否愿意睡觉，既不必要，也不可强迫，往往看妓女对这个人的喜好。因此，许多文人骚客也经常通过作诗，借以表示自己的才华，从而讨好妓女。
从上述诸位学者的研究来看，笔者觉得，我们对古代文人与妓女的正常交往，大可不必“谈虎色变”，但凡沾“妓”则“亵”；就像当今社会的公私应酬，但凡“三陪”（陪酒、陪唱、陪聊），则视之为“嫖”（陪睡）为淫（淫乱），那不是同样感觉有些荒谬吗？ 三、柳宗元的“妓”及与“妓”的关系：
柳子曾经写过一篇《马室女雷五葬志》，其中谈到，马室女雷五，“其姨母为妓于余”。此一“妓”字，不仅成为柳宗元“玩妓……追求声色之欢”的铁证，给他身后的名誉，带来了无可挽回的贬损；也给后人研究其婚姻，带来了难以解答的疑问。
孙昌武先生认为，“这个妇人（马室女雷五的姨母）即应是在卜居冉溪前后跟随柳宗元的。”[8]恩师何书置先生亦认为，“在刘柳就书法作诗唱和时，柳有‘在家弄土唯娇女’的答复。如作诗时间在元和十年或十一年，该女应五六岁，柳与妇人结合则应在元和五年卜居冉溪前后。”[9]他们两人的观点，与吕国康先生前文的说法基本一致。
笔者的研究心得是：柳宗元既没有“玩妓”，也没有“续娶”，“马雷五之姨母”只是他贬谪生涯中的一位“过客”而已，甚至于连“红颜知己”都算不上。为什么？根据如下：
一是从柳宗元当时的境况、身份与社会地位来看：永贞革新失败，柳宗元由礼部员外郎（掌管文教外交的礼部副司级官员，从六品上）被贬为永州司马员外郎（置同正员，享受正职的同等待遇，品位不变），但由于唐宪宗李纯特地下诏：“王叔文之党既贬，虽遇赦无得量移”，在仕途上给他们亮起了无法逾越的“红灯”。他们不仅受到官场上的强力打压，而且 “膏摇唇而增炽兮，焰掉舌而弥葩”；“譬之犹豁天渊而覆原燎，夫何长喙（嘴）之纷拏（刁难）”；“恶人之哗”(《解祟赋》)，很多小人还在背后摇唇鼓舌，流言蜚语，不绝于耳。用柳宗元自己的话来说，“既明惧乎天讨兮，又幽栗乎鬼责。惶惶乎夜寤而昼骇兮，类麏鹿加之不息。”（《惩咎赋》）其意为既明地里惧怕受到上天的讨罚，又暗中为鬼的责难而战栗。晚上睡觉时心中惶惶不安，白天也像受惊的麋鹿般恐骇不息。[10]俗话说：“人在矮檐下，岂能不低头？”面对如此的困境，柳宗元还敢斗胆“玩妓……追求声色之欢”吗？
二是从“马雷五之姨母”的出身与家境来看：柳宗元在《马室女雷五葬志》中提及，“马室女雷五，父曰师儒，业进士……家贫，岁不易衣。”马雷五的父亲是个教书之人，在一位进士家里担任私塾先生。她家里非常贫困，马室女所穿着的衣裳几乎一年到头都不曾更换。马雷五家的情况如此，作为她的姨母，其出身恐怕也相差无几，若非家境贫寒，想必不会轻易为“妓”。
正如前面已经反复讨论过的，“妓”有两种含义，一是指“以卖淫为生的女子”，如：妓女、娼妓、妓院；二是 “古代称歌女，表演歌舞的女子”，如：歌妓、舞妓、歌舞妓。“《唐韵》渠綺切《集韵》巨綺切，音伎。女乐也。又《正韵》奇几切，音技。义同。”由上可知，古代的“妓”，一般都是指“表演音乐和歌舞的女子”。
“马雷五之姨母”虽然因家境贫寒而为“妓”，但她应该不是那种“以卖淫为生的女子”； 而且，柳宗元也断然不会下贱到与那种“做皮肉生意的红尘女子”往来的地步。那么，其“为妓于余”，是否像孙、何、吕三位先生所言，她被柳宗元“续娶”，并“随柳一起到柳州，共生育四个小孩，两男两女”呢？
笔者认为，这同样也不太可能，为什么？根据如下：
首先，从“马雷五之姨母”的身份来看。按照可考的资料记载，中国古代的妓女大致可分为四类：宫妓、官妓、家妓和私妓。宫妓——为皇帝及皇族表演歌舞的宫女们，而后三种，台湾南华大学社会所的张书豪先生在他的《婚姻与娼妓》一文中定义得非常明确：“唐代是中国封建社会的鼎盛時期，色情行业也亦然如此，因此唐代除了發达的宮妓外，社会上还形成了隶属于各级官府的官妓，這些官妓要在其所居住之处注籍登記，並由地方長官管理，官府举行庆典宴会時，接待宾客、应酬同僚都要召她們前去歌舞献艺、陪酒助兴、睡觉。当地方官调动工作时，除了交接公职外，也必须把在任的官妓一同交接給继任者。”“家妓是私家畜养的女乐、歌舞人，是主人身份地位与财富的重要表征，也是主人的娛乐与性交工具。”“私妓的经营活动与官妓有着明显的区别，首先经营的性质不同，官妓是由官府直接或间接经营，妓女的存在与活动都是合法的，只不过对于服务的对象有所限制罢了。而私妓则是由私人自发经营的。其次以目的而言，官妓主要是为了宮廷及地方政府举行的各种礼节活动所服务，进而可增加国家稅收，私妓的经营者则以赚钱牟利为唯一目的。另外在经营的秩序上也有不同，官妓隶属乐籍，朝廷颁布了一套制度化的模式加以经营，私妓则呈現自发地、分散地混乱状态。活动方式上官妓是公开的，私妓则必须端视当时政府及社会控制的能力來选择公开、隐密或半公开。也因此私妓较能贴近我们现代赋予娼妓的意义相符合。”“[11]
