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从韩、柳的“师道观”来看

韩愈的《师说》，是我国关于教师论的名作。《师说》的第一句话就是“古之学者必有师”。他认为只要不是生而知之者，谁都会有不解的问题，如果不从师学习，就永远不会弄懂。基于上述认识，韩愈对当时社会上“耻学于师”的不良风气进行了尖锐的批判，指出连圣人都虚心求师，结果是更加提高。而愚者反倒不求师，结果只会更愚。为此，韩愈自己挺身而出，公开招收门徒，试图纠正当时的不良风气。

韩愈指出：“师者，所以传道、授业、解惑也”。他认为，教师的首要任务就是“传道”。韩愈所谓的“道”，就是儒家之道，是探讨自然与社会规律、法则的本质所在。“师”掌握“道”，学生从师，就是从师之“道”,而不是为了别的什么。如果教师只是从事简单的文字的教学，“习其句读”而已，不考虑“传道”的首要任务，那就不成其为师。“道”总是要体现于一定的学业之中，因此教师“授业”是必不可少的，最主要的是要讲授《诗》、《书》、《礼》、《易》、《春秋》等儒家经典。在韩愈看来，这些经书是载“道”的工具，“授业”和“传道”是密切相连的，“授业”是“传道”的重要途径，是为“传道”服务的。只习句读是“小学”，不传道是“大遗”。在“传道”和“授业”的过程中，学生会有疑惑不解之处，需要教师去解释，这就是“解惑”，是解决所传之“道”和所授之“业”中的“惑”。这样，韩愈就将教师的基本任务用最精练的词语概括出来了，而且突出地体现了教师在教育过程中所起的主导作用。

既然从师是为了学“道”，那么其它与此无关的条件都不应该成为择师考虑的因素。韩愈指出，无论其出身高贵或低贱，无论其年龄比自己大，还是比自己小，只要他掌握“道”在自己之前，就可以拜他为师。认为有道者即可为师，“道”是择师的根本标准。而且人各有长处和短处，如果要求教师在一切方面都比学生强的话，那就很难找到合适的老师了。因此提出“弟子不必不如师，师不必贤于弟子”的论断。结成师生关系的唯一条件是：“闻道有先后，术业有专攻，如是而已。”韩愈以是否有“道”，是否先于学生掌握了某些专业，作为教师的基本标准，以鼓励人们抛弃各种顾虑和成见，勇于拜师求学。

柳宗元则提出了“交以为师”的师道观，他非常赞赏韩愈的《师说》之论，也钦佩韩愈不顾流俗、勇于为师的精神，对当时社会上层士大夫“耻于相师”的风气感到痛心。他说：“举世不师，故道益离。”但他在师道观上又有自己的见解和实施方式。他写下了《师友箴》、《答韦中立论师道书》、《答严厚舆秀才论为师道书》等文章，来详细阐述自己的师道观。

柳宗元充分肯定教师的作用，认为无师便无以明道，要“明道”必从师。他在《师友箴》（并序）一文中说：“不师如之何，吾何以成？不友如之何，吾何以增？……中焉可师，耻焉可友，谨是二物，用惕尔后。道苟在焉，佣丐为偶；道之反是，公侯以走。”他认为，不师从老师会怎样呢？我靠什么成就自己！没有真正的朋友会怎样呢？我靠什么提高自己！……忠信之人可以作为老师，知耻之人可以结为朋友，谨慎地记住这两条从师取友的标准，时时警惕勿失。假如所信奉的道相同，那么佣人、乞丐也能够结为朋友；假如所信奉的道不同，那么即使对方是公侯也应分手。

对韩愈不顾世俗嘲骂而“抗颜为师”的做法，柳宗元明确无误地表示，自己没有勇气那样去做，但他又不是完全放弃为师，而是去为师之名，行为师之实。他在《答严厚舆秀才论为师道书》中明确提出，自己谢绝的是结成正式师生关系的名分，不敢受拜师之礼。但对于前来向他请教问道者，无不尽其所知给予详尽的解答，他诚恳地指导后学者，确有为师之实。

柳宗元提出“交以为师”的主张，即师生之间应和朋友之间一样，相互交流、切磋、帮助，在学术研讨上是平等的，而不是单纯的教导与被教导的关系。他的“师友”说是传统师道观中有很大影响的一种学说，尤其是在高层次的教学活动中，更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柳宗元“交以为师”的“师道观”，是在韩愈 “弟子不必不如师，师不必贤于弟子，闻道有先后，术业有专攻，如是而已”（《师说》）的思想上，所提炼和升华出来的。他强调“以师为友、以友为师、师友并称”的思想，包含着师生平等和教育民主的进步因素，在一千多年以前的封建社会，确实是极其难能可贵。韩愈提出教师要发挥自己的主体能动性，柳宗元则师友并称，强调学生的主体性。从中可见其思想的渊源，虽然所强调的侧重点有所不同，实乃一花双蒂，二者足以并存，同样能够为当代的教育起到极大的参考作用。

四、从韩、柳的“育才观”来看

韩愈在《说马》一文中，用伯乐识别千里马作比喻，来阐发识别和扶植人才的道理。他说：“世有伯乐，然后有千里马。千里马常有，而伯乐不常有。”人才并不缺乏，关键在于要有慧眼发现人才的“伯乐”，否则，人才再多也会被湮没。他进一步指出，既然是千里马，饲养和驾驭必定有一些特殊的要求。否则，“虽有千里之能”，但不以千里马待之，它就无法跑得快，可能还不如普通的马。韩愈认为，人才并不难得，关键在善于识别人才，而且要有相应的扶持和培养人才的措施，才能充分发挥人才的作用。

