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锦涛同志指出，中国经济的发展，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要依靠科学技术。话语中，对中国的发展前景充满信心……”

　　●受教育要平等

　　说到人才的培养，杨乐开始皱眉头。杨院士先从教育说起：“基础教育应该搞好，这关系到全民的素质，我们国家各条战线都需要高素质的人才。”

　　“但是，我们的教育有一些问题”，杨乐的眉头皱得更紧：“我们的一些规定有可能将农民和城市困难居民的子女排斥在外。如果我们不大力关注，一些人可能因此失学，一些人会受到干扰，还有一些人会因为交不起各种费用而不能专心学习。”

　　杨乐回忆说：“在我以往的接触中，即使在很差的环境，即使是十分贫困的家庭，也能够出人才。我国的尖端人才中，包括一些学科的台柱教授，很多就是在十分贫困的经济条件下成才的。中国改革开放的成就有目共睹，教育事业也在发展。我们要呼吁平等受教育的权利，否则有些人才难以顺利成长。”

　　●别将“奥数”当产业

　　杨乐认为，一些父母不切实际地望子成龙也是当代教育的一个误区，他们把在“奥数”一类的竞赛上获奖当作子女成才的标志。一些教育工作者迎合了家长和学生的这种心态，把“奥数”当作一项产业来做。“教育部门与许多学者已经呼吁多次，这种状况却未得到根本改变。

　　杨乐说，在国外，一些好的大学，在录取新生时也考虑学生的综合素质，包括参加一些课外活动与竞赛的经历。一些中学生参加“奥数”竞赛，只是一种兴趣。而我国的许多学校，则将“奥数”异化了，从高中、初中到小学，大家参加，临时突击，强化训练，灌输技巧，而不是强调能力的提高。技巧并不是灵活运用的能力。“他们的目的只是拿奖牌，因为只要拿到了奖牌，就可以在升大学时加分。”

　　“国外也有些竞赛，是在较长时间里（如一学期）培养一些同学的兴趣，提高创新能力，有较好效果。去年香港举办了首届这样的竞赛，其做法值得借鉴。”

　　●少带几个研究生

　　杨乐话锋一转，谈到了研究生教育。“20多年来，研究生教育有了很大发展，但也出现了新问题，就是有些院系与导师过分关注经济效益，而轻视了人才的培养。”

　　杨乐告诉笔者，在研究生教育中，少数教授每人带几十位研究生，有的听说带上百个。“他们并不是从培养、训练人才的角度考虑，而是为研究生联系好了企业与公司，让他们在那里干活。”他说，带一名研究生，需要导师的精心培育，从打基础到指导撰写论文，需要全过程培训。“一个人的能力是有限的，同时带10人应该已经是极限：需要有10个有价值的研究课题，一二周就得听研究生一次汇报，了解他们学了哪些文献，有什么心得与进步，会有哪些困难并且需要花一二个小时与研究生单独讨论，互相交流。要完成这个流程，同时带五六十乃至上百位研究生根本不可能。”

　　身为全国政协委员的杨乐正式提出建议，限制导师带研究生的人数———同时带研究生的人数不得超过10名。“国家确实紧缺的个别专业需要超过10人限制时，应该经过国家学位委员会或相应高层机构的严格审批，而且也应限定超出人数的数量。”

　　杨乐对一些研究生培养单位要求研究生必须发表规定数量的论文才可以毕业的规定不以为然。他说，各门学科、各所学校，情况很不相同，不宜作出硬性的统一规定。否则，有的研究生就选容易做的小题目，拼凑论文，个别甚至抄袭、作假。“有的院校过分强调SCI的期刊与论文数量，这并不科学，SCI期刊论文数量质量相差悬殊。用这种简单的数量统计来决定研究生能否毕业，对人才培养极为不利。”

　　●领军人物和官本位

　　不知不觉中，我们谈到中国的学科领军人物。杨乐认为，一个国家的科技强不强，主要看领军人物的水平和数量。“就像看你们的报纸有多少名记者，写了多少有影响的稿件。”

　　杨乐表示，“我国科技界需要高水平的领军人物，我们希望有年轻人超越自己。我们殷切希望年轻的学术带头人的学识和水平不断提高，以缩短与世界的差距，甚至与世界水平持平或者超越世界水平。过去中国出过这样的人物，今后也一定能出现。这就需要我们有远大的胸怀，把中国的发展纳入世界发展的宏图之中。”

　　杨乐认为，有的人总是习惯于将官放在学术之上，在排名单时，甚至将一名副处长排在学部委员院士之前。排名其实也体现了一种体制和观念。在一些管理部门，他们首先看的是“官”的级别。这种体制和观念对年轻人的影响很大。

　　杨乐表示，做学问是很艰苦的事，需要坐长期的冷板凳，任何学问不可能一下子就会有满意的结果。“我有这样的经历，一进入科研的攻坚阶段，就往往是食而不知其味，晚上只睡四五个小时，满脑子都在想遇到的问题，希望能够找到解决的办法，一想就是一整天，往往会持续三到四个星期。这必须集中精力，不能有丝毫干扰。而且需要有充沛的精力，我在年轻时能行，现在已经力不从心，就像一名高级指挥官，主要是指挥与参谋，到第一线拼刺刀不行了。”

　　杨乐说，现在的问题是，有时将研究领域和课题与官位混在一起。其实，两者之间并无必然联系。这种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