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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风云人物素材刘亮程（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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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传：火树银花 |
审核发布：火树银花 |
更新时间：2011-1-10 12:20:4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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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云人物素材刘亮程（三）
三
关于刘亮程散文的诗性因子，上面只能点到为止，因为另一个问题已经话到嘴边，那就是：散文的边界在哪里？我不敢说对这个具有理论意义的问题，刘亮程已经用他的创作给出了部分答案。但我确实感觉到，刘亮程的散文蕴藏着一种”跨文体写作“的可能性和自觉努力。在他的村庄里，不仅回旋着一种现实中找不到的袅娜诗意，同时也充满了紧张的对抗 ：乡村与城市、人与自然、梦境与现实，甚至在文体与文体之间，都能感受到某种力量的争夺和消长。其实，这个问题还可以换一种提法，就是：散文可不可以虚构？
我们的常识是：虚构是小说的专利，散文嘛，只能“实话实说”。这几乎是现当代文学的散文创作实绩颁布给文学教科书的一条“戒律”。写“真人真事”一度成为散文的标签和身份证明，中小学生的作文本上充满了“有真情实感”之类的俗套评语。问题是，“从来如此，便对么？”叙事学和新历史主义的观点认为，人类所有的文字叙述行为（包括史书）本质上都是一种“虚构”。况且事实上并非“从来如此”，我国自先秦诸子以来的散文传统并未视虚构杜撰为不可--《庄子》不是通篇都在“天马行空”吗？--倒是对小说作了写实的规定。从另一角度说，规定和限制真的有用吗？君不见号称“虚构”的小说往往真实地再现了社会和人生的林林总总，而标榜“真情实感”的散文却常常或抹着文化的口红，或戴着人生的假面。“假作真时真亦假，真作假时假亦真”--小说与散文亦可作如是观。当代的所谓散文家，大多只写看上去对得起观众的“自我”甚至“超我”，从不涉及“本我”的不堪之处。那一个个“真、善、美”的“抒情主人公”形象，看似人气健旺，足以孤芳自赏，实则苍白失血，禁不起稍稍仔细些的推敲与打量。难怪钱钟书先生要讥讽某些人的回忆录“想象丰富”了。
还是来说刘亮程。窃以为，刘亮程的散文不仅是个人的文本试验，还代表了当代散文寻找自身出路的一次突围。梭罗住了两年半的瓦尔登湖可以在他的年谱中坐实，而刘亮程“地久天长”地栖居的黄沙梁，说穿了乃是一种“虚构”。在《又是黄沙梁》一文中，刘亮程写道：我给我的诗歌中的这个村庄起了个名字：黄沙梁。
这无疑是一个相当重要的“注脚”。当一个诗人给自己居住的地方重新命名时，显然是一个充满文学野心的“预谋”。现在，这个地图上找不到的村庄又被移植到散文里。换句话说，这只是刘亮程“一个人的村庄”，它的虚拟性在那篇梦幻和诗意交织的同题散文里暴露无遗。如果一个读者仅从“真实性”上对号入座，你会发现刘亮程根本不能自圆其说。这些被分成三辑的文章恰好对应着他人生的三个站点：村庄（黄沙梁）--城乡结合部（城郊乡的农机管理站）--城市（乌鲁木齐），这三个站点不仅暗示了刘亮程对自我生存状况的不断超越，在文本上也呈现一种次第否定的关系，读到他“扛着铁锨进城”时，前面的“地久天长”云云就成了无法落实的童话。有的读者甚至为此而大呼上当。
