骆正军
中唐时期的大文学家柳宗元，因参与“永贞革新”失败后，曾经被贬谪到湖南永州，时间长达十年。永州柳宗元研究学会常务理事黄伯荣先生在《柳宗元的永州心态》一文中，将其心态归纳为：“负罪、盼归，失望、孤寂，执着、豪放。” [1]永州柳宗元研究学会理事唐新华先生的《柳宗元在永州期间朝政形势对其东山再起的心境观照》，将其描述为：“心中积怨、困惑与无奈”；“逆境并未泯灭其奋斗决心，反而激发他与困境抗争的强烈斗志”；“除了翘望长安巴望再次能效忠唐王朝政权外，别无他求”；“身居僻远南蛮，也很少流露出青年才俊妄自菲薄自暴自弃的消极思想情绪” [2]。
笔者认为，柳宗元被贬谪永州期间的心态主流为“无悔”，面对官场的无情排挤和打压、生活的无数困窘、亲友的无端劫难，他尽管有着许许多多的无奈，但却实实在在的无愧，更是完完全全的无悔。现归纳剖析如下：
1、面对茫茫时空的无悔。
柳宗元在长安时，一心一意实现自己的政治理想，期望以实际行动从事政治革新，匡时济世。革新失败后，在绝望之余，只好转移目标，重新从事文学，“贤者不得志于今，必取贵于后，古之著书者皆是也。” [3]他在受挫之后，不仅没有自甘沉沦，而是把挫折当作目标转移的起飞点，通过永州十年的“缧囚”生涯，使他在思想上更加成熟，眼光更加远大；在斗争艺术上“褒贬讽谕”，更为炉火纯青；在精神境界上“吐尽胸中块垒”，获得了前所未有的升华。
他虽然身处逆境，且健康状况也逐步下降，却把全部精力用于读书求识之上，在给友人的信《与李翰林建书》中说：“求得经史诸子数百卷，常候战悖稍定，时即伏读。”已经病成战战兢兢、无法控制的状况了，稍稍安定还要伏案攻读，其精神是多么感人。他在《送元十八山人南游序》中提出：“余观老子，亦孔氏之异流也，不得以相抗，又况杨、墨、申、商、刑、名、纵横之说……然皆有以佐世。”“悉取向之所以异者，通而同之，搜择融液，与道大适，咸伸其所长，而黜其奇邪”。柳宗元把诸子百家的学说，看成“与孔子同道”，取百家所长之精华，去掉歪理邪说之糟粕，融会贯通，全部用来匡时济世。
贬永十年，他所撰写的哲学著作不少，如《天对》、《愚溪对》、《天说》、《封建论》、《断刑论》等等，尤以《天对》和《封建论》著名。
《天对》是根据屈原的《天问》而作。屈原在遭到贬谪流放之后，写出了奇妙博大的雄文《天问》，其中一连提出一百七十多个问题，从有关开天辟地、天地构造的神话传说，到人类历史的发展，表现了极其丰富的想象力、大胆的怀疑和反传统的精神，并抒发自己政治上的失意、愤慨，与满腔的爱国热情。柳宗元的《天对》，将《天问》所提出的问题逐一进行回答，对宇宙和人生，有不少辩证唯物的观点。如：“本始之茫，诞者传焉。鸿灵幽纷，曷可言焉。曶黑晰眇，往来屯屯。厐昧革化。惟元气存，而何为焉。”他认为，宇宙诞生之时，天地尚未成形，一片混屯的状态，漆黑一团，只有元气充盈其中。
柳宗元认为宇宙是物质的，天地“无中无旁”——既没有中心，也没有边缘；“无极之极，漭弥非垠”——时空都没有尽头，也没有界线。他对上古以来到春秋时期的历史，进行解答和研判，认为历史现象是由人们的社会活动所形成的，而不是天地、神灵的意志或力量所影响的结果。
《封建论》通过对周、秦、汉、唐列朝社会制度的分析与比较，以秦的速败为蓝本，详尽地探究了其前因与后果，归纳了郡邑制的优越性，论述了分封制的弊端，有力地批驳了那些主张恢复分封制和贵族世袭制的谬论，对于唐朝中期藩镇割据的社会形势有极大的针对性。
