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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0年高考作文备考资料：2009年度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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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新时间：2010-12-30 22:47:47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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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年高考作文备考资料：2009年度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
谷超豪孙家栋获2009年度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
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大会颁发了2009年度国家最高科学技术
奖，获奖者为谷超豪、孙家栋两位院士。
国家最高科技奖每年授予人数不超过2名，获奖者必须在当代科学技术前沿取得重大突破或者在科学技术发展中有卓越建树；在科学技术创新、科学技术成果转化和高技术产业化中，创造巨大经济效益或者社会效益。获奖者的奖金额为500万元人民币。
该奖自2000年设立以来，已有16位科学家荣膺这一奖项，他们是吴文俊、袁隆平、王选、黄昆、金怡濂、刘东生、王永志、吴孟超、叶笃正、李振声、闵恩泽、吴征镒、王忠诚、徐光宪。
谷超豪
数学家谷超豪:曾放弃成绩转入国内数学薄弱领域
http://www.sina.com.cn 2010年01月10日18:23 瞭望
像孙中山那样以救国救民为己任，为国家的兴亡承担责任，自然是“大事”；用自然科学改造世界，也是“大事”
文/《瞭望》新闻周刊记者孙英兰
2009年10月20日，“谷超豪星”命名仪式在上海复旦大学举行。国际行星命名委员会将紫金山天文台于20 07年9月11日发现的、编号为171448的小行星命名为“谷超豪星”，并演示了“谷超豪星”太空运行情况。
中国科学院院士、83岁的复旦大学教授谷超豪在命名仪式上表示，命名是一次极大鼓励，自己在数学研究上只是取得了“一点点建树”，“抚今追昔，我从事数学研究活动已60余年，我一贯认为数学研究要适应国家建设的需要，要不断创新和不断提高，并为此目标而努力奋斗。”
数学里的“大事”
“人言数无味，我道味无穷。良师多启发，珍本富精蕴。解题岂一法，寻思求百通。幸得桑梓教，终生为动容。”这是谷超豪1991年为母校温州中学90周年校庆作的一首诗。在这首诗中，他抒发了自己对数学的眷恋之情和一种托付终生的欣慰。
谷超豪出生在浙江温州。数学对他最早的触动是在小学三年级，除法中循环小数的现象迷住了他：“1被3除，是0 .3333……可以一直除下去，永远除不尽，但是可以用一个无限循环的小数表示出来，这给人无穷的想象空间。”到了六年级，又遭遇“鸡兔同笼”、“童子分桃”等应用题，有些同学死背公式，但谷超豪却琢磨着用更简单的方法来解题。他拿来哥哥的代数书翻看，看着看着，心中豁然开朗：设未知数、列方程，难题不就迎刃而解了么？
1938年，谷超豪考入温州中学。学校雄厚的师资力量和启发性教育方式让他如鱼得水。一次，老师问：一个四边形，每边边长都是1，面积是否是1？许多同学都肯定地回答是1，谷超豪说不一定，如果把它压扁，变成一条线，面积就差不多成了0。老师对谷超豪的想法特别欣赏。当时，谷超豪还不知道菱形面积的公式，而是从形状的变化来说明这个问题。但这种求新求变的思维方式却在他以后多年的研究实践中真正显现出来。
数学给少年谷超豪带来了快乐，但此时正值日寇侵华，爱国救亡的呼号，成了整个时代的主题。“我记得小学高年级语文课，选用的教本是一本《给年少者》的文集，里面都是进步作家的著作，呼吁团结抗日，人民奋起。”
1938年，日军轰炸温州，全校师生逃难到青田。家园被毁，同胞惨死，让少年谷超豪深切地体会到屈辱和愤慨。在学校礼堂里，谷超豪看到了孙中山先生的一句话——“青少年要立志做大事，不可立志做大官。”
