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裔诺贝尔奖获得者，到现在也不过8人，而有5位都是生于民国接受民国的教育。^[1]（数据截至2009年）

    耶鲁大学校长安吉尔博士宣读了“为人类做出革命性贡献的十大伟人”的名单，其中有爱因斯坦，有杜威，还有民国教育家晏阳初。^[2]

    “新中国没有一个教育家，而民国时期的教育家灿若星海。”这句话虽是网友杜撰，却十分精辟。民国教育家既有像蔡元培、张伯苓这样如雷贯耳的大师，也有刘文典这样敢一脚踹在蒋介石肚子上的勇士。不是说踹国家领导人肚子是一件多么高尚脱离低级趣味的事，但通过这些轶事我们至少能看出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那十几年里大学百花齐放争奇斗艳，北大清华小得可怜，只有几十名教授，却都是名字响当当的学者，而私立大学自由的环境使之成为人文思想的圣地。这才叫“一流大学”呢。值得一提的是，杜威，就前面说的那个美国最牛的教育家，曾经来中国和胡适商量要办大学搞教育，只不过因为“种种原因”，碰了一鼻子灰走了。

    1949之后中国一共就培养出一个诺奖（数据截止2009年），还是文学奖。

    就算是在硝烟弥漫的抗日时期读书，你仍能在这破败不堪的土地上找到一丝温暖，那时的中国仍有能被称为大学的机构。

    真正的大学应该是一个人们追求光明、探索真理、独立自由的理想主义学术圣地，是一座真真切切的象牙塔。用竺可桢的话说，就是一个“只问是非，不计利害”的地方。在中国的历史上，有过这样的大学吗？有！更讽刺的是它是我国历史上第一所现代大学—由京师大学堂转变而来的北京大学，1915年由蔡元培入主校长以及1937年抗日战争时期由北大、清华、南开组成的西南联大。就是当时的西南联大在那个动荡不安的艰苦岁月里造就了我国两个诺贝尔奖获得者和8个两弹一星的功勋科学家。^[3]

    1937年，抗日战争，平津沦陷，北大、清华、南开被迫南迁，合并成一所简陋流动的西南联大。这几乎是中国近代高等教育历史上最美丽的海市蜃楼，学校坚持不采用政府教育部布置的大学课程，声称教学是大学自己的事，不是教育部的事。老师没有固定的教学大纲，随着心意安排课程，学生没有生硬的选课要求，学生们整日整夜地泡在学校外面的茶馆里看书写作。9年的时间里，培养出了我们后来投入百十倍的时间金钱都追及不了的大师。有人说西南联大成果的唯一诀窍是自由。西南联大的学生说：“那是一段谁也不怕的日子。”^[4]

    同样美丽的，还有另一个海市蜃楼—燕京大学。这个由司徒雷登开办的仅仅存在了33年的学校，在那个历史的夹缝中用它短暂的生命给中国留下了最鲜艳的色彩，最美好的回忆。33年里，燕京大学注册的学生加起来不到1万人，却培养出了42名中科院院士，11位工程院院士，这样的“效率”足以让如今的大学找个地缝儿钻进去。而费孝通、雷洁琼、冰心、侯仁之等人，只不过是这1万人中的代表。当年燕京大学的气势之盛，甚至引来了哈佛同它合作，在中国成立“哈佛燕京学社”，还建了图书馆，而司徒雷登标榜的自由之风，秉承的“因真理得自由而服务”的校训，让这所学校引来了无数大师。那个年代，西南大学和燕京大学在国际上的盛名，毫不逊色于哈佛牛津。^[5]

    据说教育界有种共识，说1949年之前的高等教育基本是成功的。那时的大学，还有与国际教育主流接轨的野心和可能性。

    1949之后的高等教育也不能说完全失败，即便是在20世纪80年代，大学也没有现在这么低俗，即便不是象牙塔，也还算是一片纯净的场所。

    而到了80年代，大学精神有了短暂的回归，大学生终于有了他们该有的样子。80年代，劫后余生的大师们，终于登上讲坛，在垂垂暮年有了点燃下一代智慧之灯的机会，精神荒原上长大的年轻人，终于来到了圣殿，在未老之际还有重组和构建心灵版图的机会，知识在两代人之间有了种缠绵的粗暴的哺育关系，从废墟上也要建立起血肉相连的精神谱系。

    90年代，见证了大学的堕落。^[6]

    我们不仅见证了大学的堕落，更见证了一个国家，一个号称“教育是立国之本”的国家，一个民族，一个自诩“孔孟之乡”的民族的教育的堕落。一个有如此光辉教育历史的国家，如今竟落得这等地步，真是让人无语。

但在无语的同时，咱也得画个问号，纳闷儿它咋就成这样哩？上帝究竟做了什么，竟让中国的教育如此悲哀？竟让我们如此不幸，生在这么一个悲催的时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