他认为，郡县制之“得”就在于它“摄制四海，运于掌握之内”，控制了地方官吏的叛乱，即“有叛人而无叛吏”；郡县制之“失”在于它“私其一己之威也，私其尽臣畜于我也”，“酷刑苦役，万人侧目”，而“守宰不得行其理”——它将所有的权力都集中在皇帝一个人的身上，上万名戎卒由于暴雨误了行期，“暴其威刑，竭其货贿”、“负锄梃”起来造反，因为没有接到皇帝的命令，下面的臣子们只好眼睜睜地看着，而束手无策。但这并非郡县制的过错——“失在于政，不在于制，秦事然也。”因此秦王朝之后的历朝历代统治者，都继承了郡县制，而废除了分封制。
柳宗元的《天对》等文章，吸收当时自然科学方面的研究成果，总结历史方面的经验和教训，揭示大自然的构造和人类的命运，并非由鬼神来主宰，充分体现出事在人为的积极进取精神。他清醒地认识到，宇宙是无限的，人类社会是在不断发展和变化着的；对当时流行的一些错误观点或思想倾向，以及不合理的社会现实，进行了强烈的批判和抨击；对我国古代哲学思想的形成与丰富，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
2、面对芸芸众生的无悔。
柳宗元被贬永州期间，虽然身处困境，却对劳苦百姓格外同情。他写过一首《 掩役夫张进骸》的诗，其中有这么几句：“……终生勤劳来养马，铡草喂食无空闲。死后仅得小棺材，葬在城东的山下边。无奈降雨山崩塌， 坟墓冲垮路人怜。 白骨森森全暴露，骨架散乱收拾难。幸亏随从来相告，亲睹惨景我泪涟涟。古人的猫虎受祭拜，狗死马葬盖帷幔。……竹筐装载铲土埋，开沟护坡把水防。只求我的良心安，不为你感恩在九泉。……福泽万民非我辈， 略报你劳苦在生前。”
正如诗中所说，他写此诗的动机，既不是因为做了一件极小的善事而宣扬自己的“义行”，也不是为了让张进在九泉之下感恩戴德，图个什么好的因果报应，而是为了“我心得所安”和“顾尔私”。对于柳宗元这样一位具有知识良心和政治良心的官员来说，顾全私人交情和力所能及地为仆役人员办点好事，这是他做官做人的基本道德要求。但这并非他写作此诗的真正意图，其真正意图是为了表达他“及物”的远大志向。他认为“为役孰贱辱？为贵非神奇”，人生本来就没有贵贱之分。柳宗元在这首诗中，虽然只是轻描淡写地说“及物非吾辈，聊且顾尔私”，而真正的写作动机则是为了表达他的“及物”(治国平天下)的愿望，用自身的行动来体现人间的“正义”与“道义”。
他在《晋问》一文中，通过一位吴姓客人的口，详细阐述了自己的政治理想：“吾闻君子患无德，不患无土；患无土，不患无人；患无人，不患无宫室；患无宫室，不患材之不己有。”其意思是说，君子所忧虑的是没有德行，而不担心没有土地；只担心没有土地，而不忧虑没有人民；忧虑没有人民，却不担心没有宫室；担心没有宫室，而不忧虑财物不属于自己所有。也就是说，只要有了德行，品德高尚，那些“土地、人民、宫室、财物”，都会自然而然地慢慢拥有，就像《史记五帝本纪》中所记载的舜帝传说那样。
柳宗元还借吴姓客人的口，提出“安其常而得所欲，服其教而便于己，百货通行而不知所自来，老幼亲戚相保而无德之者，不苦兵刑，不疾赋力。所谓民利，民自利者是也。”其含意是说，百姓们安于平常而得到自己所想的东西，服从教诲而方便了他们自己，贸易通行而百货自来，老幼亲戚相互关照而无须有德的人多加管束，不为征战刑罚所苦，不为赋税沉重所忧愁。这就是所谓的民利和民自利呀！他对“利民”与“民利”的不同认识得非常深刻，提出为政者不仅要制订“惠民、利民”的政策，更重要的是要引导老百姓走上“民自利”的道路，与当今所提倡的“鼓励自救、脱贫致富”，有类似的功效。