然而，这种戴着考据眼光的阅读是不是有点暴殄天物？这恐还不是散文写实的思维定势在作怪。试想，如果刘亮程也按着你的思路走，文坛不过又多了一个平庸的散文家而已。一个艺术家绝不仅仅满足于为现实“照相”，他还必须有一个梦，他毕生的努力也就是为了编织这个美丽的梦，梦里到处都是他的影子，但也只是影子而已。“一个人的村庄”，正是刘亮程苦心经营的一个梦。
梦境与现实的冲突在一些追忆童年的文章里凸现无遗。《天边大火》里的“我”失眠在一个“寒冷又恐怖”的冬夜，他惊悸于整个村庄在朝向未来的途中“落到了最后面”，而所有的人竟浑然未觉，蒙头大睡。短短两千字的篇幅大部分用于编织这种亦真亦幻的“童年梦境”，而真正的“童年”则早已在作者有预谋的还原过程中走失了。紧接着，作者让“好像忽然长大了许多”的“我”，拿了盒火柴跑到长满蒿草的野滩去放了一把试图“弄醒村里人”的漫天大火。然而--我不知道呆站了多久，直到后来，火终于熄灭了，夜色又笼罩那片烧黑的荒野，村子还是静静的，没有一个人醒来，没有一条狗吠，没有一只鸡叫……
你能说这件事是写实的吗？但你无法否认，刘亮程对一个孩子在成长过程中的莫名苦闷和形而上思虑的描述，有着另一种“真实”。《偷苞谷的贼》与其说是散文，不如说是一篇时空失序、情节怪诞的超现实题材的小说。文章开头，作者用小说的写实手法写村里抓住一个偷苞谷的贼，天黑了，杜锁娃的父亲把看贼的任务交给了“我”--刘家老二（这也是刘亮程的真实排行）。由于胆怯，小偷还是被“我”放跑了。出于自责，多日之后“我”鼓足勇气找到杜锁娃的父亲：
“那个贼跑掉了。”我说。
他扭过头看着我。
“偷苞谷的贼。”我又大声说一句。
他瞪了我一眼，转身吆喝了一声牛。接着我听他嘟囔着说：“苞谷早收掉了。哪还有苞谷。”
我愣在那里。
这一段叙述一下子把事件的真实性颠覆了，使读者坠入五里雾里。至于后面的“我在这个城市生活了近二十年”，以及自己最终还是被“那个人”追上，“他把那条瘸腿扔给我，换上我的一条好腿走了。”这些情节，与刘亮程的“本事”就更是乖离不合了。正如作者自己所言：“随着年岁增长，我越来越分不清曾经的哪些生活场景是现实，哪些是梦。它们糅在了一起。我也不再去仔细分辨。”
实与虚、梦与醒就这样水乳交融，构成一个迷离扑朔的文本世界。从读者接受角度讲，在散文中读到这样的小说笔法，无疑是让人兴奋的。这种“写在文体边上”的文字，当然比那些滥情的游记、质木无文的回忆录更具艺术品位和文学魅力。
在刘亮程的不少散文中，还涉及自己的性心理的刻画，甚至直言性事。
另一场风中我闻见一群女人成熟的气息，想到一个又一个鲜美女子，在离我很远处长大成熟，然后老去。我闲吊的家什朝着她们，举起放下，鞭长莫及。（《风把人刮歪》）
有这种雄心的男人一般都有一根了不起的粗壮阳物，又娶到一房样样能行的好媳妇，有了这些天赐的好条件，他就会像种瓜点豆一般，从大土炕的那头开始，隔一尺种一个儿子，再隔一尺插花地播一个女儿。（《一个人的村庄》）
恕我孤陋寡闻，在时下小说性描写泛滥成灾的形势下，如此现身说“性”的文字在散文里还是第一次遭遇。它因为在一个书写“自我”的文体中大胆切入“本我”所在的“潜意识”领域而显得触目惊心。
在这本书的封皮上，刘亮程被人誉为“二十世纪最后一个散文家”，这话是否允当姑且不论，不过，在两个世纪擦肩而过的节骨眼儿上，中国当代散文的“细小命运”（朱大可语），的确在这个充满诗意和哲思的村庄里，亮出了它那沉潜多时的健壮经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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