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和浙江省教育厅联手推出“新时期教育理念大讨论”后，我们收到了很多读者邮件，有老师，有家长。其中一位署名“杭州一小学生家长”的读者，在信的一开头就说，“我错了。”

    “我和妻子都是（上世纪）90年代国内名牌大学的硕士，曾在海外旅居多年，以前一直很自信，虽然国内教育环境严酷，但我们的孩子一定不让他受影响。等到孩子上小学一年级，我发现全错了。”

    记者联系上这位小学生的家长赵先生，他要求不透露他的工作和姓名。

    这位70后爸爸，是个上班族，工作节奏快，语速也快。只有谈到孩子教育问题时，他才稍微慢了点下来。

    “我（上世纪）80年代上的小学，记得那时全国已经在讨论中小学生减负了，本来以为减了30年，应该减得差不多了吧。”

    减负30年，这话没有夸张。从本报历年报道中，教育减负口号一路有迹可循。

    不过，这些减负规定被赵先生评价为“一纸空文”。

    “我孩子去年上小学一年级，老师给家长布置作业，比如拼音要读几遍，预习、复习到什么程度，练字有什么要求、课外阅读、听写有哪些……数学书面作业肯定是有的，都需要家长批改，另加隔三差五的试卷等等。”

    对减负带有美好想象的赵先生，被打了个措手不及。

    “我对孩子教育，一直认定，幼儿园应该好好玩，小学以前不学文化课。孩子上幼儿园时，班上大多数同学已经开始学小学语文数学了，我觉得那些家长有点拎不清。但上了小学后我发现，脑子不清的人是我。”

    “现在小学一年级的课文和考试难度，相当于我们当年3年级的难度。”孩子带回来很多数学题，“大多曲折复杂，布满陷阱，存心不让小孩对数学感兴趣。”

    不可否认，现实是，这样的题目班上很多孩子会做，因为在幼儿园时他们就认了许多字，“这不是鼓励幼儿园小学化吗？”

    听记者提起1996年时教育部门就有规定，小学各年级不搞任何形式的会考、统考、统练。

    “怎么可能？我孩子去年小学第一学期，就遇到西湖区统考，结果老师和家长们像迎接高考似地，卷子做了一大叠，直到考试结束。”

    赵先生有海外旅居经历，不少朋友的孩子在美国读小学。他经常对两种教育做对比——

    “他们二、三年级的功课，比我们一年级还简单，这并不妨碍美国的高等教育一直领先全球，科技执全球之牛耳。”

    “我并不想展开讨论中美教育差异，只是通过比较觉得我们的教育方向错了。按理说，社会越进步，小学教育应该更人性化更科学。现在的情况恰恰相反，难道是社会在退步？”这位爸爸困惑不已。

    省教研院普教所所长林莉:改变会来得很慢很慢

    前面提到的赵先生，在给钱报的信中提出了几条建议：更换目前小学教材，教材难度至少减去一半；降低数学难度，取消平时所有单元测试；老师的考核不得与考试成绩挂钩；小学四年级前不得组织统考……

    省教育科学研究院普教所所长林莉说，这些建议事实上正在省教科院的教育科研孵化基地学校“点式”试行。“课程改革，基本取向是降低难度。”

    省教科院在调研中曾了解到，有一所学校，尽管通过制度保障教师考核不跟成绩挂钩，学校不用参加全区的所有统考、测评，结果学校还是愿意参加统考。因为他们说，“一到四年级不用考，五六年级全区统考是必须参加的，那时候我要是考不过别人怎么办？不如现在每一步都跟上，更放心一点。”

    林莉对强大的教育惯性无可奈何。“这种惯性，固然反映了老师们对自己有要求，有责任感；另一方面却也暴露出一些老师对什么是好的教育、好的教学，什么是自己所教学科的独特价值，没有自己的理解，宁愿跟着教育惯性，跟着指挥棒走。”

    与此同时，她到学校去看老师上课，也能发现不少对教育还有梦想的老师，在一点点做尝试。“从他们身上，总能让我看到一些希望，但前提还是要先遵守游戏规则，他们说不得不先把规范内的游戏玩好，有余力再去试自己的东西，先生存，再理想。改变会来得很慢很慢。” 林莉说。　　（本报记者 王玲瑛）