谷超豪认为，像孙中山那样以救国救民为己任，为国家的兴亡承担责任，自然是“大事”；用自然科学改造世界，也是“大事”。从此，当科学家、做革命者，两种身份同一种使命，成了谷超豪人生历程中相互交叉的两条线。在哥哥的影响下，他阅读进步书籍、加入学校的进步组织、写文章、贴标语，积极为抗日宣传做后勤工作。1940年，年仅14岁的谷超豪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在搞地下工作的时候我就不想数学，在钻研数学的时候也不想地下工作。我觉得自己是幸运的，能有精力平衡好两者。”多年后，回忆当时的情形，谷超豪感慨万千。
1943年，谷超豪考入浙江大学数学系，大学三年级时，他遇到了仰慕已久的苏步青教授。苏步青是我国近代数学的主要奠基人，微分几何学派的开山鼻祖。他那种条理清楚、推理严谨、图文并茂的讲授方式，让谷超豪终生难忘。在浙大求学期间，谷超豪还同时选修了著名数学家陈建功的复变函数、物理系的量子力学、相对论和理论物理等课程。这样的经历，为他以后在数学研究中的传承与超越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1948年，谷超豪以优异成绩毕业并留校任教。1953年，全国高校院系调整，谷超豪随苏步青来到上海复旦大学，开始了他长达半个世纪的科研和教学育人工作。
归零后重新出发
上世纪50年代初，谷超豪主要从事古典微分几何的研究，国家制定的“12年科技发展规划”改变了他最初的想法。
当时，计算数学、概率论、偏微分方程都是新中国比较薄弱的学科，国家希望在这些领域能有所突破，谷超豪就自觉地想要承担起这个使命，苏联人造卫星上天也给谷超豪很大触动。1957年，他被公派到苏联进修，在完成规定课程外，他还有意识地学习了与高速飞行器密切相关的空气动力学。1959年7月，谷超豪综合多项成果，完成了题为《李-嘉当变换拟群的通性及其对微分几何的应用》的学位论文，被认为是继大数学家艾里·嘉当之后，第一个在无限变换拟群理论方面取得重要进展的人，获苏联莫斯科大学物理-数学科学博士学位。随后他便由微分几何转入偏微分方程和数学物理这一国内数学的薄弱领域。
放弃已有成绩，归零后重新出发，谷超豪作出了影响自己一生的重大抉择。
1959年，谷超豪回到国内，即以机翼的超音速挠流问题为突破口，开始组织队伍进行科学攻关，他不仅给出了数学证明，把这一类的边值问题研究作出重要推进，还培养出李大潜等优秀人才。
上世纪60年代，谷超豪在流体力学中的偏微分方程问题的研究方面，取得了重要成果；在混合型偏微分方程方面，尤其是多元混合型方程的边值问题中也取得了重要突破。1974年，复旦大学组成了以谷超豪领衔的科研组，和杨振宁合作，进行规范场理论方面的研究。他们在国际上最早证明了杨-米尔斯方程的初始问题的局部解的存在性，弄清了无源规范场和爱因斯坦引力论的某些联系和区别，取得丰富的成果。从上世纪80年代后期至今，谷超豪在当前数学最前沿领域，特别是数学的交叉研究和边缘化上，获得了一系列富有开创性的成果，处于国际领先地位，为我国尖端技术，特别是航天工程的基础研究作出了杰出的贡献。
学科交叉催生创新成果
谷超豪的研究横跨数学、物理学科的多个领域。他曾将自己的三大研究领域——微分几何、偏微分方程和数学物理，亲昵地称为“金三角”。“别看它们表面上枯燥，其实只要深入进去，你就会发现奥妙无穷，简直是开发不尽的宝藏啊。”
1988年2月，谷超豪由复旦大学调任中国科技大学校长一职，上任伊始，就着手推动中国科大的多学科交叉研究。在他的努力下，1992年中国科大“非线性科学”获国家正式立项，谷超豪被聘为该项目的首席科学家，中国科大成为国家在该领域研究的南方中心。
中国科大数学系李翊神教授告诉本刊记者，“谷先生成立该中心的主要目的，是要通过多学科交叉进行创新研究，带动有关理论和实验学科的发展，培育新的学科方向，并培养高层次人才。”他介绍说，中心成立后，已物色调入了一批不同学科的优秀科研人员，开展非线性量子光学、非线性等离子体物理、非线性化学等研究，并已取得成果。如郭光灿小组在量子通信和量子计算领域取得了一系列世界领先水平的科研成果。俞昌旋、辛厚文、闫沐霖等教授的科研小组都在相关领域取得重要成果。
不仅在学术研究方面提倡学科交叉，在培养学生方面，谷超豪也主张对学生进行交叉培养。对此，中国科学院院士、中科院大气物理所研究员穆穆深有感触。
