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的一些大学，包括北京大学，正在培养一些‘精致的利己主义者’，他们高智商，世俗，老到，善于表演，懂得配合，更善于利用体制达到自己的目的。这种人一旦掌握权力，比一般的贪官污吏危害更大。”这是北京大学钱理群教授在武汉大学老校长刘道玉召集的“《理想大学》专题研讨会”上说的话。这段话被参会嘉宾上了微博后，迅速被转发3.5万次。（5月3日《中国青年报》）

在提倡个体权利的今天，称某人是利己主义者并不可怕，可怕的是前面多了个修饰词“精致”，成了“精致的利己主义者”，这样性质就完全两样了。根据钱教授对“精致”的定义（见上），让这样的一批“精英”掌权，后果真不堪设想。

据我所知，钱教授已经不止一次表达过此种忧虑了。早在08年北大百年校庆时，他曾有过这样的表示，现代的大学正在培养“绝对的，精致的利己主义者”。所谓“绝对”，是指一己的利益成为他们一切言行的唯一驱动力，为他人、社会所做的一切，都是一种投资。这一概括更全面，也更令人吃惊。钱教授三番五次做这样的表达，传达出了他对当今中国高等教育的一种基本的价值判断，即大学在培养什么样的人的问题上迷失了方向。

那么，这些“精致的利己主义者”是怎么培养出来的呢？

首先得“归功于”办学体制。中国的大学属官办体制，教育行政部门掌控着大学的人事权、经济权、职称评定权等一切权利，大学没办学自主权，教师的学术权力和学术自由得不到保障。高度集权的高教体制造成了高等教育严重的官僚化、行政化和衙门化。在这种体制里，大学及教授早已丧失了独立性和批判性，凡事均按照行政指令行事，所谓大学精神早就失去了。一句话，当今中国的大学业已丧魂失魄，没了大学的精气神，焉能指望培养出具有高远理想和创新精神的人才？

其次得“归功于”课程设置。现在的大学课程设置奉行的是实用主义原则，“一切为了就业”，已成了不二法则。凡是与就业关系不大的专业、课程，不是被砍，就是无人问津；反之则无比吃香。钱理群教授曾以其亲身遭遇说明此种现象的严重性。07年暑假，他在一个大学师资培训班上讲完课，一位大学老师向他提出了一个要求，要其举例说明：他的鲁迅课对促进学生今后就业有什么作用。他听了大吃一惊，一时语塞，甚至有点手足无措，感觉心在隐隐作痛。他感慨道，今天的大学，真的成了蔡元培先生所说的“养成资格之所”，“贩卖知识之所”，成了“职业培训班”了。

再次得“归功于”老师的言传身教。且不说那些层出不穷的剽窃教授，造假学者，也不说那些与学生争抢女朋友和诱奸高中女生的老师，给大学生树立了怎样的为人师表形象，就以那绝大多数的正派教授而论，为了评上教授级职称、学科带头人、人才工程的成员，为了申报科研项目、拿到课题经费，削减脑袋，跑关系，走门路，请客送礼，多方打点，已到了不择手段、斯文扫地的地步。有其师必有其生，在老师的言传身教下，学生耳濡目染，早就学得了一套“精致”功夫。

而学生会、各院系存在的党团组织及各种学生社团，则为他们提供了练就“精致”功夫的最好场所。

“精致的利己主义者”就是这样炼成的。我将之称为“钱理群之忧”，与“钱学森之问”一样具有深刻和宏大的反思价值。

(责任编辑：张永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