家妓往往从十几岁起，就在主人亲自或聘请教师的指导下学习歌舞，既要接受严格的基本功训练，又要进行身材、舞姿、声乐与器乐方面的修炼。有的不仅擅长演奏某种乐器，而且多才多艺，能歌善舞，琴棋书画，全面发展。那些官僚、地主、富豪，不仅以畜妓养妾之多以炫耀自己的权势与财富；同时，也把这些家妓蓄意打扮，锦衣美食，以夸耀其地位与奢侈豪华；并且，将她们当做一种娱乐和发泄性欲的工具，像喂狗以肉、喂猫以鱼那样对待，以达到自己享用的目的。
由上可见，“马雷五之姨母”并非柳宗元从长安带来的歌妓，他被贬永州之后，处境特别艰难，不可能去蓄养歌妓，以炫耀自己的权势与财富（他也没有什么权势与财富可以炫耀，而是夹起尾巴做人），其身份，既不是家妓，也不是宫妓和私妓。那么，她应该是永州府的“官妓”之一，是个“为文人墨客或军旅人员助兴，或唱歌，或跳舞，或陪酒”的艺人，曾经与柳宗元有过一些来往，而且给他留下过较为深刻的印象。否则，柳宗元对马雷五“巧慧异甚，凡事丝纩文绣，不类人所为者”的情况，不会有那么透彻的了解，也不会在其“葬之日，余乃闻焉，既而闵焉”。 柳宗元是在马雷五下葬的那一天，才从其“姨母”那里听说小女孩想请她撰写墓志的事情，因此感到非常怜悯和惋惜。于是，立即用朱砂书写在石碑之上，等到雕刻完工之后，立于小女孩的墓前。
“马雷五之姨母”既然是永州府的“官妓”之一，那她是不可能嫁给柳宗元的。
其次，从唐代的门阀观念来看。由于唐代等级森严，非常注重门第，而且法律禁止良民与贱民通婚，良民中士族（贵族）与庶族（平民）也很少联姻。柳宗元虽然遭贬，终究还是六品官吏，他即使愿意降低标准，也必须冒着被小人非议、诽谤，而且随时都有被敌对势力窥视、纠举和弹劾的危险；为了不再给自己增加新的罪名与烦恼，他甚至连亲生女儿和娘的生母都不敢承认，又岂能再去“续娶”地位和身份都更加低下的“马雷五之姨母”呢？
此外，中国古代的许多家庭，曾经有过禁止子嗣娶妓女为妻妾的家规，而且也有过触条者被逐出家门甚至被打死的例子。加之古代许多青楼女子，在从良嫁人之后，往往都是终身不育，原因是长期饮用过破坏生育能力的一种汤药，以致绝育；也有人说是服用过 “凉药”——一种可以避孕的药——其中含有麝香的成分，同样会影响生育，但不一定绝育。试想，作为长期处于“与囚徒为朋，行则若带纆索（黑色的绳索），处则若关桎梏（牢笼）”（《答周君巢饵药久寿书》）情况之下的柳宗元，时时刻刻都在期盼着能“但愿清商复为假，拔去万累云间翔”（《笼鹰词》），重回政治舞台、再展宏图的他，会轻而易举地去冒这种得少失多的风险吗？
其三，从其他学者的不同观点来看。原中华书局1979年10月出版的《柳宗元集》，在许多篇目之下，均有韩醇的注释。《下殇女子墓砖铭》下，有这么一段话：“关于柳宗元的婚姻生活，现在一般书上认为，除原配杨氏（早故）外，还另有三人与他有同居关系。一是和娘之母，一是马室女雷五之姨，一是幼子周六、周七之母。不过这种说法并无确实的史料作依据。……我宁可相信柳宗元二子二女都是和娘之母所生，她自贞元十七年生了和娘到元和十四年柳宗元死，中间整整十九年，一个有生育能力的妇女，再孕育四个小孩当是可能的。”[12]
韩醇是南宋四川临邓(今邛崃县)人，字仲韶，其生卒始末未详。平生酷好韩（愈）、柳（宗元）之文。宋孝宗淳熙间，尝撰《韩集全解》，今佚。又撰《训诂柳先生文集》四十五卷、《外集》二卷、《新编外集》一卷，收入《四库全书》。两书于韩、柳文详注博释，多有可取。魏仲举所编《五百家注音辨昌黎先生文集》、《五百家注音辨柳先生集》二书多引其说。
即使按现在的条件来评定，韩醇也称得上屈指可数的柳学研究大家，更何况生在南宋时代，距柳子的在生之年更近，所撰注条文的可信度应该更高。所以，我对他“柳宗元二子二女都是和娘之母所生”的观点，深信不疑。
总而言之，柳宗元贬永的十年，由于外有官场的强力打压和小人的“嘈嘈”贬损之“外推力”，内有重整旗鼓、东山再起的殷殷期盼，与“唯以中正信义为志，以兴尧、舜、孔子之道，利安元元为务”（《寄许京兆孟容书》）的不竭“内动力”，他既没有自甘沉沦，“玩妓……追求声色之欢”，也没有迫于生男育后的需要而降格“续娶”。“十年‘炼狱’，使柳宗元的思想更加成熟、笔力更加雄健、知识更加广博、灵魂倍加净化。”[13]无论他的人格魅力和对待婚姻的态度，都是值得我们充分肯定和加以借鉴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