柳宗元在《答元饶州论政理书》中还提出：“不唯充赋税养禄秩足己而已，独以富庶且教为大任。”认为当官的“不能只顾完成国赋税收、供给官吏薪俸、满足自己需要为目的，而应该把百姓的生活是否富裕、人丁是否兴旺、教化是否兴盛等等，作为自己的重大职责”。他觉得最大的弊政，在于“贿赂行而征赋乱”，指出“贫者愈困饿死亡而莫之省，富者愈恣横侈泰而无所忌”，并引用孔子的话“不患寡，而患不均；不患贫，而患不安”，来阐明必须尽快解决“征赋乱、莫之省、无所忌”的矛盾，否则，日积月累，必将由“不均”导致“不安”，造成社会动荡或动乱。
零陵县代理县令（相当于现在的代县长）薛存义，任职仅两年的时间， “蚤作而夜思，勤力而劳心，讼者平，赋者均，老弱无怀作暴憎，其为不虚取直也的矣，其知恐而畏也审矣！”柳宗元对其政绩给予了高度的评价，夸奖他忙于公务昼夜辛劳，尽心尽力，使各种纠纷得以解决，使各种税赋能够合理分担，连老人、弱者都没有对他心怀怨恨与不满。他的行为确实没有白拿百姓的俸禄，他懂得为官必须替百姓办事的道理。
柳宗元带着酒菜，特地赶到江边为他饯行，还写了《送薛存义之任序》，其中反复强调：官吏本来是民众的仆役，是为老百姓办事的；而不是将民众作为自己的仆役来使唤和对待。他在另一篇作品《送宁国范明府诗序》中，也曾提出过“官为民役”的观点，作为一位生活在一千多年前的封建士大夫，能够发出这种新型的官民关系的议论，更是难能可贵。
他在永州的这十年，以自己的言语和行动，实现了“立仁义，裨教化……唯以中正信义为志，以兴尧、舜、孔子之道，利安元元为务”（《寄许京兆孟容书》）的崇高诺言，真正做到了其为“不虚取直也的矣”。（《送薛存义之任序》）
3、面对漫漫人生的无悔。
柳宗元的《行路难》诗第一首为：“君不见，夸父逐日窥虞渊，跳踉北海超昆仑。披霄决汉出沆漭，暼裂左右遗星辰。须臾力尽道渴死，狐鼠蜂蚁争噬吞。北方峥人长九寸，开口抵掌更笑喧。啾啾饮食滴与粒，生死亦足终天年。睢盱大志小成遂，坐使儿女相悲怜。”诗的大意是，您没看见夸父追逐太阳，窥探深渊，跳过北海，超越了昆仑。身披云霞，大汗如无边的洪水，眼眶开裂，左右的眼球像遗落的星辰。一会儿就耗尽了精力，在半道上口渴而死，很快就被狐狸老鼠野蜂蚂蚁争夺吞噬光了。北方的峥人身长只有九寸，拍着巴掌开口大声哄笑喧闹。他们虽然能够不愁饮食填饱肚皮，从生到死无忧无虑地度过终身。睁开眼睛看看谁的志向大小，不要让儿女们坐等光阴虚度才相互悲哀怜悯。
他在诗中塑造了一个顶天立地的夸父形象，虽然没有实现自己的远大理想与追求，但那种无畏的勇气却足以惊天动地，永为后人所敬仰。而那些身长只有九寸的峥人，尽管可以平平安安地度过一生，但却显得格外渺小，令人感到遗憾与可怜。两相对比，给人以强烈的震撼。不仅写出了他自己的追求与向往，也写出了自己对朝廷的一片耿耿“忠”心：宁可像夸父一样逐日而死，也不愿像峥人那样坐着等死。这种生与死的抉择，充分表现了柳宗元不畏死、不怕难的殉道精神。他在《非国语?箕子碑》中，对箕子的佯狂为奴，明哲保身，以备必要时辅佐嗣君治国的行为大加赞赏，把“如何为群体谋求最大的利益”当作自己的向往和追求。