柳宗元则在他的《种树郭橐驼传》中，提出了“顺天致性”的育人观，他认为天下万物的生长，都有自身的发展规律，必须顺应自然规律，否则不仅徒劳无益，还会造成损害。文中所谈到郭橐驼，是一位种树能手，其经验诀窍却非常简单，就是：“顺木之天，以致其性。”也就是要顺应树木生长的天性，而“不害其长”。只要营造了良好的生长环境，就可以“勿动勿虑，去不复顾”。一般人种不好树，往往是因为“爱之过殷，忧之过勤，旦视而暮抚”，“甚者爪其肤以验其生枯，摇其本以观其疏密”。这样，“虽曰爱之，其实害之”。

柳宗元认为，育人和种树的道理是一样的，育人同样要顺应人的发展规律，而不能凭着主观愿望和情感恣意干预和灌输。提供发展的良好环境和动力是必要的，但又不能完全放任自流。他说：“善言天爵者，不必在道德忠信，明与志而已矣。”“明”就是明确方向，“志”就是坚定不移，有了这两点，人就可以“尽力于所及”，而使自己“备四德”，又何必要别人喋喋不休地向他灌输那些教条呢？

这种自然主义的教育观，具有强烈的启迪性。就好像种花一样，当它最需要水分的时候，才去浇水，方能收到事半功倍的良好效果，否则的话，不论时辰与自身的需求，而胡浇乱灌，往往会适得其反。

从韩、柳的“育才观”来看，前者更着重于“人才的识别与选拔”，而后者更为看重“人才的成长”，此是同一件事物的两个阶段，可以互为参照，同时吸纳。

五、从韩、柳的“教学观”来看

韩愈在《进学解》中指出：“业精于勤，荒于嬉，行成于思，毁于随。”即学业的精深在于勤奋，嬉戏游乐必然导致学业荒废；品行的端正在于独立思考，随波逐流必将导致品行堕落。“勤”包括口勤（多吟诵），手勤（多翻阅），脑子勤（多咀嚼、多思考）。他认为，人在追求真理之时，其头脑和态度，绝对不能受到世俗陋习的干扰或支配。

韩愈在学习方法方面，也有很好的见解。他说：“论事者必提其要，纂言者必钩其玄。”阅读事项类的书，一定要抓住其要点；阅读言论类的书，一定要领会其精神实质。学业的精深，必须要以广博的知识为基础。“细大不捐”，“俱收并蓄，待用无遗”。无论知识面的宽窄，学术观点的大小，都要兼收并蓄，在广博的基础上求得精深，等到使用时才能随心所欲，而毫无遗漏。“沉浸浓郁，含英咀华”。学习时必须沉下心来，宁心静气，仔细地咀嚼和品味书中的精华。

韩愈以儒家的正统自居，反对佛教的清净寂灭、神权迷信，但又相信天命鬼神；他盛赞孟子辟排杨朱、墨子，认为杨、墨偏废正道，却又主张孔墨相用；他提倡宗孔氏、贵王道、贱霸道，而又推崇管仲、商鞅的事功。他抨击二王集团的改革，但在反对藩镇割据、宦官专权等主要问题上，与二王的主张并无二致。这些复杂矛盾的现象，在其作品中都有反映。

柳宗元的《答韦中立论师道书》，是一篇回答青年学者韦中立有关师道问题的文章。他在文中除了阐明不敢为人师的原因外，着重谈了作文的要领。认为，要以五经来作为撰写文章的根本、根据或基础，对照《尚书》，来讲求文章的质量；对照《诗经》，来讲求文章的意境是否深远；对照《礼经》，来讲求文章是否合乎时宜；对照《春秋》，来讲求文章的立论与判断；对照《易经》，来讲求文章是否具有发展变化的一种动感、动态或运动的趋势。参考《谷梁春秋》以磨砺气势；参考《孟子》、《荀子》以使条理清楚；参考《庄子》、《老子》以生奔放的端绪；参考《国语》以扩大情趣；参考《离骚》以穷致幽邃；参考《史记》以展示精炼。

柳宗元被贬永州之时，虽然身处逆境，且健康状况也逐步下降，却把全部精力用于读书求识之上。他在给友人的信《与李翰林建书》中说：“求得经史诸子数百卷，常候战悖稍定，时即伏读。”已经病成战战兢兢、无法控制的状况了，稍稍安定还要伏案攻读，其精神是多么感人。他把诸子百家的学说，看成“与孔子同道”，取百家所长之精华，去掉歪理邪说之糟粕，融会贯通，全部用来匡时济世。

柳宗元认为，学习必须博采众长，“读百家书，上下驰骋”。而他本人就是一位博学多才的大师，对儒道墨法和佛家思想等，都有着极为深刻的研究。他的论著中所涉及的典藉之多、学识之渊博，令人叹为观止。而他的论辩文章，纵横捭阖，严谨而周密，可见其积学之丰厚。

从上可见，韩愈力主以儒家经典教育学生，而柳宗元则强调学习儒家经典，不能株守儒家经典，应该兼习包括佛道在内的百家之言，“上下审视，纵横驰骋”。从这一方面来看，柳宗元的“教学观”，似乎要比韩愈更胜一筹。

总而言之，韩愈和柳宗元都不愧为当年那一代青年的良师和益友，他们著作中所蕴涵着的那些师道观、育才观和教学观等思想，基本上是结合自己人生经历和教训来谈的，因而更加令人信服，更加容易被青年才俊们所接受。直到21世纪的今天，对于我们提升办学指导思想、进行人才选拔和培养、指导教育与教学、造就当代高素质的复合型人才，仍然有着非常重要的参考作用。

(本文作者：骆正军  翟冰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