1982年春，穆穆成为“文革”后的第一批博士生，师从谷超豪和李大潜两位院士。他清楚地记得，当时任大气物理所所长的曾庆存院士向谷超豪表示，希望有数学、物理特长的年轻人从事大气科学方面的研究。谷超豪给穆穆选定了博士论文的研究方向，要求他从数学的角度做非线性大气动力学方面的研究。当他完成博士论文即将参加答辩时，导师谷超豪认为他论文写得不错，却又叫他到大气物理所呆半年再答辩，原因是他“对大气科学的基础了解不够”。此后，又推荐他师从曾庆存院士作博士后研究。
“我是大气物理研究所的第一个博士后。我能在科研领域取得一些成绩，真应该感谢老师的严格要求。”穆穆坦言。
2005年，已是80高龄的谷超豪，仍带着3名研究生，坚持每个星期至少有两个半天与学生进行讨论，甚至给一些学生开小灶。在他培养的众多学生中，已有9人当选为院士。□
孙家栋
卫星专家孙家栋：参与我国1/3航天器的自主研发
http://www.sina.com.cn 2010年01月10日18:23 瞭望
他亲历、见证、参加、领导了中国航天从起步到目前为止的全部过程，他的传奇人生与中国航天发展中的多个“第一 ”密切相连。
文/《瞭望》新闻周刊记者孙英兰
“孙先生是我非常尊敬的科技大师。如果没有孙先生倾心真诚的合作，中国的首次‘月球探测—绕月探测’很难顺利实现。”1月5日下午，中国科学院院士欧阳自远在他的办公室接受了《瞭望》新闻周刊的采访。这天，正是中国二十四节气中的“小寒”，此前一场罕见的大雪覆盖京城，天寒地冻。刚刚出院的欧阳自远原本在家中静养，但听说要请他谈谈孙家栋院士，便不顾一切赶到办公室等候记者。
在我国绕月探测工程指挥体系中，孙家栋、栾恩杰、欧阳自远三人被誉为“黄金组合”，真正的“三驾马车”。20 04年2月25日，当绕月探测工程领导小组通过《绕月探测工程研制总要求》时，国防科工委副主任、国家航天局局长栾恩杰即被任命为工程总指挥，中国科学院院士、我国著名的运载火箭和卫星技术专家孙家栋为总设计师，聘任欧阳自远为月球科学应用首席科学家，同时给工程起了一个美丽的名字——“嫦娥工程”。欧阳自远认为，“嫦娥工程”能够顺利实施，孙家栋起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真正的大师”
“我是搞天体化学的，对航天领域知之甚少，是个新兵。而孙先生从事航天科技多年，是我国多颗卫星研制和发射的总师，是真正的航天大家。他是我进入航天领域的良师和益友。”欧阳自远说，他与孙家栋此前并不熟悉，只是慕名。200 0年，他向时任国防科工委副主任、国家航天局局长的栾恩杰汇报绕月探测计划的科学设想，栾恩杰非常赞同，而且首先想到的就是请孙家栋出山，担纲这个大工程的总设计师。此后，两人的接触日益频繁。
“我和孙先生多次交谈，认真、仔细地探讨绕月探测的各种科学技术问题。他个人的学术功底非常雄厚，他不断地提出各种问题，我必须不停地回答，常常一谈就是半天时间。最让我敬佩的是，他能容纳各种各样的意见，谦虚，诚恳，是个真正的大师。”
欧阳自远说，“孙先生是一个善于把复杂问题简单化的‘高手’。我总是从科学的角度出发提出各种技术要求，希望我们的绕月能获取尽可能多的数据。但孙先生考虑更多的是如何去实现、去完成‘绕’的目标。孙先生常说，科学家往往把简单问题复杂化，而工程师就是要把复杂问题简单化，‘我是一个工程师，我的工作就是先要实现科学家的基本要求，然后再进一步拓展’。他善于抓住最主要的问题，并且敢于决断。比如说‘嫦娥’什么情况下发射。孙先生认为，安全就发，不安全就不能发，其他因素都不必考虑。因为不安全，什么目标都达不到。”
“三驾马车”各有分工：总指挥栾恩杰调动千军万马，组织队伍，取得每个战役的成功；总设计师孙家栋负责工程和技术的突破与实现。首席科学家欧阳自远负责科学目标的设定、技术要求以及得到探测数据后的研究。“所有的技术难题都加在孙先生身上，他肩上的担子最重。”
欧阳自远对孙家栋举重若轻、敢于决断、善于协调的能力十分敬佩，“孙先生从事航天科技工作几十年，经验极其丰富，对各个机构人员的能力也非常熟悉。他参加了多个航天工程，每个航天项目都是国家的重大工程，有众多科学家和众多单位参加，其中有一系列重大的技术问题和各系统之间复杂的匹配与制约问题。千钧之重，系于根根毫发！任何一个系统和环节，都关系整个工程的成败。可无论多么难办的事，孙先生一出面，就协调得大家都满意。在科技界，有孙先生这样能力和才干的人屈指可数。”
拍板用“长三甲”发射“嫦娥”
最让欧阳自远感动的是孙家栋的谦和、真诚。“我曾跟孙先生说，在航天方面我是新兵，他是我的领路人。但孙先生却说，‘说到底，欧阳，我是为你打工的，我就是帮助你把手和眼睛延伸到月球上去，这是我的任务。至于到月球上能看到什么、抓到什么，是你的事，但你去不了是我的事。’孙先生的话语很朴实，但身为‘两弹一星’的功勋科学家，一个大工程的总师，这样的谦虚、平易、真诚，真的让我十分感动，令人敬佩。我能和这样的科学大家合作，真的是三生有幸，终生难忘。 ”