《冉溪》诗，是柳宗元的自我反思，也是对严酷现实的一种无奈的选择，更是对自己未来人生旅途的期许。全诗如下：“少时陈力希公侯，许国不复为身谋。风波一跌逝万里，壮心瓦解空缧囚。缧囚终老无余事，愿卜湘西冉溪地。却学寿张樊敬侯，种漆南园待成器。”译成白话文，其意思是：我少年时就一心努力希望能够成为公侯一样的国家栋梁之材，为国为民建功立业几乎不再为自身打算。突如其来的风波使自己跌落到了离京城万里之遥的南方，那些雄心壮志几乎全部瓦解就像一名被绳索捆绑的囚犯。这样囚禁到老没有任何可做的事情，不如在湘江支流潇水的西边买下冉溪的一块地，向寿张的樊敬侯学习，在南园种漆等待成器（重新受到皇帝的起用和青睐）。
他在《答周君巢饵药久寿书》中说：“生人之性得以安，圣人之道得以光。获是而中，虽不至耇老，其道寿矣。”认为人的价值，在于能否顺应人性，安定民生，能否发扬光大“圣人之道”，如果能够达到这样的目标，虽然不能活到很老的年纪，但他的道德寿命也可以说相当长久了。他这种“虽万受摈弃，不更乎其內”的人生态度与道德观，的确已经到了普通人难以企及的地步。
在《上襄阳李愬仆射献唐雅诗启》中，他说：“宗元身虽陷败，而其论著往往不为世屈，意者殆不可自薄自匿以坠斯时，苟有补万分之一，虽死不憾”。意思是说，我虽然陷于身败名裂的处境之中，所写下的文章著作并没有为环境而屈服，假若对治国安民有万分之一的作用，纵然死了也不会感到遗憾。
柳宗元有着与屈原相类似的政治遭遇和个人经历，受屈原的影响，柳宗元具有强烈的责任感和使命感，勇于为人、敢于为事，刚直不阿，忠贞不屈，一生孜孜以求“美志”的实现。柳宗元的“美志”愿景，与屈原所憧憬的“美政”，在本质上互通，都是实现国家的富强、人民的安宁。柳宗元重视“生人”，主张轻徭薄赋，使民以时，重本轻末，守土安民。反对因循守旧，主张通达变时。
“投迹山水地，放情咏《离骚》”（柳宗元《游南亭夜还叙志七十韵》）。放逐南土的柳宗元，求索天地，思怀古今，发愤著述，放情歌吟，所作可谓神通屈原、文超屈骚。在文学主张上，他呼应韩愈而与之共同倡导古文运动，他继承屈原的创作精神，提倡“明道”注重“缘情”。在诗赋创作上，他更是直接师法屈原，以屈原精神自励，拟屈骚风格行文，“其堙厄感郁，一寓诸文，仿《离骚》数十篇，读者咸悲恻” [4]。
韩愈在《柳子厚墓志铭》中，称赞他“居闲，益自刻苦，务记览。为词章泛滥停蓄，为深博无涯涘，而自肆于山水间……虽使子厚得所愿，为将相于一时，以彼易此，孰得孰失，必有能辨之者。” [5]认为，柳宗元“居闲”而不闲，自己更加刻苦攻读，所撰写的诗文汪洋恣肆，像洪水泛滥；雄厚凝炼，如潭水停蓄；学问渊博无涯，足以纵横驰骋于山水、天地之间……假设他能够仕途一帆风顺，成为国家的将相名重一时，以做学问跟做高官来交换，究竟哪个为得哪个为失，相信必定有能够判断的人。
正如中国唐代文学学会理事、浙江大学中文系教授胡可先先生所指出的那样，“刘、柳的贬谪，是由参加王叔文集团达到最高峰而转眼之间跌入命运的谷底而一蹶不振的过程。在贬谪生活中，他们又坚持自己行动的正义性，具有崇高的人格，他们复杂的贬谪生活和贬谪心态，表现在文学作品中，具有鲜明的个性特征。贬谪是他们政治命运的终结，同时也是文学命运的发展，贬谪的过程使他们成就为大作家，他们无疑是中唐元和时期贬谪文学的代表。”[6]
综上所述，十年“炼狱”，使柳宗元的思想更加成熟、笔力更加雄健、知识更加广博、灵魂倍加净化。他虽然无奈于世事，却痛定思痛，运用手中的如椽巨笔，写下了近500篇诗文，为后人留下可资借鉴的、光泽璀灿的思想财富，因此而无愧于生民，无悔于人生。永州的十年，可以说是柳宗元“无奈的十年、无愧的十年”，更是“无悔的——十年”。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