“我在孙先生的领导下工作了8年，很少看到他发脾气。只有一次见孙先生发火，那是因为有些人纠缠细节、不顾大局。”绕月探测工程地面应用系统总设计师李春来说。
“孙先生讲话逻辑性非常强，简短明了。8年来，记得只有一次，孙先生一口气讲了大约半个小时，是讲质量问题。他讲质量是大科学工程的生命，讲解决质量问题的方法，反复强调要有质量意识。”这给李春来留下了深刻印象。
“孙先生看问题看得远，抓得准；不仅学问好、技术过硬，在处理问题解决矛盾方面也很有艺术，是业界公认的解决问题的能手。”李春来告诉本刊记者，当初为了使用什么型号的火箭发射“嫦娥一号”，科技人员争论不休，“孙先生边分析边讲解说，一个系统工程，并不是说要每个部件能力都最强、系统最好、性能最优才是最好，关键是要协调，各个部件协调匹配才是最好。‘长三甲’被称为‘金牌火箭’，稳定性强、可靠性最高，推力虽不及‘长三乙’但够用，而我们又是第一次去月球，一定要使卫星在可控状态下。最后，孙先生拍板用‘长三甲’发射，大家心服口服。”
中国的“卫星之父”
孙家栋亲历、见证、参加、领导了中国航天从起步到目前为止的全部过程。他的传奇人生是与中国航天发展中的多个 “第一”密切相连的。
1929年生于辽宁复县的孙家栋，自幼喜欢“望星空”。小时候的他，常常痴望着夜晚的天空，想着大人们讲的嫦娥奔月、玉兔食月等美丽的传说，看天看到很晚。18岁的时候，他从家乡考入哈尔滨工业大学预科学习俄语，那时他最大的愿望是成为一名土木建筑系的学生，将来可以去修大桥。偏巧，此时哈工大增设汽车专业，造汽车似乎比修大桥更有意思，他便转入了汽车系。还没碰上汽车，新中国开始组建空军，品学兼优的孙家栋作为急需的俄语翻译人才被选送入伍。
1951年，孙家栋和另外29名军人被派往苏联茹柯夫斯基工程学院飞机发动机专业学习。这个学院有一个传统：考试全部获得5分的同学，照片要挂在学校一进门的地方，一学年后如果能继续保持，便把照片往上挪，越往上人数越少，照片也越大。毕业时如果能在其上保留一张大照片，便可获得一枚印有斯大林头像的金奖章。1958年，孙家栋就带着这样一枚珍贵的金质奖章回到了中国。
学了7年的飞机，孙家栋本以为会和飞机打一辈子交道，没想到，回国后连飞机是什么样都没有看到，就直接到国防部第五研究院报到了。“我正好赶上‘两弹一星’这个伟大事业启动的时候。著名科学家钱学森回国后，向中央建议，要发展我国的导弹事业。在他建议的基础上，中央决定由聂荣臻元帅挂帅，成立国防部五院，我们空军培养的这些留苏学生，有1/ 3被调到这里从事导弹研制。”2007年在接受中央电视台采访时，孙家栋回忆起这段经历。
1958年4月，苏联发射了人类历史上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震动世界。毛泽东发出了“我们也要搞人造卫星”的号令，在钱学森、赵九章等科学家的建议下，由中科院牵头启动了人造卫星的研究工作。正当研制工作进入到关键时刻，“文革”发生了，卫星研发队伍被冲散，研制工作彻底停顿下来。为了确保我国第一颗人造卫星研制工作顺利进行，1967年中央决定组建中国空间技术研究院，由钱学森任院长。钱学森亲自点将，让孙家栋重组卫星研究队伍，此时孙家栋已是五院导弹总体设计部副主任。和9年前回国时一样，他再一次放弃了自己已经熟悉并建树颇丰的导弹领域，担起卫星研制的重任。这一年他37岁。
从1967年担任我国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总体设计负责人开始，孙家栋又先后担任了我国第一颗遥感探测卫星、第一颗返回式卫星的技术负责人、总设计师，他还是我国通信卫星、气象卫星、地球资源探测卫星、北斗导航卫星等第二代应用卫星的工程总设计师。在我国自主研制发射的100个航天飞行器中，由孙家栋担任技术负责人、总设计师或工程总师的就有 34颗，占整个中国航天飞行器的三分之一。被业界公认为中国的“卫星之父”。
去年4月8日孙家栋80岁之际，病中的钱学森亲笔致信祝贺：“自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首战告捷起，到绕月探测工程的圆满成功，您几十年来为中国航天的发展作出了突出贡献，共和国不会忘记，人民不会忘记。我为您取得的成就感到骄傲。”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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